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书信交往 党外名流黄炎培的信函参政


2007年12月21日 09:00:4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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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字任之,号楚南,笔名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浦东)人,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上海。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1903年因不满晚清弊政,公开在南汇演讲而入狱,被营救脱险后东渡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浦东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即被公推为江南五地代表,策动江苏巡抚起义。1914年,因

不满张勋弊政愤而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等职。袁世凯称帝后,他在教育界率先通电声讨,从而成为江南最有代表性的正义斗士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黄炎培在上海积极组织声援。1932年,他与章太炎等爱国人士以中国国难救济会的名义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翌年,他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活动,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从延安的首次相见,到北平的书信交往,黄炎培与毛泽东相识恨晚


1949年8月的一天,居住在北平东城一条小胡同深处的黄炎培,忽然收到毛泽东从城外双清别墅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香山给黄炎培写信的起因,系他前一天从报上读到黄炎培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的文章。1949年8月5日,华盛顿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公然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正是这份白皮书,引起了寓居北平的黄炎培的极大义愤。他读了白皮书后,无法按捺心中怒火,马上组织民建其他负责人在北平召开座谈会。虽然此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但黄炎培能以同仇敌忾的民族感情及时组织民建进行讨论,并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发表声明,确实需要一种爱国的勇气。毛泽东读到《人民日报》8月24日以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名义发表的《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以后,欣然命笔,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很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从小就追求民主进步的黄炎培,此前虽从报刊上多次见到毛泽东那龙飞凤舞般的潇洒草书,但从没想到毛泽东会主动给他写信。毛泽东的来信,不仅书写苍劲有力,而且以中共领袖的高瞻远瞩展望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的壮丽前景,尤让黄炎培这位深谙历史风云的社会活动家心如潮涌。同时,黄炎培也从北平报纸上读到美国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抱有的敌意,深感民主党派的任重道远。他在拜读毛泽东的来信后,即于8月24日挥毫给毛泽东复信。这是黄炎培在建国前夕第一次以书信方式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阐述他的看法和意见。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润之主席:


读尊示对民建斥美帝白皮书的发言的指示,我们是很感动很兴奋的。


民建自接受团结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以来,我们常在奋勉之中带一些悚惧,不是对外倒是对内的教育问题,整个的对外政策的胜利我们确是有信心的。问题是在如何使得一般民族资产阶级迅速了解到建设中斗争,斗争中建设的道理,而鼓起他们的勇气,发挥出力量来,希望主席□□指教。


此文经过在平许多民建同人开会研究,小组讨论而定稿,执笔起草者是孙起孟兄。谨谢厚爱,并致敬礼。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收到黄炎培的复信后,不禁回想起他与这位民建负责人当年在延安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毛泽东在1945年夏天与黄炎培见面之前,就对这位江南才子敢于反抗邪恶的精神有所耳闻。他记得1937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幽禁著名“七君子”于苏州的时候,延安报纸就刊载了黄炎培等人于当年5月从上海组团前往苏州探视“七君子”的新闻。如果说黄炎培此前与陶行知、蔡元培等人推崇马克思为“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引起毛泽东的敬意,那么当黄炎培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七位爱国人士赴苏州时,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敬意和好感更深。所以,当1945年7月黄炎培与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六位知名人士为促成国共合作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机场上与黄炎培初次见面,就感受到这位民建负责人炽热的爱国深情。


让毛泽东尤为感动的是:在眼下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共两党争战胜败难辨的关键时期,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能够舍弃他江南地区的舒适生活,毅然北上来到古都北平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足以说明这位著名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向往、追求与信任。自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北平以后,黄炎培就积极参与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为共产党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出谋划策,甚至到了知无不言的至诚境地。特别是在上海战役即将打响前,黄炎培更是为解放军解放上海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而这时他的爱子却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噩耗传来,老人泪洒衣襟。然而,当他听说民建将公推他为代表参加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时,黄炎培不仅欣然受命,而且将失子之痛化为力量,信心百倍地投身到支持共产党的斗争中来。其中,黄炎培参与包括共产党在内10个党派负责人签名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就表明他已经毅然走上了为国家为人民参政议政的道路。


毛泽东想起与黄炎培的交往,马上欣然命笔,再复一信。对于在即将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担任要职的黄炎培,毛泽东对他充满信任与期待。他多么希望能够不断倾听到这些党外民主人士的建设性意见啊!


