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父亲让我走上电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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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最看不起的导演就是,电影出来后,观众说不好看,他还在那儿跟人辩论,说别人看不懂。“这很无聊,很悲哀,你讲人的故事,有一百个方法,总有一个方法是什么人都看得懂的。”


许多人把陈可辛归入艺术电影导演,陈可辛自己并不认可这个说法,“我从来不会把自己装成一个艺术家,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也不喜欢艺术片。我拍的东西都是我最喜欢的,只是我喜欢的东西没有那么高深。”他习惯性地边说边用手往后拂了一下那头看起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及肩长发。


陈可辛最看不起的导演就是,电影出来后,观众说不好看,他还在那儿跟人辩论,说别人看不懂。“这很无聊,很悲哀,大家都是人嘛,没有谁比谁高出多少,你讲人的故事,有一百个方法,总有一个方法是什么人都看得懂的。”


“年纪小的时候,我看一些很假的故事都感觉很温暖,很容易就相信了;年纪越大,越不相信那些很假的故事。那些温暖的、真实的故事越来越少。也有一些很真实的电影,你并不觉得温暖,因为他表现的是血淋淋的现实,你会看到控诉,还有导演的愤怒。”


能把一个故事讲得既温暖,又有真实感,在陈可辛看来,是让人很兴奋的事。“我不是一个愤怒青年,因为上一代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爸跟我哥们一样,什么都谈,这使我没有愤怒,也没有阴暗面。年轻导演通常都很愤怒,通常都有很多阴暗面,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火。我的作品里没有火,所以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我的电影《双城故事》时,就说这真的不像一个新导演拍的,倒像是一个老导演拍的。”


陈可辛走上电影之路,直接受到父亲的影响。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1950年代在北京工作过,后在香港做电影导演。1962年陈可辛在香港出生,12岁时随家人迁往泰国。“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电影,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放暑假那会儿,吴宇森要去泰国拍片,托我爸爸找一个会泰文、英文、中文的人做翻译,爸爸就推荐了我。”


天赐机缘,陈可辛就这么从翻译开始,一头扎进了电影世界。1991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这一年,他28岁。


《双城故事》为曾志伟赢得了他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金像奖影帝;2002年的恐怖片《三更》,让黎明首次成为金马奖影帝;2005年的歌舞片《如果·爱》,让演员周迅第一次当选金像奖影后。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拍摄的电影《甜蜜蜜》,更是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9项大奖,创造了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同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年度“世界10大电影”。


“在我的电影里,现代人没有传统的束缚,也没有外界的阻力。惟一的阻碍是他们自己,他们不合,分开,都是因为自己。”


1997年,陈可辛转战好莱坞,然而与吴宇森、成龙的香港制造相比,陈可辛的文艺片很难让美国投资者看到成功的卖点,他在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情书》没有受到任何重视。


2000年,陈可辛回到香港,成立了一家自己的电影公司,制作高质量的亚洲电影,是他的工作目标。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陈可辛都用来参加电影公益活动,发现和扶植年轻导演。


陈可辛说,与他认识的人相比,他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自豪的,这是一种悲哀,我的工作已经多到如果我去做导演,我会不及格。一个导演,他一定要有空闲的时间去思考,但我基本上已经没有空闲的时间,我要经营公司,要监制很多戏。”


从《双城故事》、《金枝玉叶》到《甜蜜蜜》、《如果·爱》,十几年来,陈可辛涉入不同类型的电影,但是根子上并没有变化,依然以温暖作底色,以情感为主题。哪怕《三更》这样的鬼片,也只是用灵异来做包装,“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他的电影就是他的人生观,这些是经营不了的,你再能经营,也不可能经营10部、20部片子。对一个导演来说,很可能他一辈子的电影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讲,要是不涉及感情,我没信心拍好,我喜欢用感情来做根,比较容易拍。”


记者让陈可辛描述一下即将上映的《投名状》,他用了“英雄本色”4个字,“这种电影是近年久违了的讲情谊的电影,3个人的兄弟情。”还是紧紧抓住一个“情”字不放,不愿强调影片中的其他要素,古装、兵器、动作和战争。


这是他拍过的心里最没底的电影,“我拍了十几年电影都没拍过动作片,我不喜欢拍动作片,不喜欢拍特技片,更不喜欢拍古装刀剑片,也不会拍里边有很多人的戏。”这部电影给他的最深感受就是一个字,苦。“那份苦不是来自肉体的,是精神上的苦。第一个礼拜就出了问题,我不会拍打戏,概念都是虚的,要把这个概念变成现实,需要很多人去帮你沟通,使了很大的劲儿,结果都不是你要的效果,只能不停地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


