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中国引进苏-27战斗机内幕

1990年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来说,是混乱而动荡的一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上台以来推行的公开化和新思维政策因为操作不当和速度过快,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当然,那并非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话题。


序曲1990——元帅很生气!后果……


1990年的春天对于皮洛戈夫卡(莫斯科市内,苏联空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新任掌门人来说,感觉并不是太好。自接替亚历山大·叶菲莫夫空军元帅成为苏联空军总司令以来,空军上将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就忙于应付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和麻烦。就在今天早上,准确地说应该是两个小时以前,沙波什尼科夫刚刚被脾气暴躁的苏联元帅亚佐夫在电话里教训了一顿。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在他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那栋醒目的白色大理石贴面十八层大楼的办公室里咆哮着(莫斯科市中心街道,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几乎要把国防部大楼的房顶掀翻。


“怎么回事?空军上将同志!收土豆收砸了吗?命令是清楚无误的,向中国同志重点介绍米格-29飞机!干吗要鬼扯什么苏-27?怎么还需要我这个国防部长亲自跟您解释一遍,还是您想教训一下政治局。”


满腔怒火的国防部长临了还给空军总司令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要去插手您不该管的事情!要记住,在这里,比阿尔巴特还要高的只有政治局和太阳。”


国防部长故意把“政治局”这个词念得很重,显然他对于沙波什尼科夫这个胆敢公开表示支持“军队国家化”的空军上将非常不满。所以要借此来提醒他,这支军队依然是由苏共领导下的武装。而空军总司令本人,也必须服从苏共的领导。


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沙波什尼科夫空军上将陪同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驻扎于莫斯科市以西50公里的库宾卡机场,参观著名的“首都卫戍部队”的第 234混合航空兵团(阔日杜布空军元帅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在这里,苏联飞行员通过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向中国贵宾展示了米格-29歼击机、米格- 23MLD歼击机、苏-24前线轰炸机和苏-25陆军攻击机。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将于下个月由刘华清上将(译音)率领的大型军事-军工代表团访苏前的最后一次前哨铺垫,很显然,莫斯科希望中国方面能够选择的范围是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空军上将沙波什尼科夫在观看飞行表演的过程中,自顾自地向中国空军副司令介绍起了苏-27飞机,而在莫斯科原先设计的方案中是没有这个型号的。问题很快显现出来了,北京强烈地要求采购苏-27飞机,并声称除了这个型号之外将不会考虑其他的苏制飞机。亚佐夫元帅为此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国家委员会主席И C·别洛乌索夫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慢慢吞吞地告诉他:“是有这么回事,任尼亚(沙波什尼科夫)好象是跟中国同志说过些什么。可是大家都说了很多话,谁又能记得清楚那么多啊!”


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顿了一顿接着说:“应该是在合唱北京-莫斯科之后,空军总司令即兴念诵了一首果戈里的抒情诗,当然他自己改编了一些内容,“没有一架米格飞机能飞到第聂伯河中间!”呵呵,亏他想得出来。您是知道的,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飞行员嘛,都是些浪漫的人。再说也应当承认……”


“浪漫的人?鬼扯!军队不需要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应该去文化宫或去当诗人。”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是步兵出身,向来信奉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


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


别洛乌索夫放下国防部长的电话,嘴里反复嘟囔着一句:“唉,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


这声“唉!”可是意味深长。


苏联军事工业国家委员会。在经过将近70年具有苏联特色的,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经济发展,再加上连年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苏联帝国已是江河日下,不复当年之风光了。在苏联建国之初,这种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同时又是非常迅速的发展是符合当时的迫切需要的。没有强制性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也就不可能将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化强国,更不可能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击败纳粹德国的入侵。可是后来这种形式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并变成了一种滋养着官僚体制种种弊端的温床。


