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专家:重新解读档案里的宋子文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受访: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吴景平教授是宋子文研究权威,民国史专家,所著《宋子文评传》,广受好评。2005年以来,吴教授三赴胡佛研究院,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些新公布的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过去是负面人物,近年渐有客观的评价


南方周末: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海内外史学界对他有何基本评价?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景平:宋子文过去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内战罪犯”,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近年渐渐有了客观的评价。“治史如断狱”,我认为对宋子文的历史功过不应简单化处理,应当在根据基本历史事实、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判。比如,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执政台湾时期,宋子文作为党内代表人物,官方禁止对其公开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则出现另一种倾向,不顾史实,只从意识形态出发,一概否定,比如说你是外来政权、贪污腐败等等。目前的台湾,对民国史及其代表人物,缺乏进行客观研究的环境,而且已经很难获得官方资助。


宋子文批评胡适对美外交太书生气


南方周末: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史料的陆续公开,对推动两岸民国史的研究有何意义?对宋子文的历史评价是否可以改观或提供新的解释?


吴景平:这些史料对民国史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开放至今的时间比较短。假以时日,如果能将其中若干有代表性的资料进行选编、校注,公开出版,对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些人物及民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复旦大学正与胡佛研究院合作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前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即使属于非政治话语范畴的成果,也不够具体深入。另外在观点及方法上,要真正尊重历史。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是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不会因我们的爱憎而改变其性质。不应满足于只给出一些共性的、抽象的结论。


比如研究蒋宋关系,就要关注抗战时期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和外交部长长驻美国期间所发挥的作用,而宋与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胡、宋二人不和已成定论,在胡适的日记中多有涉及。研究这段历史,如果仅看到胡适日记中称某公没有度量等等一些评语,就会留下宋欺胡、耽误国家外交等印象。我去胡佛后,把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中所有有关的部分进行了摘录与研究,现在基本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


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是老资格的外交家王正廷,当时美国对华援助非常保守,王几次在报告中称,在争取美援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事后却证明上了美国掮客的当,不但白白浪费了许多钱,更贻误了对美外交的开展。蒋介石决定换人,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经常利用其个人声望在美发表演讲,对美国朝野了解与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蒋介石政府最迫切需要的是直接的军事、财政援助,于是孔祥熙比较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又被派过去,以加强与美国工商、金融界的联系,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并先后达成两次借款,但是与蒋的要求和战时中国的需要依然相差较远。


据日记所载,蒋介石其实早已经对胡适产生不满,包括胡适多次接受美国各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蒋认为作为驻美大使,不应该过多地在这些方面耗费精力。蒋的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他多次准备把胡调回国内,并考虑过顾维钧、施肇基等多位继任人选,又担心胡因此滞留美国,在外交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一时难以决断,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8月才免去胡的驻美大使职务。宋子文作为特使于1940年6月赴美时,蒋不仅授权他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从事外交交涉,还特别说明在美国办理“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兄迳自进行为便”,而且接洽美国军援的具体情况也要对世界贸易公司保密。


宋子文对胡适在美的外交也不满意,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多次提到胡适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有些说法不妥;在向美方介绍中国的情况时不准确、不全面,甚至有错误,会造成误解。宋还向蒋报告,蒋的一些重要文电指定要送达给胡适时,却找不到胡,因为他又离开华盛顿外出演讲去了。宋赴美时曾向蒋要求安排一个政府实职,因为作为蒋的代表其实是“妾身不明”,对在美从事外交工作不利,蒋没有应允,在这种情况下,宋认为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大使与他共事,像胡适这样的人,书生气太浓,长于坐而论道,与军火商、财经要人及政客等打交道缺乏经验。


通过这些档案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胡适抱怨宋的真实原因及背景,还有蒋、宋、胡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他的档案中对此有没有记录或特别说明?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我印象中,他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另外,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实际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员工,政府提供的经费远远不够日常开支。怎么办?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内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另外,他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你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你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比如他的秘书。


总之,宋的档案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复件保留,价值比较高。


南方周末:对宋子文恶评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间接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


吴景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很复杂,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档案尚未公开,暂且不说。宋在抗战时期并不主持财政,他在1933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职务,这两个职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担任的。孔把财权紧紧抓在手中,后来连蒋介石都对此不满。蒋的日记记载,孔连政府到底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告诉他,导致蒋对美国依赖度的政策上发生误判,蒋在日记中说,如果早点知道实情,就不会过分依赖美国。


孔祥熙连国库的家底都不告诉蒋,更不要说宋了。抗战时期,宋、孔其实是非常对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凡达成的美国对华借款和财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据宋子文档案中记载,宋对孔的作风深表不满,包括他在美国促成一项借款协议,孔立即回复说,接下来你不要管了,这是我财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是否信任自己,宋子文没把握


南方周末:最新的档案资料,是否能够对蒋、孔、宋三人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


吴景平:孔的档案还没公开。我们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观察,看抗战这8年的情况。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公务方面,而且是公事公办。蒋与孔家的关系反而比较近,比如下班回家途中会顺便到孔家去吃个晚饭,还有遇到后辈的生日、订婚仪式等等,他都会去。宋霭龄在蒋日记中也经常出现,蒋称她为大姐,与她来往较多。


等到蒋孔关系不好了,蒋决定重用宋,让其担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再加上宋在中美外交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协助蒋解决了史迪威问题,蒋才有一次出面为祝贺宋子文的生日,吃顿晚饭,在战时蒋的日记中仅此一次。其他公事以外的事情极少提到宋,即使出现了宋也多是责骂,称宋个性太强,自以为是,不听他(蒋)的等等。


南方周末:宋在美援方面作出这么大的努力与贡献,足以显示出他的能力,为什么蒋反而那么相信孔?


吴景平:国民党政权当时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究竟如何运作,造成其政权垮台的根本的制度性问题在哪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这些年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抗战比较困难的时期,国内财政金融状况不好,货币贬值,人心浮动,军事上处于守势,按理政府和党的高层人士之间应该齐心协力,求同存异,不计个人恩怨,共同对付日本侵略。可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宋一直在担心蒋对他的真实态度,他一直没有把握蒋是不是信任他。所以宋的档案中记录,他曾经函询钱昌照,委员长对我究竟是什么看法,包括最近对孔又是怎么看等等,对这种家族关系、上下级关系,宋根本没有信心。


赞成战时政治民主


南方周末:您曾经3次赴美国胡佛研究院查阅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这些资料中有没有特别令您印象深刻的?


吴景平: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发生政治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大公报》还发表了对蒋政府的批评文章。当时宋在美国,听到重庆朋友传来的消息后表示赞成,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应当有一定的民主进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宋自己表述的赞成战时政治民主的主张,当然这些观点没有见诸报端,是在与其国内朋友的通信中反映出来的。


还有琉球群岛问题,根据1943年5月宋和罗斯福总统的谈话记录,宋子文正式提出过,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要收回东北及台湾、琉球,罗斯福表示赞成。但是在同年的开罗会议期间,蒋向英美方面谈到琉球主权问题时,表示中国只要求参加战后和美国一起对琉球的管理,属于国际托管,不要求收回。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差别呢?我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蒋宋关系在开罗会议前的史迪威事件中破裂了,蒋震怒之下,拒不见宋,不再让宋处理外交公务,宋无法出席开罗会议。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部长却不能出席,岂非咄咄怪事?后来去的那些幕僚,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宋和罗斯福有过那样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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