8月29日,当黄炎培在北平东城那座幽静四合院里再次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时,他的心也飞向香山的双清别墅。他想起重庆谈判之前,自己与其他五位知名人士访问延安的往事,毛泽东与他相识恨晚的感情,让黄炎培引以自豪。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特备酒肴款待他们六位参政员。席间肴馔虽然都是深山野菜,然而毛泽东那些深谋远虑的话,早在黄炎培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平生喜欢书法的黄炎培,为能够多次得到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亲笔信而自豪。他认为毛泽东的书信不仅在政治上高屋建瓴,甚至每行字也都是珍贵的艺术品。黄炎培把毛泽东的来信反复阅读几遍,决定再写一信,以便把他思考多时的肺腑之言向这位中共领袖一吐为快。他感到与坦荡无私的毛泽东进行对话,任何戒心和隐晦都是不必要的。黄炎培挥毫写道:


润之主席:谨陈三事:


一,近作一文,题目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自己很高兴,环境允许我今天畅畅快快把过去几十年经过,很真实地写出来给大众看看,同时已经安排好一条新的途径,让这一群人继续努力,前者很愿先生更亲切些。鉴察到我们自己乐于陈述出来的长期苦斗中所犯的毛病与自己感觉到这些病根的由来,而赐以指正。后者更愿先生指示,我们这条新的途径有没有错误。因此陈上小册,敬求公余赐览。


二,续奉手示,承对民建办事方式,加以赞许。正触及我心头一点,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作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据我所读到的,民主集中制初见于1938年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项,而刘少奇先生修改党章报告第五节亦已详确地分析清楚。我意再为具体说明。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及编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送,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天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


三,(略)


毛泽东在收到黄炎培寄来的信及附件以后,当即抽时间阅读,并于9月17日再次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内称:“此文很好,我一口气读完。末两页更好,这是你们的纲领,应该送报馆发表。”黄炎培遵从毛泽东的意见,将民主建国会起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交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遂于当年10月15日将文稿全文发表。

黄炎培频频上书毛泽东,所有合理化建议都包含着为共产党分忧的一片赤诚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的时候,黄炎培作为民建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在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还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建国之初,百业待兴,黄炎培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全力参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为联合全国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不遗余力。他虽然年届高龄,可是仍然多次深入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只要发现问题,回京后都会主动向周恩来反映。对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问题,黄炎培还要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喜欢畅所欲言地向毛泽东陈述问题,同时也提出一些解决矛盾的合理化建议。当时,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有黄炎培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参与。


1953年9月7日,就私人工商业改造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包括黄炎培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讨论。时任民建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参加这次座谈会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改造政策有了更深的体会,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思想改造和当时将要展开的全国性认购公债两项任务,更是积极赞同和拥护。作为副总理的黄炎培,对当时国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资金紧缺问题很是忧虑和焦急。他认为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到了当时国内经济问题的根源。黄炎培遂于当年11月9日在京召开了民建领导成员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号召和鼓励民建会员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私人工商业改造政策。12月1日,黄炎培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全国工商联的近况。他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


民建会员经过了这次大会,一般说来,对社会主义改造,有了新的认识。工商界同志有些(人)愿以实际行动,答复政府的号召。九月七日颐年堂给予工商业新的指示以后,承嘱劝荣毅仁等内地设分厂,此次会后,他们具体答复了。


……


民建接着这次大会,正号召各地分支会会员,为了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有步骤地展开学习、宣传(以爱国守法为中心),相互帮助、监督、检查、了解、表扬(或批评处分)各项工作,希望民建会员在工商界实际上起一些带头作用。


公债条例公布后,还须与劝募公债结合进行。当随时向第六办公厅秉承办理。


此次公债,我个人以为总额并不算大为好,努力争取超额,应不至困难,这样将在国内外起莫大的政治影响。建议由总工会首先大声响应,要求私营企业踊跃认购,那私营企业家将追随恐后了。


