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如何"一举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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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在东京合影。左起:末永节、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小山雄太郎、清藤幸七郎、孙中山


关键词:孙中山 康德黎 《伦敦被难记》 同盟会 黑龙会 宫崎寅藏

孙中山是如何出名的?这是上个世纪的许多中国人自以为清楚而实际上并不清楚的问题。当今的中国史学家们是否清楚,本人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来不谈这个问题,大概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值得一谈的问题。也许有人不禁要问:如今研究这个问题有何必要?是不是太无聊了?对此,请各位浪费一点时间,看了我的这篇文章再下结论。

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说:“予自乙酉(即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科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即尤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之,不以为大逆不道而笔直,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郊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页)

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像孙中山上述所自我标榜的这样。其重大证据之一,就是孙中山本人的《上李鸿章书》。

不论怎么说,孙中山直到1896年30岁的时候,依然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上述的所谓“四大寇”之说,纯属孙中山本人自我炫耀的无稽之谈。孙中山真正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的最初事情,并不是他的所谓“革命”举动,而是1896年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之事。

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同年10月10日,杨衢云被选举为香港兴中会会长。从这时候起至1900年1月24日,兴中会的领袖始终是杨衢云,而不是孙中山。连一个小小团体的头目都争夺不到,这对于做梦都想出人头地的孙中山来说,不能不令他感到万分沮丧。据原香港兴中会的骨干成员谢缵泰说:“杨衢云当选总理,孙逸仙博士大不高兴。这事常使他耿耿于怀。”(转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92页)落选后的孙中山便我行我素,一意孤行。1895年11月,孙中山因参与策划广州暴动(未遂)之事败露,逃离香港,经日本去了檀香山。

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在美国闲住了将近一年,整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于1896年9月前往英国游荡。9月30日晚,抵达伦敦。10月1日,孙中山即去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教务长康德黎,而且,据孙中山本人说,他到伦敦后的时间,天天去康德黎家里聊天,除此之外的其它时间,主要用于“或游博物馆,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等消遣游玩的活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5页)。

1896年10月11日,即孙中山在抵达伦敦的第12天,他被清政府驻英国的公使馆囚禁了。

孙中山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始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孙中山是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进去的;另一种说法是:孙中山是主动走进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

对于前一种说法,作为此案当事人之一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始终加以否认,始终坚持说是孙中山主动走进公使馆内的。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有关档案资料,也表明是孙中山自己主动走进公使馆的。

作为此案的另一方当事人孙中山本人,其随心所欲,说法不一。孙中山一会儿说,他是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进去的;一会儿又说,他是主动走进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叙说着截然不同的内容。

在《伦敦被难记》一书里,孙中山说自己是被清政府公使馆诱捕进去的,给人以受害者的弱势形象,以引起舆论界的同情;而在私下谈话中,孙中山对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说,他是自己找上门,主动走进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去从事所谓“革命活动”的,又以“艺高人胆大”和“只身入虎穴”的英雄形象,进行炫耀吹嘘。

陈少白是一位与孙中山关系极为密切的人,陈依据孙中山的亲口叙述,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里介绍说:孙中山抵达伦敦之后,寻找到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便“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孙中山跑到公使馆内煽动反清排满的举动,引起了公使馆的高度警觉。公使馆指派公使的随员邓廷铿通过与孙中山谈话,对他进行试探,发现他竟然是清政府通缉的“逃犯”,于是就将孙中山囚禁在公使馆内。

对于孙中山被囚禁的经过,孙中山的战友、朋友、心腹、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戴季陶二位,也都肯定地说过,是孙中山本人主动走进公使馆内的。

此外,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在伦敦期间,“予无日不造访康德黎君。每至,辄入其书室,借资消遣。一日,予于其家进中膳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盍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械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谈言微中,不久即见诸事实也。”(《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5页)——按照孙中山的这一所说,他在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之前,不会不知道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在伦敦的何处!

对于孙中山被囚禁的经过,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15页有一个专门的注释,注释的全文如下:

按邓慕韩《孙中山先生传记》谓:“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称:“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胡汉民、戴季陶(天仇)等人均称先生本人后来持自进说。使馆法文翻译吴宗濂《随轺笔记四种》及海军衙门派驻使馆章京凤凌《游余仅志》亦记先生被难前一日曾至使馆。马格里先后数次公开否认计诱或绑架,他与某记者谈话时声称:“所谓被诱及拉入使馆等语,尤属子虚。使馆人并未动手,亦未用力。”问:“然则孙自入使馆乎?”曰:“然。其入馆不止一次。”(《伦敦东方报》,1896年10月23日,《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转引自1896年12月15日《时务报》第14册)但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英国财政部法律顾问卡夫律师在仔细研究比较了与本案有关人员的笔录,陈述及其它资料后,认为马格里所述前后不符,系为他人转告之事实,而非出于彼之亲历。而先生所称前此未往使馆及其所述是日晨被诱进入公使馆情形,符合事实。(《国父伦敦被难真相的原始报告》,《传记文学》第7号第5期)根据各种资料,自进说似与事实不符。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宇和博士考证,吴宗濂、凤凌等人笔记显系后来改作为“伦敦被难”。(《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15页注释)

不论是如何进去的,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扣留终究是事实。

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孙中山一事泄露出来之后,英国政府立即进行干涉。10月23日,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应英国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释放。至此,孙中山在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被扣留了13天的时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在被囚禁公使馆的13天中,毫发无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

孙中山从公使馆出来后,便以这件事情作为契机,大做文章,以塑造自己的“中国革命领袖形象”。

其一,由他的老师康德黎执笔、以孙中山的名义撰写出《伦敦被难记》一书,于1897年1月21日在英国用英文出版。此书随后被译成俄国、日本等国文字,在一些国家出版发行,中国国内同样也发行了此书。

