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VCD行业兴衰更替

在一般人看来,李振达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群人的荣辱沉浮,以及一个行 业的兴衰更替。他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经历了近二十年商海沉浮的李振达,很难将当初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记忆中抹去。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即便身家上亿,但财富在顷刻间就消失殆尽。


十多年前的他,所在企业每天的现金流上千万之多,而突遭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夜间却成为了只拿千元薪水的小技术员。


“人往往在崩溃边缘会更加清醒。”李振达——这位见证VCD起伏到落幕的温州商人,如今愿意更加豁达地看待自己的人生。


从电器修理工到VCD技术引进者


与众多温州背景的商人一样,李振达的祖籍也在“电气之城”温州乐清市的柳市镇。就读于当地白象中学时,他也附带读了电子专业课程,而后北上上海,在日立家电维修站接受培训。1989年时,李振达回到家乡创办了一个电视机修理厂。


“那个时代的人,只要提起我都知道我是修电视机的一把好手。”李振达的最初一桶金就是开始于电视机修理之后发觉的传感器商机。“这门生意需要电子知识,我有技术,懂得里面的门道。”


李振达回忆到,自己建立的乐清光电传感器厂主要产品用于检测,比如啤酒这种液体的紫外线安全测试,据他本人描述,当时的青岛啤酒、三得利、马钢、宝钢等公司都是他的客户,每年公司的纯收益达80万到100万元人民币。


1992年时,大量温州人向广东转移,一些朋友建议他也去那边闯闯,李振达动了心,南下深圳并成立醒龙国际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醒龙国际”),做半导体贸易生意。


醒龙国际的一个大客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段永平所在企业——生产“小霸王”的中山市怡华集团下的日华电子厂。李振达一方面进行半导体的贸易,一方面与无锡华晶合作生产半导体产品,以他的话来说,他是国内第一个制造半导体的“个体户”。


也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他接触到了索尼、NEC、日立以及松下和美国ESS等公司。


引发李振达转行VCD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5月安徽万燕研发的我国第一台VCD产品样机。当时,一位名为孙燕生的人制造出这台样机之后,人们开始发现:VCD打破了传统电视机一枝独秀的局面。不过,万燕研制出来的这台VCD并不能商用,且成本和价格都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VCD中的一个零部件DROM(即仅为一兆的解码板技术)太落后,因此VCD的画面始终不能非常清晰。


这时,有着相当丰富市场经验的SONY旗下半导体公司发现VCD的重大产业机遇,公司找到了三洋电子的一个核心人士——西田浩雄,并在国内成立了远东新科进军VCD产业零部件生产。


西田浩雄找到李振达,李靠着自己对电子的熟悉,实现了将SONY的拳头产品CD机板和VCD板的对接,从而促使远东新科在“伺服板”上拥有了产业的一席之地。而后,李振达又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了NEC的代理。

就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年底他拿着螺丝刀、万用表这些简单的工具,开始自己制造VCD整机并对外销售,并建立了一个名为“SOYO”(索洋)的VCD品牌。


当时,已经从“小霸王”出走、成立步步高并转卖无绳电话的段永平也在质疑他,“你李振达怎么可能靠这些东西就造出VCD来。”


但让段永平和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醒龙国际就凭借着一股韧劲,一炮打响上海。


“在上海滩,包括一百、华联等95%的大型商店都有我索洋的产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很自豪。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并在之后的南京和北京出现热销势头,完全凭借着他与索尼之间的合作关系,因


为李振达的产品引入了第一代的LCD液晶显示屏VCD,震动了整个业界。


李振达回忆,醒龙国际最辉煌的时候,每天的现金流在上千万元左右,“整个办公室堆钱都堆不下。”


从万亿富翁重返起点


在李振达的心里,对SONY这样一家世界巨头,或许是更多的辛酸。


就在醒龙国际意气风发之时,SONY公司下属的另一个部门——家电事业部与他发生了一场侵权纠纷。


尽管当时看起来,这次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但几年之后,却是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并导致了李振达事


业上的大转折。


SONY提出,SOYO与SONY的商标很相似,有侵权之嫌。对方派出了驻华代表、香港地区同事等,开始向李振达进攻。


也就在那时,醒龙国际与另外一个股东意见分歧,并最终决定全面撤出国内市场,转而进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我在印尼发现,如果要卖VCD机的话,首先要有VCD碟片。于是我跟一些朋友从台湾地区向当地引进了四条片源生产线,在印尼雅加达布阵,而后又铺设销售渠道销售VCD。”


不少华人看到了李振达的产品线和VCD机,到深圳向他订货。“包括越南、柬埔寨以及斯里兰卡等地的商人鱼贯而入。”李振达自己认为,是VCD让全球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魅力,也从此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地位。“很多华人到了深圳,到了广东地区,他们看到这里加工贸易的便利,愿意在这里建厂设点。”


可是,突然降临的亚洲金融风暴把当时醒龙国际这家每月产量4000台的规模性VCD工厂摧毁得体无完肤。


1997年2月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公司的订购数量开始减少,“我发现势头不太对,但我还是在生产和销售。”1997年7月,1美元兑换2200印尼盾的“好事”一去不复返,很快金融风暴使得货币快速贬值,14400印尼盾只能换得1美元的日子来临时,李振达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找不到。


“对我来说,资金链是最大的影响。”由于国外都是直接开信用证,而且多数客户都在当地呼风唤雨,李振达在忙于发货的同时,还没有很快想到对策。因此,即便在无法拿到现金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对外销售,“而且,我居然还一次性吃掉了SONY的7000多万元配件。”


李振达反省到,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管理着400多工人的他,连一个办事人员几乎都没有,“采购、生产、贸易、经营都是我一个人。而且我认为,我现金这么多,怎么样也可以挺过去,但还是倒下了。”


货币完全贬值,产品血本无归,1998年5月的李振达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了深圳,前往中山。就在中山的一个小镇上,李振达抖了抖精神,应征到一份灯具厂技术员的工作。“在那边的地下室,我每个月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挺了一年半。”


他呆过的这座小镇,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灯具集散地——广东省古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一个问题:虽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照明设备,但大部分的灯具和照明产品都集中在低端应用上。


“我觉得节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开始自己寻找专家,现在已经有55个专家成为我的核心专家团。”


李振达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古镇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并且逐步做大,把实验室搬到了上海浦东张江开始重新创业。他现在所研究的领域是微波等离子硫灯技术产业化,这种产品可以替代钠灯,用于户外照明及大功率的室内照明。如今,他已经在浙江高速公路做起了第一批产品的试验测试。


这些天来,他正忙于奔波在风险投资商和客户两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募集到一笔资金,重新开启自己这项新“事业”。


接近40岁的李振达说:“我的人生真的很特别,不过我依然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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