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元帅——陈毅往事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些气势磅礴的诗句,透着陈毅元帅对革命的一腔豪情、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丰富多彩的传奇一生,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


从与朱德一起率南昌起义军转战闽粤赣湘边界,领导湘南起义,到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建红四军……陈毅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元帅,又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还是一位极富诗情的诗人。


《陈毅传》编写组倾十年之功,综合千余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口述、回忆及无数档案、文献资料,以谨严平实的文笔还原了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的陈毅元帅的一生。


“陈代军长”


1941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式掀起。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率部向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进逼。中共中央除令江南新四军部队迅速北移,并从华北派遣八路军一部南下以加强华中兵力外,号召所有华中与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的进攻而奋斗。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陈毅与刘少奇等重任在肩,夜以继日地部署工作,并且商定在1月12日开始举行一次旅级以上干部会议。数日后,发现日军在盐城附近据点大量增兵。敌、顽夹击的形势已在眼前。陈毅为落实东北方向的防务,于1月7日前往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


但当他于11日下午返回总指挥部时,盐城已遭日本飞机轰炸,文庙、抗大宿舍及仓库等多处中弹。其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军正在皖南围攻奉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13日皖南电讯中断,军部下落不明。15日传闻皖南已经失败,叶挺军长等已被国民党扣押,许多人听了失声痛哭。陈毅也有揪心的痛苦,但在局势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如何驾驭形势,作为高级领导人亟须作理智的思考。


其时,国民党已于17日发布了反革命命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于1月20日与22日先后发布命令和发言人谈话,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强烈谴责了中国亲日派的罪行。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于1月25日下午在盐城“游艺园”举行了新军部成立大会,发布了新军部领导人就职通电。陈毅随即发表《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的长文。


其实,陈毅已一再在失败的条件下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收拾残局,重整旗鼓。1927年秋冬和朱德把南昌起义军带出危境是第一次;1934年到1937年和项英坚持南方游击战争是第二次;现在他和刘少奇一起力挽危局是第三次了。


新军部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整编部队,布阵华中,统一指挥。1月26日是庚辰年除夕,当夜陈毅与刘少奇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新四军部队整编方案。对此,中央军委同刘、陈作了多次商议、调整,最后决定新四军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军部直属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及特务团共约9万人。


陈毅与刘少奇等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中地区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军和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各师的具体任务是:第一、第三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第二、第四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第五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七师的联系;第七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二、第五、第六师的联系;第六师坚持苏南,阻止反共军北渡。这样便统一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年3月27日通过:中原局(5月改为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四人组织;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五人组织。


新四军创建已三年多,此时从组织上、指挥上完全统一起来。


反投降,反“扫荡”


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军兴奋异常,加紧向华中各根据地“扫荡”,并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1941年1月,便将原驻防镇江地区的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简称第十二旅团)调到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侵占了黄桥等重要市镇,同时又和汉奸汪精卫一起加紧引诱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降。准备李部投降后,立即大举进攻海安、东台、盐城等地,歼灭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苏北主力。刘少奇、陈毅认为,要坚持华中抗战,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必须坚决打击投降势力,粉碎敌伪“扫荡”。


2月14日,大雪初霁。陈毅和粟裕等在火盆边查阅泰州一带地图,分析着各方动向,讨逆战役的计划逐渐成熟。


2月17日,接获军部急电:李长江已公开投敌,野心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阴谋计划之内。刘少奇指出: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迅速解决之。


18日黄昏,部队沿海安到扬州的公路向西出击。第二纵队司令王必成首先率部攻克姜埝,叶飞、陶勇分率第一、第三纵队迂回包围泰州,进展神速。20日晨便突入了李长江总部,李逆翻墙率百余人仓皇逃走,两个支队战场反正。此役共歼李伪军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其中有大宗的黄色炸药。


讨逆的胜利引起了延安和重庆的巨大反响,毛泽东主席2月24日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通报广为宣传。