毛泽东对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寄来的信件和材料,一般都会给予格外关注和重视,尤其对黄炎培的来信,不但每一次都要抽空披阅,而且还要在阅读之后有信必复。这对于每天星夜披阅重要文件的毛泽东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黄炎培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函不久,即于当年12月29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谈到了他即将开始的出行考察。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我在考虑,此时我似乎应该也可能向(到)几个地区走一遍,也许多多少少地有些贡献。


为了民建这次大会决定了在半年内大力展开爱国守法教育,肃清残余的丑毒,为号召工商界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此时需要组织力量,前去做一番宣传工作。


为了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民建应分担一部分宣传推销认购的义务,更必须有人前去好好做一番工作。这次公债总额一般认为并不大,最近上海来人,工商界这样说,我个人以为必须争取超额。这是于鼓舞人心,增进国际声誉上很有政治意义的。我们值得努力。


这些结合起来,就工商界说,基本上都是于社会主义改造有关系。经过最近大张旗鼓地号召,工商界对社会主义认识可算进了一步。但远是不够的。根据民建陆续收到各地思想反映,是这样的。我很想在这上边尽一番力,作进一步的宣传。


轻工业部自从宋劭文同志来,增加了不少领导力量。我离开一个时期,可无问题。如果成行,拟以民建代表者身份,建立小组,集体工作。向几个大城市,京津以外,上海、武汉拟作为主要,如条件允许,再往广州,此外城市分派组员前去。在党政领导之下,与工商联合作,对整个工商界作亲切的宣传。主题认定社会主义改造,时间似宜一月下旬出发,往返不超过一个月。以上所拟办法,是否有(妥)当?敬候指示,以备进行。


在一般情况下,身为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到各省市进行调研,依例只需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报告就可以成行了,可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凡有重要行程几乎都要向毛泽东直接报告,并且习惯于听取这位良师益友的意见。黄炎培在这封信中着重提到建设公债的问题,不难看出在当时国家发行公债的任务是何等沉重,而黄炎培情愿为国家发行公债而身先士卒,不辞辛劳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则尤为感人 毛泽东给黄炎培的四封书信,体现着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精神


1954年春天,黄炎培就有关问题写信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随信还寄去了几份附件,希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阅。毛泽东对黄炎培寄来的函件连夜披阅,亲自处理,并于3月12日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北京的黄炎培。毛泽东在信中说:


黄副总理:


三月八日惠书阅悉。


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们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


进入1954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在酝酿第一届全国人大的领导人选时,考虑到黄炎培已至耄耋高龄,多年来始终为中国革命辛苦奔波,尤其是建国以后披肝沥胆地为国家工作,身体状况已不适宜继续留在第一线工作。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黄炎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虽然工作的担子相对转轻,然而黄炎培仍然老当益壮,还像从前在政务院和轻工业部任职时一样,每年都主动请求到各省、市、自治区去调查研究和走访工商联基层单位。每次到基层调研回京以后,照例都要把自己在各地调研时发现的新问题、新经验和新想法,一一写在纸上,然后寄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以期让他的调研成果能够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方针政策时的参考资料。


1955年春天,黄炎培决定到基层进行视察和调研,在写信给毛泽东通报此事时,还把民建的近期工作情况一并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阅后,于5月26日即亲笔作复:


任之先生:


五月二十五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


毛泽东不但支持黄炎培下基层,同时也关照他“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进行考察,如此具体的指示,无疑给黄炎培以巨大的鼓舞。1955年秋冬时节,已经77岁高龄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即便生病住院,黄炎培也还在不断督促工商界正在进行的思想改造。当黄炎培把一批反映工商界思想改造的新成果的报告和资料呈送给毛泽东时,他为他所领导的民建的工作正经受中共中央的检验而自豪。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读到黄炎培的书信时,心情无比愉悦。此前他乘专列到南方巡视了一圈,刚回京不久,就见到了桌案上黄炎培送来的信件,读罢感慨万千。1955年11月17日,他提笔给黄炎培作复: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唯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闭幕后不久,黄炎培作为一位党外民主人士,得以提前拜读毛泽东尚未公开发表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民建在京领导成员认真贯彻中共八大精神,脚踏实地地遵照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学风,结合民建内部存在的问题,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思想矛盾的武器,在短时间里取得了成效。


就在这一年岁尾,民主建国会在黄炎培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后,黄炎培把民建与工商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经验,写成报告寄送毛泽东参阅。


