跋涉千里血战西北 红军西路军败亡始末

跋涉千里血战西北 红军西路军败亡始末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担负左翼掩护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过草地时,隶属左路军留滞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后与三十三军合并为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至30日,分梯次从甘肃靖远虎豹口一带强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史称西路军。到1937年3月,经过千里跋涉,历经山丹之战、高台之战、临泽倪家营子之战的西路军终于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四百余人到达新疆,副总指挥王树声为首的右支队,有零星人员化装回到陕北。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六万余人,至此损折三分之一。西安事变后,中共只能改变部队整编计划,将原计划编为四个师的部队编为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张国焘借清明祭扫黄帝陵之名逃往武汉,公开声明脱党,中共中央虽然收拢与拯救了近六千名溃散归队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却将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为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割据新疆称王阴谋实施部队,将它当时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一笔抹掉。从那时起,军史、党史,凡提到西路军,便持此论调。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粉碎"四人帮"有功的李先念,徐向前作为当事人,不甘自己所属部队蒙冤四十载,才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重新审查西路军事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电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党中央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首次为西路军平反。宣布,西路军是党中央和和中央军委为实行宁夏战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应部队,又是宁夏战役搁浅后,实施中央打通新疆,获取国际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队。至此,基本还原了西路军的真相。事实也是如此,机械而忠实地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每一个决策的西路军,正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换来了甘肃黄河以东主力红军的相对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们在陕甘苏区的斗争,保证了红军主力在那里站稳脚跟,并求得了长足的时发展。



研究历史,不应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无情和残酷的。事件的许多当事人,虽然也探讨过西路军的是是非非,但是都未曾深入剖析其根本。比如。徐向前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的遗著中是这样论述的: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电令马首是瞻,那最后决定权实际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应该说,徐帅的分析较为客观实际。但他仅仅从军事上,从部队自身的内因上分析了西路军败亡的原因,而回避了政治问题。这才是西路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分析历史和当时中央军委与西路军来往的电报。西路军的战略战役任务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飘忽无定的。既然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派西路军先期渡河为左翼策应,进攻中卫并迂回定远营(今内蒙阿左旗首府,贺兰山北麓军事要冲),就应以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南线屏蔽渭河流域,向西警戒中央军胡宗南,王均。毛柄文部,集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四军,三十一军主力,北出固原,威州,兵锋直指中宁、灵武,马鸿奎纵有天大本事,以其十五路军,除了回族骨干,汉族皆系强征壮丁的军力,也无法分兵四路堵截红军。红军照样可以实现就食宁夏黄河以南,达到在经济、文化,相对发展,人口密集地区以休养生息的战役目标。但是军委迁延时日,致使敌人大军云集,马鸿奎重新布防中卫、中宁,吴忠,战役机会稍纵即失,宁夏战役未果而终。这时,被孤立在河西的西路军如果趁马步芳大军尚未完成集结,民团也未完成动员,马步青骑五师做鸟兽散之际,丢开堡寨,一边筹粮,一边大步前进,可以在河西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军二十天就可到达星星峡,取得苏联装备给养,再回头建立河西根据地,扫荡增援河西的马家军,即完成了牵制西北四马,(青海方面,马步芳新二军,河西凉州地区,马步青骑五师,中宁中卫,马鸿宾三十五师,灵武、银北,马鸿奎十五路军)又完成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可以随时东返支援陕北。即令不取此策,也不应对叛属无常的西北四马存在任何幻想,搞什么围而不打,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结果屯兵于坚城之下,靡费时日,给马步芳大军完成集结,倾巢出动,围堵河西走廊提供了全部时机。如果,以三十军迅疾攻克武威,灭骑五师,马步芳失去臂膀,独木也难以支撑。再以红五军守住乌鞘岭,三十军急行军至张掖民乐守住扁都口,青海马家军在天险面前,只能望山兴叹,而无法奈何我军。此时,以三十军大部转战,扫清凉、甘、肃州的马家军,站稳脚跟,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未尝没有可能。但是这一切可能都被中央军委朝令夕改,变幻莫定的电令磨灭了,西路军只有空腹单衣,与敌殊死搏斗在大西北酷寒的河西走廊,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欲急进则不可,欲速退亦难行,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一途。



西路军的毁灭的大致原因有三:



第一:马家军为防止中央军插手河西事务,丧失自己的地盘,倾巢出动骑五师,新二军全部兵力八个旅,若干直属部队计二万五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动员省属各县民团八万五千人,战马四万七千匹。军力是西路军的六倍,又以来去如风,攻势迅猛的骑兵为主,在攻守之势上造成了西路军致命的威胁。



第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采取坚决果断的自救措施,甚至必要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孤军在外开始,就抱定打通新疆国际路线的宗旨。以取得新式装备,武装自己再回头补过的决心临机制敌,也能摆脱覆没的命运。但是陈昌浩跟随张国焘犯了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中央电令是听,丝毫不顾及西路军实际,他的最后决定权断送了这支部队。总指挥徐向前虽然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他性格中有懦弱,拘谨的一面,(否则,自己在前方指挥打仗,老婆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在后方被肃反,他也该老虎发威了)遇到反对,便不能坚持,其命运也就和皖南的叶挺一样,即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血创建的部队军旗坠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央军委今天要西路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电报),明天要西路军在永昌、凉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据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电),后天又要部队东移策应河东(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电报),这种以牺牲一支主力部队为结果,使其疲于奔命,首鼠两端,进不得,退不成,在敌军重围中越陷越深的自相矛盾的电令,才是西路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难道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统帅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强要一支孤军在外的疲惫之师,完成自身实则无法完成的战略战役任务,进而把他送上了毁灭的境地。探讨这一点实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想到祁连雪峰,河西黄土那被掩埋的万名忠魂,为了告慰他们,我们还是揭示历史的真相吧!



西路军实际是政治的牺牲品,尽管他担负了一定的军事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四马军力,保证了河东我军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但他的败亡,并不因为是军事。他实际是张国焘分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后殉葬品。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宁回师时还有三万五千余人,军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全部还要多。尽管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有限度地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是最有实力的部队的实际执掌者。稍有机会,松潘战役前的故技将会仍由他上演。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以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可以掩护侧翼,牵制中央军西方和四马的军力,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即令西路军败北,也大大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并借此可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使由独立山头发展起来的各支红军部队皆听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电令的由来。这样做是残酷的,但也是必要的,三十军作为草地行军右路军的主力部队,当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张国焘急速北进时,并不听命于中央,而仍回建制,足可见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至于五军,大概不谙政治的董振堂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对五军团长征以来的处境发了些牢骚,为张国焘所利用,由此招致了划归西路军殉葬的命运。事件后,延安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四方面军旧将闹事事件至少也可以反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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