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厂回忆:第一枚国产导弹在京城南郊诞生

陈度(原名陈思谦),1917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定县。男,汉族。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在河北省保定中学读高中并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1937年6月至1937年10月,在定县抗敌后援会从事宣传工作及党内印刷联络工作。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先后任晋察冀区党委(河北省委)文书、组织部干事。1939年1月至1943秋,先后任北岳区党委组织部干事、组织科长、干部科副科长。1943年秋,任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干事。1944年10月,任中共阜平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5年9月,任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事。1948年5月,任华北局组织部组织科长。1949年5月,调至铁道部政治部协助工作。1949年6月,任长辛店铁路工厂(二七厂)党委书记。1955月3月至1965年3月,任国营二一一厂党委书记。1960年5月,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政委。1965年3月,任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7年12月,任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4月,任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院党委副书记。1979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1982年12月,任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2月,离职休养。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局机关进驻北平。我们先到后圆恩寺原蒋介石的行宫小白楼的院内住了两天,随后组织部驻到前圆恩寺与后圆恩寺之间的一个大院内。


1949年5月,在我的申请下,领导同意了我“到基层去,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的要求,组织决定将我调到铁路部门工作。国家刚解放,百业待兴,铁路交通是关键的建设项目之一。我先是在铁道部政治部协助王鹤寿主任分配了一批干部,一个月后,于6月正式调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二七机车厂)。


自1936年参加革命,我基本上没有离开党的领导机关。调到二七厂,是我13年机关工作的结束。此后的30年,我一直工作在基层。30年中,我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工作中取得成绩后的自豪和喜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磨难。直到1979年10月,我才重新回到北京市委机关。


在长辛店二七厂的工作


1949年6月,我调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我们全家人都一起搬了过去。跟我们同去的还有当时的勤务员栗成章,他后来调到工厂一个车间当工人,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我是以铁道部工会特派员的身分去的。直到1950年我找到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市委接上关系,按市委指示在二七厂成立了党总支(后改为党委),我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我的身分才得以公开。那一年我32岁。


二七厂在北平是个大厂,建厂于1897年。我调去时有2400多人。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古都北平即将解放。在我去二七厂之前,解放军某部已接管了工厂,职工全部留用。原厂长贾象乾、副厂长郑文铸、总工程师王荫椿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下,已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配合地下党,积极组织工人护厂,使长辛店铁路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党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厂的恢复和生产工作,朱德同志和彭真同志还亲临工厂,在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早已具备传统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的二七厂工人,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积极投入到支援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的生产热潮中。那时候我们抢修火车机车,为解放军修汽车、修火炮,还为部队制造了几十辆榴弹炮车。为了尽快恢复铁路运输,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工厂还接受了突击生产一万块鱼尾板(连接铁轨用的夹板)的任务。干部、工人们把铺盖搬进车间,吃住在工厂,日夜赶制,很快便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铁道部的特别嘉奖,并被授予一面“再接再厉、奋勇支前”的锦旗。这是解放后工厂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我在长辛店二七厂工作期间,陆续调来了袁可辛(厂长)、陈平(厂长)、吴文彬(副书记)、黄英夫(副厂长)、田映萱(副书记)等人。工会主席是张洪宾,副主席是何凤亭(老工人),后来还将从东北调来的高晓亭(车间主任)提为工会主席。


在二七厂工作期间,有这么几件事印象很深:


抗美援朝时,从大连送来几辆货车需要修理。那时正是春天乍暖还寒时,早上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现有许多飞虫围着货车飞。当时正传说旅大发现美帝国主义散发细菌,大家立刻警惕起来。我派人堵在厂门口不让工人进厂上班,并带人捉了几只飞虫,送到城里有关单位鉴定,还请免疫部门派人来消毒。最后鉴定结果是,这种飞虫名曰“扰蚊”,正是这个季节孳生的,没有携带毒菌,一场虚惊才过去。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于二七厂在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曾存在一些反动组织和人员,厂保卫部门提交了要逮捕30余名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我看过材料和听过汇报后,感到这个名单定罪材料搞得太草率,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调查核实。特别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并已提干,更应慎重。我就到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处汇报此事并提出个人看法。刘仁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应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但乘我离厂去中组部开会期间,厂保卫科在市公安局的同意下,一次逮捕了30几个人。有人还放风说我“受了批评,一个人蔫蔫地走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调查结果说明材料不真实。不久便放回20来人,再往后几乎全部放回。