毛泽东对于黄炎培在民主党派中率先开展的学习运动颇感兴趣。他读罢黄炎培的报告,兴奋不已,于12月4日欣然命笔,表达了如下意见: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目的)。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以老朋友的语气,与这位肝胆相照几十年的党外老友进行坦诚的交流。毛泽东不但在信中给黄炎培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性质与规律,同时也说明了揭露和解决矛盾的两种方法,甚至还向黄炎培袒露了他对国际问题的心态。如此作书复函,俨然一对久别重逢的挚友在品茗谈心。

晚年黄炎培仍然与毛泽东书函不断,至死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57年春节刚过不久,黄炎培就应邀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黄炎培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一席语重心长的讲话。毛泽东坦诚地表示:“国家建设中出现了马鞍型下降。”同时,毛泽东还承认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错误。一个月后,黄炎培又列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让黄炎培心情激动。尤其是毛泽东在两次会议上都号召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的真诚态度,深深打动着黄炎培和所有与会的党外民主人士的心。黄炎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如此坦荡的襟怀而高兴。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并在会上带头发言,并一如既往地把他发现的问题写信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1957年4月21日,在即将南行的前夕,黄炎培决定把自己的行程及去上海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活动的安排告诉毛泽东。他写道:


毛主席:


五月二日我想出发视察江苏、上海,同时参加四十年前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会(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待五月底再在北京举行)。


敝陈诗五首,赐教。


职教社原想结束。李维汉部长勉我们继续努力,现做三件事……


从黄炎培给毛泽东抄录的5首诗中可以看出,早在40年前成立于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始终是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多年为失业工友解决就业问题的基地。诚如黄炎培诗中所说:“善良愿望出天然,失业呼号太可怜。建设于今尊技术,盲人瞎马一鞭先。”因此,黄炎培不但要亲自去上海赴会,还希望月底在北京举行纪念活动。他认为:“不逐时芳亦自尊,冰霜翻为护紫门;苦心种得千竿竹,付与绸缪牖户人。”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赤诚之心自然甚为理解,因为黄炎培知道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完全符合毛泽东不久前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黄炎培在视察大江南北以后,面对中共中央正在酝酿的全国性农业合作化运动,深感农村土地正由于殡葬占地的不断扩大而日渐减少。他在农村视察中还了解到,有些地区因土地面积的与日减少,一些农民甚至主动提出毁掉祖坟以增加耕地。鉴于此,黄炎培萌发了向中共中央建议进行殡葬改革的意见。1958年,黄炎培提笔写了一篇题为《试倡平地深葬》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发表后,很快激起全国民众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农村群众对此反应更为强烈。直到这时,黄炎培才感到有必要把这篇已在实践中获得群众支持的文章,呈给毛泽东参阅。


1月29日,黄炎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毛主席:


临获□□伟大的原则性的进步性的指示,我个人很希望主席在全国人大的大会上讲一次,相信同志们有同样的期望。


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葬死人的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特别在农业生产大高潮即将到来,和反浪费运动展开的时候(火葬好,但一般地方特别是农村还没有条件),此文敬请主席公余赐阅,予以审核。


此文先曾发表在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和一月十二日《新闻日报》,是一种公开建议性质。各报先后转载,人民来信有直接给我的,有送报纸发表的,纷纷表示赞成。《人民日报》一读者来信,“以灌云县为例,全县十三万多户,平均每户祖坟两座,每座占地五厘计算,就有一万三千多亩地不得种。全国占地多少呢”?四川璧山一人民来信同样计算,就在鸣放中放出这一意见。有人主张合作社公墓采用此法。


我以为此时应该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


黄炎培在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文章两天后,又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撰写了一份题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的提案,交付人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良好建议给予了肯定。这也是后来中央提倡殡葬改革的一个重要参考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后来一致主张和倡导的火葬及赞同身后不留遗体的殡葬改革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黄炎培这篇文章的启示,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黄炎培病逝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参加了吊唁和追悼活动。毛泽东惊悉黄炎培病逝的噩耗后无比沉痛,他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至诚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而悲伤。毛泽东献给黄炎培灵前的花圈缎带上这样写着:“黄炎培副委员长千古,毛泽东敬挽!”(窦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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