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学英语的?发明“纸老虎”一词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没能继续上大学。这成为他终生的一块心病。“五四”前后,我国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就在他送走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徐特立等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的时候,自己却决定不出国。原因何在?研究者认为有三:一是青年毛泽东当时学习法语非常困难,始终不过关;二是他担负不起到法国的路费;三是他最后甘愿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又一度想赴俄留学,但因没有俄语基础而未成。繁重的革命任务,使毛泽东无法静心学习外语。他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的战争坏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1954年正式提出学习英文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倡干部学习外文。这时有了非常好的条件,学英文才成为他的一种爱好。1954年,林克(原毛泽东英文秘书)到他身边工作时,毛泽东正式提出要向林克学习英文。但毛泽东并不使用英语教科书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自己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学英文”方式:念英语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对照着念。毛泽东那时熟悉的英文词语并不多,于是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短文,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入手。


众所周知,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只有“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记。但是毛泽东一意孤行。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重申了这一建议。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但是这些建议,实际收效甚微。


向外宾公开自己正在学英文


1959年1月,毛泽东与巴西外宾谈起:“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外宾问毛泽东自己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回答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上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最高。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用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信问林克:“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如此这般将英文译本“对读一遍”,毛泽东遇到不少困难,生词很多。但毛泽东不畏困难。


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让林克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但总是难以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英汉—汉英词典,备他经常查阅。《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先后学习过三遍,他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做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但毛泽东学习日语的愿望到死未能实现。


文革中间,红卫兵曾亲聆毛主席说英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若非当时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很早。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所以,毛泽东是在16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6岁一直学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秀”英语


毛泽东与外国人会面的时候,还喜欢“秀”一把英语。


1970年12月18日凌晨7时许,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白天)1点钟。进“早餐”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记录)、唐闻生(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 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 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还喜欢在接见外宾谈话时掺入几个英文单词。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个棍子)?”


美国解密基辛格与毛泽东谈话记录


1973年以后,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还有3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近年解密了这5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23时30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30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回答:“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毛泽东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1975年10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而目前存在美国人手中。


1975年除夕——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


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


这两名美国青年注意到,在他们面前,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并且用他的湖南腔调的发音着重说出了英语:“Class struggle!”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代表了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也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