讨逆战役胜利后,陈毅判定日军必将疯狂报复,因而下指示、发文件、写文章、作报告,总是强调加紧反“扫荡”的准备。


果不出所料,7月20日,日、伪军分别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向盐城猛扑。日、伪曾在南京夸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将军即今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


日军于7月22日占领盐城。又利用雨后河水暴涨的机会,调来许多特制的装甲汽艇在飞机配合下四处搜寻,陆地上则投入一部分骑兵和大量步兵。陈毅和刘少奇则率轻便机关和敌人“捉迷藏”。军部暂驻的北左庄是在西塘河东岸,四周都是小河沟,像一个小岛,敌人的装甲汽艇一遍又一遍地在周围巡逻,也没有发现这里的秘密。


25日拂晓,军部抵达硕家集与第三师会合,29日陈毅、刘少奇到达陈家集西北之岔头,向第三师交代,现在军部及庞大的后方都拥集于附近一带,遇敌扫荡,必受损失,必须争取时间分散转移。为此要求三师部队在东沟以北行动,以吸引敌人,转移敌人视线。但是,仅仅过了三天,三师指挥部突然发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省主席韩德勤派出六个团以上兵力进攻益林,三师处于日、韩夹击之中,遂放弃益林,主力转移。日军占领益林。军直属队转移到殷家桥时,又发现阜宁城的日军南开,发生了遭遇战,军法处和医院陷入险境。


刘、陈考虑到情况复杂,为了保证在严重情况下指挥不能间断,决定两人分开行动。刘少奇由军参谋长陪同,亲率一个连及直属队转至东北方向活动,以便安稳地指导整个华中工作。陈毅富有游击战争经验,便留下继续处理后方物资等的善后工作。


陈毅深知,一师为了配合盐阜区反扫荡,当日、伪部署进攻盐城时,便发动了攻势作战,围攻和袭击了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十几个日、伪军据点,正当日军向盐城“扫荡”时,又进一步发动攻势,围攻泰州、泰兴城和姜埝,攻克天星桥、孤山、黄桥、季家市、加力、古溪等重要据点,对盐城至东台的敌占交通线,不断进行袭击和破坏。这使“扫荡”盐城的日伪军南北不能兼顾,不得不于8月初将大部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转向苏中进行报复“扫荡”。三师主力一部随即收复了东沟、益林。陈毅十分欢喜,立即向刘少奇报捷。


陈毅冒着大雨而行,到达张家码头与刘少奇商决反攻大计。根据反攻计划三师的两个团、第二旅、军部特务团和抗大,分别袭击湖垛、上冈、伍佑、刘庄、冈门、南洋岸的日、伪军,颇有斩获。如第二旅等部攻克盐城东南之裕华镇,全歼日军两个小队,伪军近600人,其中日军被击毙70余,生俘7人。继而又攻克秦南仓等据点。这一切,造成了盐阜地区敌人的极大恐慌,被迫将“扫荡”苏中之兵力北调,以保持其占领地区。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的一次空前大“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中,新四军共作战1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800余人,击沉、击伤汽艇13艘。

捉放韩德勤


早在1940年12月,国共关系趋于缓和,黄克诚部便和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恢复了通讯联系。元月7日,韩德勤也暗遣其特务营长到黄克诚部要求在阜宁县益林镇设立商业机构。陈毅等指示黄致书韩氏,表示积极而诚恳的态度,以争取打开苏北地方谈判局面进而影响全国之合作局面。24日,韩德勤派了****来到三师,说他们得到敌伪即将“扫荡”曹甸、车桥的情报,此次想先取得新四军的谅解,如果敌人“扫荡”,韩部可以转移到新四军的防区。于是,双方商拟了临时协约:在日军“扫荡”时,新四军当配合韩部作战,牵制敌人;韩总部及省府机关在困难时,可向新四军规定的地区转移,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府、群众团体不加侵害,并予保护,“扫荡”过后即返原防;敌“扫荡”新四军时,韩方应原地不动。