“三反”、“五反”时“打老虎”,上级机关某同志坐镇二七厂。当时他对一个采购人员有怀疑,就找人拿来绳子和杠子,准备对他动刑。我知道后,将某同志请到我办公室,对他发了脾气:“你要动刑就先把我撤了,你来当党委书记!”当时弄得他下不了台。结果没几天,市委开大会时我被点了名:“二七厂工作不得力,没抓出老虎来。”这就是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面。记得在我离开华北局时,刘澜涛同志曾嘱咐我:“原则要坚持,方式方法可灵活。”我没有做到这点,就吃了亏。如果在方法上讲究些,和他商量着处理问题,事情不会出现僵局,也不至事后挨批评。不久《北京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我批评某干部不当。为此我曾找过市委工业部长贾庭三同志,他给我做了解释。我这个情况正像《红楼梦》中包勇说的“因为太认真了,人人都不喜欢,讨人厌烦……”现在想来又何必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方式方法是应该灵活点。一次大会批评,一次登报批评,说明了我这个人虽然坚持原则,但也不善于待人接物。当然,正是由于我坚持原则,工厂才没有出现打人现象,也没有发生冤假错案。这也是让我感到庆幸的。


1950年,工厂成立了“创造新纪录运动委员会”和“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工厂响应中央和市委的号召,开展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推动了生产发展,生产效率普遍提高。1949年,我厂共修机车87台,创造了建厂半个世纪的最高历史纪录。而1950年,我厂修机车量高达169台,翻了一番,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客、货车辆比解放前修量最高水平提高五倍。


1950年冬,朱德同志第二次来到二七厂视察工作。他充分肯定了我厂广大干部工人的成绩,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全厂迅速掀起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抢修被美帝飞机炸坏的机车。全厂职工不仅捐献出2.29亿元(旧币),还有27名职工积极报名奔赴前线,随军修理机车车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爱国精神。朱德同志题词勉励全厂职工“巩固已有成绩,创造更多新纪录,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铁道而努力。”


1951年,一辆大型专用设备――45吨蒸汽轨道吊车在二七厂问世。大家兴奋地爬上吊车,合影留念。这是我们自制的第一台大型设备,那一天,我们都很兴奋,全部跑到吊车上留影,当时的兴奋劲头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苏联专家亚罗申科应铁道部邀请,担任工厂厂务顾问,协助工厂贯彻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推行作业计划、整顿生产秩序为中心的“301号部令”。苏联专家深入车间调研,针对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09项建议。结合机车车辆修理行业的特点,着重抓了分解检查、细录预算和备品与产品管理工作。通过整顿,逐步建立起指挥生产的一套计划体系及在生产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技术组织和措施。铁道部曾将这些建议汇编成册,印发全国铁路工厂贯彻执行。


为了统一全国的铁路经营管理,1953年开始,铁道部有计划地组织了各级领导干部到中长路学习管理经验。中长路经验是中苏共管时的中长铁路管理经验,核心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强生产、财务计划管理,保证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二七厂从1953年开始在铸、锻车间试行了定额管理和计件工资制度。计件工资改变了等级多、差额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二七厂通过认真学习中长路经验,大力开展劳动竞赛,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整顿和完善了规章制度,突出加强了生产和财务计划管理,保障了多项经济指标的完成。


我厂全体干部工人的努力,获得了肯定。1953年至1955年间,二七厂连续获得全国铁路工厂优胜循环红旗。1955年,北京市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我有幸当选为北京市委委员。

在南苑二一一厂的工作


1955年3月,我从二七厂调至南苑的二一一厂,任党委书记。


二一一厂的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开办的一个飞机修造厂。后经过历代政府统治,于1948年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1951年由空军十一厂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改名国营二一一厂。


我去之前,厂长是马清藻,副厂长有刘亚欣、姚仲选、林岑、班茂宣等人。书记是孙逊,副书记是谭克夫。我和丁丹同志一起到厂,我任党委书记,丁丹任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谭克夫任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1957年5月,冬春同志调来任党委副书记。


当时的二一一厂改扩建工程被国家列为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也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主要任务是负责修理米格15型、米格15比斯型和乌米格15型飞机。


