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子弟 第一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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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赵小岳记事起,这已是第四次搬家了。

今年上半年,父亲赵群英由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机关平调到南郊的坦克师任团长。在上任简单熟悉工作后,将家由装甲兵家属大院搬到秦淮河边的吴钩里。这是坦克师在城区唯一的家属区。

七十年代乃至五六十年代的军官,因工作调动,人走家搬,是十分正常的事。就像歌曲里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把家搬……打起背包就出发。”绝不像现在家在城市的军官,搬家可以,只能往更大的城市搬;在同一座城市里,只能往住房面积更大、条件更优越的地方搬,否则免谈。

今天是星期天,赵群英利用放假把搬家的事办了。

当解放CA10B卡车将赵小岳全家拉到吴钩里时,已是中午时分。说是大卡车搬家,实际上全部家当只有小半车,主要是衣被、炊具、书籍等,家具的数量几乎等于零。公家会给每名干部家庭配备一定数量的常用家具,产权属公家,桌椅床柜的腿上都印上“公用营具”字样和编号。

吴钩里位于这座号称“六朝古都,十朝城会”的古城的南片,院外是一条丈把宽、二十多米长的窄巷。巷子两边都是文革中下放农村、文革后期又蜂拥返城的市民自行搭制的简易棚户,高低错落,参差不齐。棚户的门口朝阳晒着红漆马桶,煤球炉与马桶并肩而立,几个家庭主妇正在烧菜做饭。窄巷的尽头就是吴钩里,由两块大钢板焊制的大门,平时不开,只有在汽车进出时才打开,似乎将院内院外严实地隔绝开来。大门的旁边是一扇一人高的小铁门,白天供人员进出,晚上从里面闩上。门柱上方是圆拱形的铁架,上面钉缀着三块脸盆大小的白底圆铁皮,上写“向阳院”三个红字,由于风雨侵蚀,字迹已经脱落,显得很陈旧。

汽车喇叭叫了两声,大门打开。开门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窄脸,尖下巴,长发披向一边,散乱在额头上的几绺头发,使两只小小的眯缝眼若隐若现。因为个子瘦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空荡荡的,极不合身。他顽皮地向汽车招招手,示意开进来。赵小岳坐在车厢上,看着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涌上心头,他也向小男孩招招手,算是向第一位新邻居打个招呼,可小男孩已一溜烟地向院子里跑去。

卡车停在院子中央一棵华盖高张、郁郁葱葱的大雪松下。老住户都涌到院子里,围着汽车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孩子们好奇而兴奋地望着车厢上的赵小岳和妹妹靳小兰。赵群英从驾驶室跳下,大声地与大家打着招呼。妻子田一曼随后跨出驾驶室,赵群英拉着她与新邻居们一一见面介绍。驾驶员打开车厢后挡板,大家七手八脚地帮着卸东西,又不顾赵群英夫妻的阻拦,热情地将东西搬进新居。

吴钩里占地不大,是一个呈长方形的院落。大门朝南,进门左手是一幢座西朝东、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别墅洋楼。墙体年久失修,已失去本身的颜色,露出少许风化破损的红砖。墙上依稀可见黄色油漆涂写的标语,以楼梯门洞为中点,一边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边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右手是一排红砖黑瓦的平房,院子北侧是一大片空地,家属们早已一家一块开成菜地,种上各种蔬菜。再往北,院墙外面,便是沉淀着古老文化底蕴的内秦淮河。菜地的中央,有一个青石雕成的井栏,上面用隶书写着“吴钩井”三个大字,吴钩里的地名即由古井而来。据说这里原先是一位国民党师长的私人住宅,解放军渡江前夕,这位师长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岛,这处房产便被军队接收并一直做家属区使用。后来进城的家属多了,六十年代便在东面盖了一排平房。这里居住着坦克师机关和所属团队的部分随军干部家属,连赵群英一家共十户。

赵家的新居在洋楼的二层。楼上共住了三户人家。最北头是二团团长刘俊皆家,四间房。往南是赵家,共三间。一间大房子当客厅兼饭厅,西窗下支着一张单人床,赵小岳住;另一间赵群英夫妇住,西北角还有一个小间,估计过去是别墅主人的储藏室,给靳小兰住。赵家再往南,是楼梯,楼梯南边住着师副参谋长马穷达家,也是三间。饭厅兼客厅那一间支了一张小床,给二儿子马社教住,马家夫妇住一间,另一间稍大一些的住着大女儿马木兰、小女儿马淑红,还有六十多岁的姥姥祖芝香。马家的隔壁是三户合用的公用厨房。

