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1987年德国青年驾机“穿过铁幕闯红场”事件

1987年5月28日,星期四19:30,一位19岁的联邦德国青年驾驶“塞斯纳”轻型单引擎运动飞机,穿过当时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苏联防空系统的重重警戒,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当他十分兴奋地向围观的人们散发着名片,并声称自己是从赫尔辛基飞来的时,苏联乃至全世界都为之瞠目结舌。随后,前苏联警方迅速封锁了现场,并将激动万分的小伙子带走,最终法庭判鲁斯特因非法入境罪及扰乱航空秩序罪入狱4年。苏联国防部因此颜面尽失,一大批军方高官为此丢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浮出水面,鲁斯特的历险之所以成功,竟是一系列巧合促成的。

1、事件的开端

驾机在红场降落的19岁青年,叫做 马蒂亚斯·鲁斯特,生长在联邦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12岁就成了航空模型的制造迷,参加了学校航模队。他17岁时参加了航空俱乐部,学习轻型飞机的驾驶技术,只是因为视力不佳而没成为职业驾驶员。但他经过一年多刻苦训练,却取得了私人驾驶执照,并成了汉堡航空俱乐部正式成员。


据说某天,他在俱乐部里翻阅到一条资料:1981年10月18日,一个名叫阿兰·马钱德的飞行爱好者,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以每小时160 公里的速度,从巴黎的凯旋门洞一穿而过,从而完成了轰动世界的飞行壮举。对这个法国人的冒险行动,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联想到同伴们在晚会相互告别的祝愿语,他不禁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能驾机在莫斯科红场降落,干一番一鸣惊人的大“事业”呢?于是,他开始酝酿飞往红场,在红场着陆的计划。但这个大胆的想法,他既没有告诉父母,又没有告诉任何朋友,而是悄悄地准备着。


鲁斯特的准备工作十分细致。早在1987 年3 月,他便给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司去信,索要苏联航空图。这家公司很快就给他寄去一份从赫尔辛基到苏联的航图,但却缺少去莫斯科的资料。因此,鲁斯特再次与该公司联系,花了25马克买了一份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欧洲航空地图。从此,他经常背着家人,在房间里研究飞行路线上的风向和地貌,以及各种飞行细节。


要闯过苏联国境,关键在于避开雷达跟踪。鲁斯特就这个问题特地请教了航空俱乐部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他告诉鲁斯特,躲避雷达系统监视的唯一办法,是驾驶轻型飞机,在离地面仅数十米高度作超低空飞行。但他最后还是警告鲁斯特,最好放弃这次冒险,因为苏联的防空系统是第一流的,要想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这并没使鲁斯特知难而退,反而激发了他勇于冒险的决心。5 月初,他告诉父母,想去北欧作一次长途飞行。因为按规定,要取得商业飞行的驾驶执照,至少得飞满150 个小时,眼下他累计飞行达60小时,所差90小时必须靠长途飞行才能补上。父母同意他的北欧之行,并出钱帮助儿子从汉堡航空俱乐部租了一架塞斯纳-172Ⅱ型轻型飞机。这种飞机时速只有200 多公里,为减轻负荷,加大航程。鲁斯特将飞机上的4个座位拆掉了3个,加装了油箱。


5月13日,他告别父母,驾机从汉堡起飞。向北飞越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那里逗留数日后,他驾飞机飞往挪威的卑尔根。过了几天,他又飞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正是在那里,他下定了飞往莫斯科的最后决心。5月27日晚上,鲁斯特独自一人徘徊在赫尔辛基街头,对这次冒险行动作了周密的思考,决心冒死闯红场。他在电话亭里,跟父母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明天他将飞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然后再飞回家。


5月28日上午,鲁斯特给他的小飞机加足了燃料,270公升汽油足以保证6小时的飞行,在最佳情况下,飞机可以续航800 公里。中午12点21分,鲁斯特从赫尔辛基马尔米机场驾机起飞。在向机场递交的飞行表格上,他填的目的地是西南方的斯德哥尔摩。谁知他向西仅飞了几分钟,就向东南方急转。机场控制塔雷达荧光屏上,显示这架飞机的亮点迅速消失了。航空管制人员以为飞机遭到不测,便急忙与他联系,却没有回音,也没有收到任何遇难呼救信号。管制人员判断飞机可能坠落大海,便立即派出3 架直升飞机、4 艘军舰和17名潜水员,到漂有油迹的海面搜寻营救,结果却一无所获。


人们以为这个小伙子“葬身鱼腹”了,殊不知他正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原来,鲁斯特在向左猛打舵盘的同时,就关闭了除无线电罗盘以外的一切无线通讯设备,把飞机驶向芬兰湾的水域。为躲开苏联的雷达,他尽可能降低飞行高度,进行超低空飞行。他最终以80米的高度、225公里的最快时速,顺利地从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海边城市科赫特拉—亚尔维进入苏联领空。