我到二一一厂时,工厂还是一个只有500多人的小厂。党中央、毛主席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对我们这个国防重点企业非常重视,寄予厚望。为了加强工厂的技术力量,从全国各地陆续调来工人、转业军人、技校毕业生等。特别是两航起义的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的到来,对我厂科技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到1956年底,职工、干部人数就已经增加到7000多人了。


1956年,我厂共完成米格15型飞机大修任务67架,米格15比斯飞机大修任务8架,并完成了工厂的改扩建工程,修建了大批厂房和职工宿舍,增加了各种机械设备。工厂的规模扩大了,干部职工及家属的生活也安置好了。职工们干劲十足,准备迎接更艰巨的任务。


1957年,二一一厂在承接飞机修理任务的同时,又开始设计北京牌大轿车,参照苏制吉斯-155型汽车设计,并于当年7月成功制造出第一辆大轿车。这种汽车的结构是按飞机机体结构设计的,非常结实。9月25日,在武汉长江大桥落成典礼上,我厂生产的十辆北京牌大轿车参加了通车典礼。1958年6月,北京牌大轿车被送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上展出。


1958年,二一一厂接受了“1059”(导弹)的仿制任务,并正式从一机部四局划归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此,五院一分院和二一一厂组成了临时党委,刘秉彦任党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委员有林爽、胡春雨、周吉一、马清藻、林岑、顾光旭等人。临时党委决定,二一一厂应由飞机修理厂转变为导弹试制厂,完成各种型号导弹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原有的飞机修理任务移交给吉林五三一厂,并输送一批职工,由姚仲选同志带队去了吉林。9月,张钧被调到一分院任副政治委员,后增补为一分院党委副书记。


1958年是二一一厂飞跃的一年。苏联专家陆续到厂,分解的苏制导弹也被运来作为“1059”的样品。除了研制“1059”的工作,工厂还接受了“上游二号”(近程固体火箭)等多项研制任务。


这时的二一一厂是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关系比较复杂,有时也产生一些矛盾。当时市委与我厂联系工作的有韩伯平、曹阳、魏跃荣、孔凡红等人。


由于军工任务的特殊性,某些工种有时需要加班加点,有时又没有任务,产生窝工现象,这就注定需要搞二产品(即民用产品)。工厂要讲经济核算,虽然是国防工业,但是在保质、保量完成军工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还应该考虑到产值和利润。尽管在搞不搞二产品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议,厂党委还是决定保留部分二产品。


在这一年里,不光研制“1059”的工作全面展开,我厂还试制成功乌米格15高级喷气教练机和民用产品“首都一号”多用途轻型运输机。这年国庆节那天,二一一厂自主研发的三架乌米格15飞机和15辆北京牌大轿车参加了天安门的检阅仪式,这是我们二一一厂全体干部职工的骄傲!


1959年春,五院党委决定,二一一厂划归一分院编制,但不加军队的番号。原院厂临时党委撤销,工厂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一分院党委,并担任一分院领导职务。这时张钧任一分院党委书记,马清藻为一分院副院长兼二一一厂厂长,我为一分院副政委兼二一一厂党委书记。


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召开四级干部会整风时,院领导听信谗言,整理出大量二一一厂的材料,足有三大本。未经对证核实,就将其中一本“关于二一一厂党委领导上若干问题的报告”印发。整风会的简报上也开始点名,出现“听说某人是陈度建议中组部调走的”等等怪论。显然个别人是在有意混淆是非,借打击别人来掩饰自己。后来马清藻等人的历史问题出来了,马、林二人被调走。五院政委刘有光同志命令,把所有整二一一厂的材料都烧掉。至于当时烧没烧不清楚,因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东西又都翻出来了。


尽管整风运动对二一一厂党委的工作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我厂广大干部职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仍然提前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无论是军工产品,还是民用产品,都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1959年的9月,一分院的番号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0681部队。

1960年春,彭真、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到一分院二一一厂视察,并做了重要指示。接着,院、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4月5日,国防部长林彪任命张镰斧为五院一分院副院长兼二一一厂厂长。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我为五院一分院副政委兼二一一厂党委书记。5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楦为五院一分院院长。7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周吉一为五院一分院副院长。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杨亚中为五院一分院政治部主任。


1960年7月,分院下发了“关于职员参军的指示”,规定了参军、授衔、定级的范围和标准。因为参军范围只包括一分院干部职工及被划归分院的厂医院医护人员,不包括二一一厂的干部、职工,这引起工厂干部群众很大意见。