家当都搬进了房,赵家开始一件件的整理。田一曼解开一个包袱袋,先给儿子铺上棉垫和床单。棉垫已经用了十六个年头,由两床军用棉垫合并而成,这还是五八年五一节,赵群英和田一曼结婚时,现在的师长邢长征夫妇送的礼物。两张床垫往大床上一拼,加上赵群英抗美援朝时发的黄军被和羊毛大衣,就是结婚时的全部家当。多少年来,田一曼一直精细地缝洗,并将两床棉花胎送到棉花店重新弹过,缝成一个厚厚实实的单人床垫。

赵群英在自己屋子里收拾书籍和物件,他打开一个樟木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用红绸布包裹着的一尺见方的木制相框,相框中镶嵌着一大张微微发黄的照片。这是五零年一月在北京,赵群英参加全军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时,在会议间隙,第三野战军的战斗英雄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还有陈毅司令员一起照的合影。也就在那次大会后,他把自己的名字由赵彪改为赵群英。多年来,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带着它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冲杀在抗美援朝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带着它回国,上坦克技术学校深造,又带着它辗转五、六个单位。每次搬迁,总是第一个将她取下,用红绸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在背包或箱子内。到了新居,又总是第一个将它拿出来,仔细端详,轻轻擦拭,尽管上面一尘不染;总是选一个显著的位置将它挂起来。这不是炫耀,而是一种光荣的向往,一种动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小岳,去开门。”田一曼一面收拾东西,一边说。

赵小岳快步跑到门口,拉开门。一个中等身材、三十多岁的妇女站在门外。她清瘦的面庞,大大的丹凤眼里极不相称地流露出几许忧郁,手里端着一只钢精锅,笑着说:“哟,还在整理东西呀。”

田一曼赶紧站起身,迎上去打招呼,赵家兄妹齐声喊道“阿姨好。”

“哟,孩子真有礼貌呀,”中年妇女走进屋,自我介绍道:“我是隔壁马副参谋长的爱人,姓刘,叫刘英,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你们刚搬来,锅灶还没展开,我送点水饺过来,你们就当是中饭吧。”

田一曼连声道谢,忙说上车之前,全家已经吃了早中饭。

刘英将钢精锅放在饭桌上,田一曼搬过一张木椅请她坐。刘英坐下,望着孩子,又是一个劲夸奖。赵群英闻声从里屋出来。

“这是赵团长吧,我听咱家老马常说起过你,夸你为人耿直,能说会道,工作能力强。”

赵群英笑着连连摆手,“哪里哪里,老马太客气了。老马在家吧?”

“在家,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知道看书写文章,练大字。”

“是呀,老马是科班出身,懂技术、有文化呀。”

“什么文化呀、技术呀,又顶什么用呢?”刘英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随即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刘英的丈夫叫马穷达,一九四三年怀着抗击外侮、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高中没毕业就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又考上战车学校。两年后毕业,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分配到东北“剿总”下属的陆军六十军直属战车团任少尉技术官(技师)。辽沈战役时,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阵前起义,战车团跟随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直属战车团,马穷达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文化底子厚实,装甲兵技术精通,曾参加过四九年开国大典战车检阅车队的技术维修保障工作。文革前在装甲兵学院任教员,埋头教学,勤勤恳恳,与世无争。文革中受到学院造反派的冲击,被扣上“蒋匪军残余”、“反动技术权威”的大帽子,游街批斗,六九年差一点被复员回河北老家。北京装甲兵司令部的一位领导知道他的技术和为人,为了给装甲兵保留一点人才种子,设法将他调离学院,分配到古城南郊的坦克师,担任副参谋长。眼下,师里共有六位副参谋长,老马主要负责技术维修保障。装甲车有毛病找到他,其它事情与他无关。尽管入党申请书写了十多份,但一直属于考察对象,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难怪刘英一提起丈夫就愤愤不平呢。

刘英拉了一会儿话,回家去了。赵家又各自忙碌着整理东西。赵群英回到屋里坐在小马扎上,又从樟木箱里拿出一个书本大小的木制镜框,上面同样镶嵌着一张老照片。赵群英与一个眉清目秀、英姿勃发的战士,在一辆插着树枝作伪装的坦克车前并肩而立,身后背景是朝鲜的崇山峻岭。这张照片在他心中的份量,仅次于刚才那张大幅合影。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望着周边已经泛黄的像片,赵群英陷入了深深地回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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