《投名状》翻拍张彻版经典武侠影片《刺马》,最早时这部片子也叫做《刺马》。故事源自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张汶祥刺马新贻”一案,马新贻、黄纵、张汶祥本为结义弟兄,在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中发迹,后来黄纵之妻与马新贻私通,马新贻暗杀黄纵,张汶祥则刺杀马新贻为兄报仇,最后张汶祥也被处死。张彻版中饰演3兄弟的分别是狄龙、陈观泰、姜大卫。陈可辛的版本,将3人改了名字,由李连杰、刘德华和金城武担纲。


在徐克眼里,《投名状》与他当年的名作《黄飞鸿》、《笑傲江湖》具有共同的新鲜感,他拍的是武侠片,陈可辛拍的却是战争片。

不改到最后一秒,我不会兴奋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你执导《投名状》抱质疑态度,拍文艺片的陈可辛能否把握好这样一部号称“男性史诗”的战争片?


陈可辛:我11岁看了张彻的《刺马》之后就觉得很震撼。这部片子里的角色不像以前的中国电影那么典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后来我做电影,我爸常跟我说,拍电影要有反派,没反派的电影很难拍,一部没反派的电影,很难集中观众的注意力。结果,我拍了11部电影,到现在,没有一部里边有反派。在这部电影里,你真的分不出谁是好,谁是坏。最后那场戏,不是说谁把谁干掉,而是一种很挣扎的状态,连观众的内心都会很挣扎。


这部片子我想拍很久了,问题是,我不喜欢拍里边有那么多人的戏。我拍戏很感性,很多时候在现场有很多灵感。我跟演员的沟通很自由,很民主,写完剧本,我会跟演员坐在一起,每天改剧本,边演边改,通常我都喜欢有这样一个创作空间。当你做的是一个大制作,群众演员很多时,你就要计划得很周详、很紧密,紧密了,你就不能改。而我的性格是不改到最后那一秒,我就不会兴奋。我知道要是我拍动作片,或者古装片,这种工作方法会是一个障碍,这么工作对投资是有影响的。


人物周刊:会发生浪费的情况吗?


陈可辛:我拍动作片可能比其他导演贵,因为我是在尝试我没做过的事,觉得不对就重拍,一路重拍,直到找对了方法。看拍摄现场的纪录片,你会发现我们争执成一团,他们会说:你懂不懂,刀这样就可以了,很像了。我说不行,这个刀我要真的。可能是浪费了一点钱,绝对是因为我浪费了一点钱的。(笑)但出来的是我想达到的效果。虽然很累,拍摄的时候心里很没底,但我从来没有在一部电影上映前两周的时候,心里这么稳,这么安定。我不但有一种满足感,还有一种惊讶。我挺客观地看了片子,觉得不错啊。(笑)影片一路不停地改,用了8个编剧,4个音乐,几个监制,一起陪我打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人物周刊:很多人的印象中,徐静蕾无论古装戏的形象,还是动作戏的形象,几乎都是空白,而在《投名状》中,惟一的女演员你选择了她。


陈可辛:徐静蕾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员。演员通常都是很不安的,对自己的角色有很多疑问,也有意见,这很正常。徐静蕾呢,我知道她很没底,因为我在她的角色上改动是最大的,我是用她的性格去慢慢摸索这个角色。一直不停地在改,大家都发愁:她最后的一场戏怎么演,怎么终结她这个角色。两年内,我写了七八十个版本,一直写到明天要拍,今天晚上才传给她最后一个版本,那个版本是我七八十个版本里写得最好的一个。她这才放心。整个过程,她就在那儿很没底地去演,她竟然有一种很镇定的感觉,这很难得。换了任何人,都会崩溃的,不过这样反而让她有了很强的塑造欲望和表现欲望,所以她不停地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表现那个角色,让我选。每拍完一个镜头,我都说,你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她就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很兴奋,我跟她也很满意。

很多朋友喝了酒跟我称兄道弟,


我都觉得像演戏


人物周刊:《投名状》是一部讲述兄弟情谊的影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却并不怎么相信友情,是这样吗?


陈可辛:我做的事情太多了,真的没什么时间去交朋友,尤其是近年,过了某个年纪之后,人就没那么天真了,而我从小就不是很天真。我相信很多友情是表面的。我有很多喝了酒跟我称兄道弟的朋友,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比较清醒,每次看他们这样,我都觉得他们好像在演戏,很像《英雄本色》里的场面。很多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在酒醒之后会是怎样,我很知道酒醒之后那一刹那的感觉。


人物周刊:在你的人生中,对你影响很大的朋友是谁?


陈可辛:对我影响最大、帮助最大的人是曾志伟,1985年认识他,到现在已经22年了。曾志伟是我的幸运星。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一无所有,刚拍了两年电影,一个导演助理。他就对我说,“这个小弟来帮我,以后我给你机会做导演。”他是第一个觉得我会当导演的人,真的是一个伯乐。这20多年来,我做每一件事情都问过他,他就等于是我的老大。写完《双城故事》后,曾志伟就自告奋勇地来演,当时他还没有演过喜剧片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影片,结果第一个午夜场,有一个他病倒的镜头,全戏院的人都笑了。我很高兴的是,拍到《甜蜜蜜》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把他看成喜剧演员了。


人物周刊:你用什么方式挖掘演员的潜力?