其二,孙中山的亲信陈少白撰文吹捧孙中山,而闭口不谈兴中会的真正领导人杨衢云。对此,谢缵泰发表文章予以戳穿,进行反驳。《孙中山年谱长编》一书介绍说:“1896年11月26日,香港《中国邮报》转载日本《神户新闻》(英文)所刊陈少白撰写的《中国的改革》,内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11月28日,谢缵泰致函《中国邮报》编辑,加以否定,内谓:‘先生:为了消除因最近中国驻伦敦公使馆逮捕拘禁孙逸仙造成的错误印象,允许我通知您: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他是一位具有真正价值和纯洁声誉的进步者,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改革者,被授予联邦护民卿。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中国邮报》1896年11月30日,《分析孙中山伦敦被难及其影响》第119——122页)”(《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27页)

当年(即1897年)5月,受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派遣、肩负着刺探中国情况这一特殊使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阅读了《伦敦被难记》后,发现孙中山正是他们苦苦寻觅的理想人物,欣喜若狂,立即寻踪追查,一直追回到日本横滨。

1897年9月初,宫崎寅藏、平山周在陈少白的日本寓所,找见到孙中山。宫崎寅藏、平山周与孙中山会晤后,立即赶回东京,将此事报告犬养毅。犬养毅兴奋地表示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平山周、宫崎寅藏、可儿长一等三人便专门前往横滨,请孙中山到东京与犬养毅会谈。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身无分文,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福冈人,号玄洋,玄洋社首任社长,山田良平的叔父)决定负担起孙中山的生活费用,(《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9—150页)直接将孙中山豢养起来!1898年2月3日,犬养毅致函陆实(陆实,字羯南,青森县弘前人。主办《日本》日刊,是东亚同文会骨干),要求他负责照顾孙中山、王质甫、陈少白等人生活。犬养毅在信中清清楚楚说道:“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作此计划矣。”(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5—156页)从此,孙中山则完全被日本右翼集团牢牢地掌握住!孙中山也曾经回忆说:“时日本民党初握大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职。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冢、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冢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2—233页)

1902年1——6月,宫崎寅藏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在东京《二六新报》上连续刊载,并于当年8月20日出版了单行本。《三十三年之梦》一书把孙中山吹捧为亚洲的英雄、“支那革命大豪杰”,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这本书的发表和传播,再经过一些文人添油加醋的渲染,孙中山被迅速的神化了,成了人们街谈巷议和茶余饭后纷纷议论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孙中山渐渐变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

当时,同样主张排满的著名人士章太炎、章士钊、黄兴、秦力山、柳亚子、金一等等,都是读了《三十三年之梦》以后,才把孙中山作为中国反清排满的领袖,加以崇拜甚至供奉起来。秦力山说得好:“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由此可见,《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它帮助孙中山完成了从无名之辈到国际名人的历史性飞跃,为孙中山奠定了在国内外开展活动的政治资本。

正是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策划和帮助下,孙中山才得以在日本站住脚跟,并确立以日本为其活动的根据地和依托,真正开始他的“排满革命”。

正是在日本人的策划和帮助下,于1900年纠集了几个帮会团体的小头目,成立起“忠和堂兴汉会”,由孙中山出任“总会长”。随后,孙中山逼迫香港兴中会会长杨衢云退位,由他取而代之。

正是在日本人的策划和帮助下,孙中山才得以结识了云集在日本的黄兴、宋教任、陈天华等反清排满人士。并且,正是日本人帮助他们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下午,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共79人出席,其中包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三位日本人。孙中山被推为主席。《孙中山年谱长编》说:“与会留学生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旸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以上湘籍)、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风集、叶佩薰、王家驹、蒋作宾、李仲奎、刘通、刘一清、李叶乾、范熙绩、许纬、陶德瑶、刘树湘、天桐、匡一(以上鄂籍)、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钧、冯自由、姚东若、金章、王兆铭、古应芬、杜之(木+太)、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以上粤籍)、马君武、邓家彦、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得中、曾龙章(以上桂籍)、程家柽、吴春旸、王天培、孙棨、吴春生、王善达(以上皖籍)、陈荣恪、张华飞(以上赣籍)、蒋尊簋(浙籍)、康保忠(陕籍)、王孝缜(闽籍)、张继(直籍),以上凡10省共75人。加上先生及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4人,合计79人。”(《孙中山年谱长编》第342—345页)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出席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以上79人中,究竟有没有属于孙中山的兴汉会成员?!据本人查阅与核对,除孙中山和3个日本人之外,根本没有所谓“兴汉会”的人!在这个历史性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孙中山的基本队伍就是由他和日本人共4人组成的!同盟会成立会议选择在日本黑龙会总部召开,则更加清楚地表明:是日本黑龙会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的出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日本人直接组织和操纵了同盟会的组建活动。孙中山本人则是日本朝野有关集团和人士费尽心血培植的“同盟会总理”!犬养毅的“以备它日之用”的精心预谋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总之,孙中山是在日本朝野人士的培植和导演下,一举出名的!孙中山也是在日本朝野人士的培植和导演下,成为兴中会的总理的!

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有关孙中山的历史书刊,几乎完全按照孙中山的旨意来撰写,实在是一件极其荒唐可笑之事!甚至,更为荒唐的是,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面对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却不会分析、不会思考、不会研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将会不断地披露出来,有关孙中山的历史真相将会彻底的大白于天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永远阻挠的!

此时,我忽然想起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的一段话:“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术之一缺点也。”梁启超先生还感慨地指出:“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退而不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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