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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

中评社香港12月21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20日载文《解读中日对一份公报的争执》,摘要如下:


就在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出现转暖之际,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外交“公案”,那就是围绕一份公报而产生的争执。


在12月1日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日本指责中方公布的《联合新闻公报》删除了“日本表明期待中国努力调升人民币汇率”,以及“日本指出中国参加能源宪章条约所具有的意义”的部分,内阁幕僚长和外长先后对此表示不满,幷要求中国做出更正。


对此,中国回应称,那幷非共同文件,也不是共同声明,只不过是双方各自汇报会议内容的文件而已,认为其中内容存在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方“删改”之说与更正要求,“有悖于两国友好合作的气氛,幷且与客观事实不符。”


日本外交部官员虽然对此答复仍不满意,却声称:“虽然该事无疑违背信用,但还不至于事无巨细地要求更正”,幷辩称“幷非提出外交抗议。”幷认为此事“不该影响首相访华。”至此,引起两国舆论高度关注的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从对日方指责的回应看,中方的辩解让日方无可奈何:的确,联合新闻公报作为一种各自介绍会谈情况的文件,虽然经过双方低层次事务性官员的磋商,但这仅仅表示双方对会谈内容总体框架的大致确认;公报既没有经过两国代表团长的共同确认,也没有共同签字,因而在发表时,双方各自有所侧重和取舍,实属正常。



从上述分析看,中方从大局着眼,在战略上无疑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首次经济高层对话,也对会谈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对于日方催促中国加入《能源宪章条约》的态度,特别是借此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做法,中方也通过这次事件表达出明显的不满。


其实,日本此时加入人民币升值施压阵营,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讲都不太明智。


首先日本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殷鉴不远: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被严重低估的日元加速升值,但日本仍实行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随后的恶性通货膨胀。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后,为应对日元升值后的经济衰退,日本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超低利率导致流动性过剩,形成泡沫经济,随后又对货币政策急速收紧,最终导致泡沫在1990年破灭,引发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如今中国面临类似情景,日本不仅不站在东亚经济共同体高度予以体谅、提醒和帮助,反而加入施压行列,自然让中国十分不快。


其次,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认为汇率扭曲和价值被低估的不仅是人民币,而且还包括日元,中日本来在汇率问题上是同此凉热,如今日本却临阵倒戈,跟在美国、欧盟后面向中国施压,纯属政治和外交战略上的典型投机。


其三,人民币升值过快对中国有害,对日本却也未必有利,况且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幷未受到人民币汇率困扰。


由此看来,这一事件表面上看似乎是中国有欠公道,实质上却是因为日本为本国利益而做出的投机举动,中方借此对其进行敲打,显得很有策略而又节制。而日本自知底气不足,加之国内政局诡谲难料,所以也就只能自找台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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