理论上,大家都生活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王国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职位等级制度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管理着这个庞大帝国的一切事务,为从儿童玩具和床上用品一直到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和导弹核潜艇为止的2500多种不同的产品制订生产计划指标。全苏的10万多个企业,则必须按照规定完成这些指标,理论上不能多也不能少。这就是“行政命令式管理”的经济,实际情况则是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驾驭式的。权力、生产、管理、分配以及思想体系的制定和解释都集中在上级任命的干部手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的,而不是人数为两千万的普通党员。为人民提供食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每个领袖和总书记应办的事,检查土豆的种植和采集、糖和油的生产,监督粮食的分配、销售等。但即便是在以极度强制和残酷为特点的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也没有像钟表那样准确地工作过。现在,当社会里实际上不存在强制手段的时候,国内形势的特点是懈怠和日益增强的不负责态度,以及市场的无规则发展,既没有实现计划水平上的规则,也没有“国民经济”的规则。


就在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率领的大型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前,阿尔巴特军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就连一向不爱打理军事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也积极参与这一次的任务。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工作是那么的细致,居然找到了刘华清上将当年在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时,在海军喀琅施塔德训练基地“十月革命”号战列舰上的一份档案,里面记载说刘华清将军本人似乎非常喜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产的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因此他们在刘参观访问的途中,总是在他居住房间的冰箱里事先放好满满一冰箱的叶先图基市生产的这种矿泉水。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东方人的性格特点,那些辛苦准备的矿泉水几乎没有被动过。在中国,去做客的时候即使对某样东西不感兴趣或有些厌恶,但是也绝对不会在主人面前表现出来。也许在当时面对热情的苏联舰长,中国学员并不打算把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只是出于礼貌的恭维一下而已。


1990年的中国空军——修补开放的领空


1990年的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以他们的武器装备、作战思维和人员编制以及训练制度,即使以苏联的标准来看也只能用“破败不堪”来形容。其一线作战飞机与我们1960年代初期使用的并没有多大区别。几乎没有电子对抗能力,从雷达上很容易判断信号特征。尽管他们修改了通信和雷达频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截获这些信号。整个中国空军居然没有一架可以称得上现代化的歼击机,执行战备值班的最先进歼击机是沈阳生产的歼-8I型和少量性能欠佳的成都歼-7III型歼击机。这两种歼击机的作战能力甚至还不如70年代苏联大量出口的米格-21PF和MF歼击机,更难以与米格-21Bis相比。在 1988年着手准备中苏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时期,中国相关部门曾经接到指示,做好考察苏军武器装备的人员和技术准备。这种考察基本是不带有引进装备目的的,主要是了解苏联歼击机的技术现状。在中国军事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莫斯科之前,航空工业等部门的参观团已经与苏联相关部门有过接触。


当时中国并不认为有接触到所谓的“拉明”系列歼击机的可能。因此中国人在1988年提交苏联航空部门的考察项目清单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拉明”系列歼击机的项目。当时米格-29,苏-27和苏-25飞机分别被西方称为拉明-K,拉明-L和拉明-M。中国方面最初递交给苏联外交部的文件,列出了参观米格-23和米格-25的要求。根据当时外交部门的官员回忆,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外事人员并不知道米格-31截击机已经在1981年进入苏联国土防空军服役,因此提出的是参观米格-25P型的要求。而米格-25P已经在1982年之前全部改装。这使得苏联航空部门不得不拒绝参观米格-25P的安排,为弥补这个问题,苏联主动提出可以变更为安排参观米格-29歼击机。苏联这个变更提议,反而使得中国人不知所措。原因是中国空军并没有对这种歼击机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没有相应的计划,而详尽的米格-25P技术考察计划却无法落实。


特立独行的空军总司令


前不久《红星报》记者采访沙波什尼科夫时问到:“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如果您得以在生命中重新来过一次,您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空军元帅回答:“不会的!歼击机飞行员只要一飞起来就休想让他变卦。”


有人总是指责苏联帝国的末代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是个投机分子,这是不真实也是不公正的。正如他本人所讲的,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首先是一名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也是一个称职的空军总司令。他更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苏联军队中,少数几个品行端正,正直豁达的将军之一。在某些人挖空心思地编造沙波什尼科夫利用“八月事变”为自己捞取了多少好处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当沙波什尼科夫还未成为空军总司令的时候,就曾表示支持实现军队非党化,而且也是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意见的将军。