1943年2月,当日军开始向韩部扫荡时,新四军实践诺言,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新四军的掩护下,韩方溃散的部队大部脱离险境,并退入淮阴、涟水、苏家咀之间新四军防区休整,新四军还在粮草、经费方面予以接济,博得韩部广大官兵的感激。


然而在蒋介石的统一部署下,韩德勤恩将仇报,不去向日军收复失地,反而乘日军转兵向新四军大举“扫荡”之机,突然侵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面派队接应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东进反共,一面向西占领里仁集、程道口地区,完全违反了黄、韩协定。而且不听劝告,于3月中旬亲率黄桥战役后重新组建的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的余部以及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等部,在林公渡等地偷渡运河,侵入淮北中心区的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扣留麻杨区区长,将区队全部缴械,公然叫嚣要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为驱逐韩德勤,粉碎王仲廉之东进反共,陈毅等电令四师主力及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及淮海分区部队,全部归四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统一指挥,于17日晚发起攻击。并且明确规定,如在俘虏中有韩德勤,便给予空隙让他逃走。18日14时,攻击王光夏部队的山子头战斗结束,王光夏被击毙。


在查询俘虏时,有个军官说他不认识谁是韩德勤,可是当部队要把这个军官作为一般的俘虏释放时,他怕放出后安全无保障,忽又主动招认自己是省主席韩德勤,要求会见彭雪枫和邓子恢。于是作战部队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韩表现很悲哀,吞火柴头,绝食,要写遗嘱,表示要“杀身成仁”。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与他谈话,他痛哭流涕,并求见军首长。


陈毅等研究了四师发来的电报后,乃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尽。韩为其本身利益,可能与我靠近,不积极策动蒋派部队东进。韩此时最忧虑者,即为期日久问题扩大,本人虽能自由,其前途终被牺牲。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协定,进行私合,应迅速释放。如韩背约再行反共,彼力量既小,又在我掌握中,易于制服。同时王仲廉等东进决心必更动摇,蒋虽坚持也无能为力,故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妥协,释韩要快。


电报发后,陈毅夜渡洪泽湖,到达四师师部。他听取了彭、邓的详尽的汇报后说:韩德勤被俘,最怕杀他,其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持其江苏省主席地位,故多方哀求央说。此点可以利用。因此,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日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面便于侦察重庆态度,一面因韩未下台,则重庆方面就不便以汤恩伯取代之,而汤因未得江苏省主席位置就不愿用自己的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陈毅的见解,彭、邓表示完全赞同。


于是,陈毅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陈毅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遂于当天约韩谈话。韩一见陈甚喜,欣然出迎,并愿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然后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被俘的许多问题。陈毅也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予以开导和批评,然后双方议定了一些事项。


4月1日,韩来回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他饯行。宴后,四师备了牛车将韩送归,韩留其参谋长接受俘获之人枪等事。韩提出借钱,陈答应送给8万,并送还了他的手表、皮包和手枪。韩德勤愉快上路。就在当天,韩的代表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


在这次捉放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历史地分析了韩的实力变化情况,全面地考察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果断地做出决定。实践证明陈毅的决断是正确的。不久以后,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未敢东进。


迢迢延安路


1943年11月,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希望陈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当时他的妻子张茜刚生下第二个男孩,取名“丹淮”。他把妻儿托付供给部长宋裕和、卫生部长崔义田照顾,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踏上去延安的遥遥路途。


陈毅轻装简从,只带两个警卫员。军部派作战参谋和炊事员各一护送。


陈毅一行五人,先过洪泽湖到四师,由华中局交通局局长曾浪波和他的妻子叶彬护送他们去延安。曾浪波是位老资格的红色交通员,为了安全起见,他要求陈毅化装为资本家,韦国清随即叫人用没收汉奸的一副貂皮为军长赶制一件蓝色碎花缎面裘袍,称陈毅为“张老板”或“掌柜的”,一切料理妥善,便派了骑兵排护送,在夜色中登程。


陈毅一行在微山湖上安度了三昼夜,继续西行。踏进湖西,要经过沛县、丰县与曹县南部地区,那边是一望无垠的原野,又是日、伪、顽割据区域,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尖锐残酷,特别有一处三角地带,日军正在进行报复“扫荡”。陈毅决定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急行军速度通过这三角地带。