陈可辛:有些人是特别喜欢较劲的,你说不行,我偏要说行。我不是这样,我很实在,我永远会看情况,理性地分析,不会说,你不行,我还说行。我从来不会去说挑战呐,冒险呐,我永远是分析之后,看看谁最对。很多时候,我能挖出一个演员的另外一面,我花很多时间跟演员聊天,我常常就是在同演员聊天时发现,啊,原来他有一面跟我的角色很像呢。


人物周刊:这种沟通需要多长时间?


陈可辛:聊一两次就知道了。我特别容易跟人聊,因为我没架子,也不会设障碍,所以聊着聊着,就很容易把他内在的东西挖掘出来。


人物周刊:1990年代,香港的很多顶级演员,都曾出现在你的电影里。


陈可辛:我找的演员都是很感性的人,比如金城武,他就能把一种感情状态明显地表达出来。老实讲,和他合作《如果·爱》时,我不是很放心,因为他太闷了,不爱讲话,而我又是只会用讲话来沟通的人,不像有些厉害导演,一两句就可以把演员镇住。我不行,我得和他聊一天一夜。接触后,我发现他只是没有足够的信心。


在《如果·爱》里选择周迅,是她扮演的角色“孙纳”真的不讨好,所以一定要选一个很讨好的演员来演。我常说吸引异性不难,吸引同性很难。有些男演员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吸引同性,因为别的同性会觉得你有杀伤力,会把我女朋友抢走。周润发就不会,你会觉得他很可靠。我觉得周迅就是男女都喜欢的演员,而且周迅的感染力很强。本来影片里只有金城武是主角,但周迅的出色表演却抢了金城武的戏,完全演成了一个主角。她的眼睛里太有东西了。


有些演员就没那么感性,比较难沟通。很多人觉得黎明没那么感性,可我就抓到了。我没想过这辈子会拍黎明,老实讲,我对以前的黎明没有感觉,就跟他聊,发觉他十分感性,他在爱情上的一些想法很天真,是很惟爱情主义的一个人,我想都没想过。


张曼玉有一种特殊气质。她不只自已演得好,只要她在场,每个人都特别想表现,她会把现场的气氛带起来。


《金枝玉叶》是我为张国荣度身定做的一部电影。我前面的几部电影都是很“人”的,都是讲普通人的,很市井。突然间,我拍张国荣,就觉得他很不“人”,你会觉得他不是平凡的人,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仙。

吴君如,她总问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凶


人物周刊:国内对《甜蜜蜜》的评价非常高,这部影片也为你赢得了很多殊荣,你觉得它是你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吗?


陈可辛:好不好我没想,但它可能是我犯错误比较少的一部电影。我看我以前的电影,有一些是我个人更喜欢的,但里面有很多错误。现在要再拍《甜蜜蜜》就很难了,现在观众要看很吵的电影,很静的电影,已经没有观众了。现在的观众觉得很静的电影我回家慢慢看,回家跟女朋友看,不用在剧院看。这其实是电影人的悲哀。我还好,已经拍过十几部我很满意,也很有满足感的电影。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有反叛精神吗?


陈可辛:其实我一直不太反叛,反而现在开始有一点反叛,中年才反叛。我从小没有反叛的需要,我父母是很民主的人,我爸爸尤其是,跟我哥儿们一样,很像外国电视剧里的那种爸爸,很自由,很民主。没有压抑怎么会有反叛呢?我不喝酒,不抽烟,就是因为没有人说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所以我就不需要喝酒,不需要抽烟,从小到现在,我没抽过一口烟,因为一点好奇都没有。(笑)


人物周刊:你拍了很多爱情片,能说说你自己的爱情吗?吴君如对你意味着什么?


陈可辛: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爱不爱的问题,现在我和她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但在片场,我对她永远是最凶的,拍《金鸡2》的时候,因为压力过大,她曾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她总问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凶,对别的演员那么好。我说我跟他们不熟,所以要客气一些。她来客串《如果·爱》时,我还是对她很凶,因为知道她能演得更好。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协商好了,以后最好不要一起拍戏。


她在家很静,没有很多朋友,也不到处走。反而我朋友比她多。她是很强的,有时候像个男人那么强,而且很聪明,在情感上,她是能够依靠的。在家中,她是我最好的听众。我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永远在有信心和没信心之间徘徊,那时,我就希望有人听我的故事,有眼神的支持。所以我常常把她抓住说,你听我讲故事。当她眼神飘到别处时,我就会说你别动,你看着我,你给我反应。她永远是我电影的第一个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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