空军上将的胆大妄为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有人放话说,这是沙波什尼科夫的“第一张大字报”,有人揭发说空军上将与某民主派政治家过往甚密,有人猜测可能过不了几天就有好看的了。这自然也引起了总部机关某些人的极度不满,据说还未等上级发布命令,苏军(海军)总政治部的卫道士们已经着手准备处理沙波什尼科夫并开始搜集他的材料。苏联时代,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政工人员的效率无人能及,可说是天下第一。军事检察机关开始经常光临他的办公室,扣押他的党证。上将身边的工作人员被找去谈话,交代问题。谁都知道在部队里要找出一些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尤其是空军这样的技术密集型军种。而且沙波什尼科夫恰巧又是负责主管前线航空兵的,他本人以前就是飞歼击机的。接连出事的米格机不就是前线航空兵部队的型号吗?


可惜的是罪证的收集工作进展的很不顺利,与大家所知的那些苏联将军不同,空军上将沙波什尼科夫在道德品行方面出奇的清白。不贪污、不赌博、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搞女人更不参与任何投机倒把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在酒醉之后拿酒瓶子砸下级军官的脑袋,也不会逼着战士们拉着一车又一车的建筑材料去修建富丽堂皇的将军别墅。西部军队集群政治部倒是举报了沙波什尼科夫的一项罪行,前西部集群航空兵司令在任期间曾经利用军用运输机帮当地的一家外贸公司运送过什么私货。总政保卫局副主任维亚切斯拉夫·特鲁申少将亲自前往调查取证,但是结果却让人说不出话来。那是一次为配合情报部门窃取西方航空技术的活动,行动指挥者之一如今就在总参情报部的某个重要位置上。


军内党务理论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曾经奉命发表过一篇讨伐空军上将的檄文刊登在《红星报》上,这篇笔锋犀利社论中的一段文质彬彬而又杀气腾腾的文字让人至今难忘:“某些航空兵出身的将军,尤其是歼击机飞行员,向往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日子。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习惯于从二万公尺高空俯视地面和人群,自我陶醉的同时充满了自信和满足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不了解地面上正在发生着什么(或许是骄傲的飞行员根本就不愿意去了解)。这也没有什么可受指责的,在一场大规模战役中歼击航空兵只是最高统帅部的一部分兵力,并不承担全部的任务。以狭隘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世界是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不如脚踏实地……”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恶狠狠地暗示:“雄鹰飞得再高,终究还是要回到地面的。”


1990年的苏联空军——整合系统的力量


实事求是地讲,国防部长亚佐夫对于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本人并无恶感,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欣赏。后者在担任西部军队集群空军司令时,对所属部队进行全面清理和整顿,这得到了国防部长的大力支持。在严厉打击部队中存在的道德败坏行为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不止一位阿尔巴特的将军因为自己的儿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跑来找国防部长。也是亚佐夫元帅顶住了一切压力,使沙波什尼科夫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西部集群空军恢复了生机,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挽回了驻东德苏联军队的部分声誉……


前任空军总司令叶菲莫夫长期以来就在做着一件让阿尔巴特军区的将军们憎恶的事情,处心积虑地妄图削弱这支军队的主体,苏联陆军的权威和地位,以实现他建立一支“大空军”的梦想。随着沙波什尼科夫成为空军第一副总司令,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苏共中央要求阿尔巴特军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改正,还要找出体制上的那些不合理之处。这给皮洛戈夫卡的那些家伙们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在苏联庞大的军事体系中,将空中力量划分为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两大组成部分。这充分显示拥有世界最庞大国土面积的苏联帝国彻头彻尾的“大陆军主义”至上情节。苏联空军虽然与红军同一时期成立,但是作为技术军种的空军受重视程度远不如防空军和海军。传统上苏联空军的地位要比陆军、海军低一级,与大军区同级。作为空军最高军衔的空军主帅,在级别上要比苏联元帅和苏联海军元帅低一级,与陆军大将相当。空军元帅则较空军主帅低一级,与海军元帅、炮兵元帅、通讯兵元帅和工程兵元帅同级。