1943年底,陈毅一行到达安阳附近。这是平汉路的要点,敌人封锁很严。陈毅化装成大绅士,坐上轿子,曾浪波化装成商人,坐黄包车;叶彬骑毛驴,扮成回娘家的妇女,分成三路,由化装成伪军的秘密武装交通人员在后面掩护,随时准备战斗。下午1时,正是过往行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在人群中穿过安阳,越过了平汉铁路。


1944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平安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的麻田,和邓小平、滕代远等会合。在太行,陈毅要读中央文件,邓小平给予了很大帮助,许多文件使他耳目一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不久,他以雄浑笔墨写了《过太行山书怀》。


春节过后将近10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


陈毅一行越过第四条铁路封锁线——同蒲路,穿过汾河敌占区,然后跨过从太原到临汾的公路,一口气踏进了吕梁山口,进入晋绥地区,冒着冰雪寒冷、幽林深壑,继续向西北前进。


此行近百日,行程数千里,陈毅吟得诗词十余首,3月7日终于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


中共中央为着进行“七大”的准备工作,于5月中旬在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议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陈毅被选定为军事报告的起草人。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陈毅积极收集材料,经常往返于他的住处杨家岭和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之间。


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毛泽东 也经常找他商量一些工作。如8月10日要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通知陈毅参加,以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谈判,也让陈毅出些主意。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延安养病,毛泽东特地要陈毅去看她;陈毅对于一些问题,也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或提意见。如刘伯承秘密来到延安,有些大的活动未通知他参加,陈毅立即反映,毛泽东便马上批示解决;红七军的同志要想集中谈些问题,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结果开了座谈会,大家心情舒畅。在这频繁的接触中,陈毅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准备大反攻


由于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已经日益迫近,中共“七大”准备召开,经历了17年斗争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于1944年12月25日发出的《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最近8个月,中国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指示”还特别提到:“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自从陈毅来到延安以后,中央军委仍要他和刘少奇继续负责指导华中新四军的斗争,有时还应邀参加军委的会议和工作。他在加强部队建设、军队整训、尤其是准备战略大反攻方面从不吝惜耗费心血。


1944年6月间,他曾奉命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对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意见,接着毛泽东修改后,于1944年7月1日颁布,成为中共建军史上一个重要文献。


为了使这一普遍性的指示更能适合华中新四军的特点,陈毅又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委托,以毛、刘、陈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华中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的学习”。


在战略布局的指导上,陈毅也下了大功夫,1944年6月23日,他和刘少奇仔细分析了华中、华南的斗争形势,给张云逸、饶漱石和新四军第五师的李先念、郑位三提出了准备发展河南的任务。指示说:“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因此,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这一指示准确地体现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以后,中共中央对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以打击日军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向江南发展并控制海岸线的任务突出了。9月27日,陈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件《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三个月后的12月26日,陈毅便和刘少奇一起,对整个发展江南的问题,提出了全盘部署的意见,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他们的战略思想及其准备大反攻的胆略与计谋。


陈毅和刘少奇认为,为了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反攻时期能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采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


为了争取江南及苏、浙、皖、闽、赣地区,新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三个团为第一批,叶飞准备率第二批,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派去的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在原地继续发展。


当1944—1945年的岁序更新之时,华中前线传到延安的第一个捷报便是粟裕率部南进,已飞渡长江,到达太湖西岸的长兴县仰峰岕同新四军第十六旅胜利会师,接着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


其后,新四军各部在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下积极作战:苏浙军区以两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开辟了浙西北广大地区;一师举行了三垛河伏击战,歼日、伪军1800余人;四师发动春季攻势,克泗阳县城及其周围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000余人;三师发动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周围据点22处,歼日、伪军2400余人;二师、三师第七旅和独立旅及七师一部发起津浦路西反顽战役,歼进犯顽军3900余人……这一切胜利,热烈地迎接并庆贺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的胜利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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