在我被任命为分院副政委后,家也搬到分院新建的“将军楼”,与刚调来的张镰斧同志住在一起。分院还为我配备了专职秘书。这时张钧问过我愿不愿意参军,参军又有名又有利,谁会不愿意参军呢?但当时二一一厂归五院领导后,群众正在闹着参军。作为工厂的党委书记,我如果只管自己参军了,又如何去做群众的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放弃了这次参军的机会。


从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到1960年8月最后三名苏联专家撤走为止,苏联中断了所有导弹方面的资料、设备的供应,这给我们的导弹试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科研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和技术专家,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刻苦钻研、埋头苦干,一定要搞出自己的导弹,为中国人争一口气!苏联撕毁合同和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难倒我们,反而更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干劲儿。


1960年11月,我国仿制的第一发“1059”导弹终于试验成功!紧接着第二发、第三发导弹也都相继发射成功。


这时期的厂党委主要成员有:陈度、张镰斧、丁丹、冬春、谭克夫、顾光旭、班茂萱、洛明、田兴堂、张志才、王全林、王文元、陈沛霖、徐乃明、梅斌、于占海、陶然如等人。


在“1059”发射成功后,工作的重点就放在了“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的试制上。记得“东二”刚装配起来时,发现丢了东西。重新拆检时找到了丢在里面的一块钢压板,还有铅封铁丝头。这种问题是绝对不允许的。有一次就是因为垫片用错材料被拧碎,掉下一块卡住别的地方而出了大事故。为此我曾提出:装配车间一定要改掉乱丢多余物的毛病,养成见到杂物就捡起的习惯。副厂长冬春同志还组织制定了八条保证产品质量的具体措施。


改变一种习惯是很难的,要下决心坚持才能养成好习惯。装配车间的李富华主任和王东占书记研究后决定,装配车间每天一上班,所有人先排队,在全车间拉网似地走一遍,捡拾地面上的多余物,用“捡”的习惯改掉“丢”的恶习。这个行动坚持了好多年,我也跟他们一起捡过。从此事故大大减少,文明生产风气加强了。后来李富华和王东占还专门拍了教育片。片中老工人从弹体内捡出一节捆电缆束剪下来的线头,在往盛杂物的箱里放时,一位将军在旁边看到,用纸把线头包起来说:“我要拿去教育那些不注意质量和安全的人。”


为了保证产品的高质量,我曾帮助培训质检干部,并在工作中总结了几句话:“一切经过试验,成功纳入规程。既要敢想敢干,又要手续分明。人人要有专责,事事要定专人。精心细致工作,产品定有保证。”我将这几句话的意思解释给张钧听,想让他布置下去,但没有下文。


自从二一一厂划归五院以后,一直存在不少问题,特别突出的就是市政府和五院两个上级都管、又都不管的情况。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院、厂之间的矛盾。


尽管工作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经历了无数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教训,“东风二号”终于在广大科技战线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于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了!这种中近程导弹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令世界刮目相看。在“东风二号”发射成功那天,我“诗兴大发”,仿毛主席诗词《清平乐·会昌》作词一首:

庆“东风二号”试射成功


步毛主席《清平乐·会昌》词


东方破晓,万事准备好,电钮一按向上跑,长长激波多好。戈壁滩上东风,直向目标进攻,鼓掌握手拥抱,同庆骄子诞生。


1964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二一一厂就归属于七机部第一研究院。1965年初,二一一厂被一分为六,成为六个工厂和一个管理处,后一直称为“六厂一处”。随后,我和张镰斧、丁丹、冬春、谭克夫、顾光旭等同志被分别调到部、院领导班子,离开了二一一厂。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1965年5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李先念等同志,分别来到我厂视察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


总之,自从二一一厂划归五院以后,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生产上的各项任务,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包含着我们二一一厂全体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水,这是永远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


回想50多年前的二一一厂,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我们全体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发挥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难倒我们,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也没有吓倒我们。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攻克一道道难关,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为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这是永远让我们引以为荣的。


今天的二一一厂人才荟萃、设备先进,已经成为我国航天战线的骨干力量。看着各种型号的战略导弹成功发射,看着我国的运载火箭一次次冲破太空,我为二一一厂感到骄傲,为我们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感到自豪!作为90高龄的老航天战士,我衷心祝愿二一一厂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内容于 2007-12-17 20:48:03 被lwandy00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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