战时,前线航空兵是伴随进攻中的装甲集群前进并提供战场防空和近距空中支持的次要角色。前线歼击机主要担负争夺战区300~500千米以内浅近纵深的制空权任务,部队的部署也是随着地面部队的推进而前移,这样对于指挥、通信和雷达系统的要求就较为简单。通常在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内,只需要数台中程警戒雷达和一至两台远程警戒雷达,以及三至五套通信站就足以指挥该地域内的前线航空兵的作战行动。前线航空兵的飞机是作为整个防空作战体系中的一部分,将争夺制空权战斗中对整个系统所需的全部功能中的大部分分配给地面系统而不是装置在飞机上,因此造成了前线歼击机设备简单、易于掌握、造价低廉、具有较强的战场生存能力,适于在条件恶劣的野战前线机场起降,能够在战时条件紧张的环境下投入大规模生产,是能够经得起长期消耗战的“士兵式的飞机”。


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是前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忠实信徒,后者作为苏联时代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为实现苏联的全球战略,为提高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战备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沙波什尼科夫对于新技术、新观念和新事务向来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技术变革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担任敖德萨军区航空兵司令期间,所属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1986年举行的“首长司令部-西部特征”战略攻防大演习中,由他指挥的前线航空兵部队技惊四座,给观摩演习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叶菲莫夫以深刻印象。尤其是沙波什尼科夫极力鼓吹要将前线航空兵打造成为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使用半主动激光制导和无线电指令制导的近距通用导弹,以及电视指令制导的中距通用导弹和反雷达导弹等制导武器的空中突击集群。并且明确提出要将前线航空兵从地面装甲集群“小跟班”之类的配角中解放出来。


在沙波什尼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不久,皮洛戈夫卡就办成了一件让阿尔巴特大感不满的事情,将前线 航空兵的指挥控制权由各军区收回到空军总司令部。这是过去几十年间,苏联空军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最大胜利。自从苏联空军成立以来,或者说在其成立之前,前线航空兵力的指挥和控制权就在方面军或军区首长手中掌握。而现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帮助下这一权力被空军抢走了。


对于苏-27飞机的争夺,也使沙波什尼科夫与国土防空军关系不睦。在苏联的军事体制中,国土防空军向来比空军受重视,在资源和人员的配给上也要优于空军。沙波什尼科夫还是在喀尔巴阡军区任空军副司令的时候,就对于暮气沉沉不思进取的防空部队感到不满。在苏-27装备部队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防空军的飞行员对于新型飞机感觉难以适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苏-15和米格-25/31那样全自动的飞行作战模式,习惯于依靠地面指挥作业。尤其是对于苏- 27飞机上装置的机载火控计算机和模拟式电传飞控系统,这让防空部队飞行员感到不知所措。此时刚刚由敖德萨军区空军副司令提升为正职的沙波什尼科夫对于这种大型歼击机产生浓厚兴趣,并很快成为其坚定的拥护者。沙波什尼科夫更明确指出,防空部队长期坚持的那套自动截击引导体制在诸如F-15E这样的大型多用途歼击机面前已经脆弱不堪。这在军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论,甚至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不得不由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亲自出面调停。


后记


正当空军元帅在他列宁格勒大街41号的办公室里为将于1992年5月在塔什干召开的独联体武装力量会议认真准备时,电话铃响了。


那是俄罗斯国家武器公司的维克托·萨莫伊洛夫将军打来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你好吗?”


现在的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并没有急着用友好的口吻说话:“很好。你好吗,总裁同志?”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别那样打官腔了,你忘记我的名字了吗?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我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我这里有从中国带回来的一种好酒,叫五粮液。是中国航空工业部部长送给我的,比茅台酒口感更好。我叫人给你送一箱过来。”


“啊!看来我们的军火贩子干的不错嘛。” 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狠狠地挖苦着自己过去的下属。


“别开玩笑了,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这次遇到大麻烦了,那个《真理报》编辑想拿我们跟中国人的合同去跟华盛顿做交易,讨好美国人。老爷子已经有点被他说动了!现在,只有您能帮助我们了……”


空军元帅继续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说:“马上派汽车过来吧,带上两箱你说的那种酒。记住!是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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