28日当地时间14:29分,爱沙尼亚的科赫特拉亚尔韦市,塔林防空系统的雷达捕捉到一个不起眼的飞行目标。苏军三个导弹师随即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只待一声令下,就可以随时消灭目标,但命令却迟迟未下达。


“鲁斯特事件”发生的四年前,苏联萨哈林群岛上空,在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架韩国民航波音747客机被苏军击落,造成机上269名乘客死亡。世界各地对此反应强烈,许多国家连续数周禁止苏联飞机进入本国领空。惨剧发生后,苏联军方下达了秘密命令:在无法判明飞机有军事目的的情况下,禁止向一切民航飞机和体育运动飞机开火。鲁斯特似乎对苏联军方的心理了如指掌,他大大方方地飞着。


为了确认这个不明飞行物的“庐山真面目”,苏军两架米格—23截击机从“塔巴”军用机场升空进行拦截。但不久后,“塞斯纳”做了向下俯冲的动作。这样,它不仅从截击机飞行员的视野里消失了,也从地面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5分钟后,该地区的雷达屏幕再次捕捉到一个飞行目标,与先前的“塞斯纳”相比,其飞行路线和高度均有不同。但地面塔台人员简单地将它误认为就是原先那架“流氓飞机”。新目标发出“我是自己人”的应答。警报解除,两架截击机返航。


“塞斯纳”继续向东南方飞行,在将近15点的时间抵达普斯科夫市上空。当时,普斯科夫市郊正在进行某航空团的教练飞行,空中有数十架飞机盘桓。因此,当鲁斯特驾驶的“塞斯纳”出现在雷达屏幕上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鲁斯特驾驶的“塞斯纳”继续悠然地在苏联领空又继续飞行了200公里。在飞抵旧鲁萨城地区时,它又一次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于是,鲁斯特驾驶着他的“塞斯纳”继续前行,到达了托尔若克市。在这里,又一次巧合帮了他大忙。刚好在前一天,在托尔若克市郊40公里处发生了一场空难,一架米格—25与一架图—22 M战略轰炸机相撞。所以,这一天在该地区上空到处是执行搜寻任务的直升机。鲁斯特的“塞斯纳”不早不晚,恰好于这天飞临该区。由于“塞斯纳”的飞行速度和高度与苏方的直升机完全吻合,塔台人员理所当然地将它识别为众多救援直升机中的一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对鲁斯特来说,这一天奇迹般地充满了幸运的巧合,当鲁斯特飞近莫斯科时,某个大人物(具体是何人至今未解密)下了一道命令:暂时关闭防空网的自动控制系统,以进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修。正是这20分钟的空隙,鲁斯特于19:38分飞进了莫斯科。


至此,鲁斯特的历险结束了,闹剧开演了。鲁斯特自己承认,最初他打算降落在克里姆林宫内,但由于缺少适合飞机降落的平台,遂决定降落在瓦西里大教堂前面。教堂前满是人群,鲁斯特打开了降落指示灯,挥动着飞机翅膀上的襟翼,好几次从人群的头顶上掠过。正在广场上散步的游人向他挥手致意并报以友好的微笑。


这天恰好有一架直升机在红场进行航拍。因此,当红场保卫处的值勤少校托卡列夫接到电话询问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是在航拍呢。”而当巡逻哨兵科索卢科夫向他报告有一架飞机在红场上空飞行时,他只是懒洋洋地回答:“你只要当心别让母牛闯到红场就行了,至于飞机,不用你操心啦!”鲁斯特在第三次尝试着陆时,成功降落在莫斯科河桥的南端,并向瓦西里波滑行。过了20分钟,来了一群穿灰色制服的人,把他带到了卢比扬卡广扬(KGB总部所在地)。


8月29日早上,世界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刊登这则消息,19岁的鲁斯特也一下子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

正当鲁斯特随心所欲地在红场上空盘旋时,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柏林出席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5月29日晚,戈尔巴乔夫才返回莫斯科。闻知此事而大为震惊的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让中央电视台和塔斯社播出一条3 行字的简讯,公开予以证实;另一方面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非常事件。


5月30日,在克林姆里宫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指出:

“国土防空军总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战斗手段来制止入侵飞机的飞行。因此,我要求解除防空军总司令科尔杜诺夫同志的职务。”很显然,科尔杜诺夫的错误是无法原谅的,他使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部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但是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有人开始为科尔杜诺夫说情,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还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指责他没有服过兵役,没有资格对军队的事情评头论足。这使戈尔巴乔夫更为恼火,他再次发言:“我认为,国防部对部队领导严重失职,对出现的重大疏忽缺乏应有的警惕和纪律,而导致国家和军队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损害。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求同样也解除索科洛夫同志的职务。”与会者都大吃一惊,因为索科洛夫是屈指可数的元帅之一。


第二天,公布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国土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社诺夫被宣布撤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则因“退休”被解除职务,新任国防部长由亚佐夫大将担任。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全世界都为之一震,各国舆论一片哗然。谁能料到,官阶显赫的两位苏联高级将领,竟会因为一位19岁的联邦德国青年而丢掉了“乌纱帽”。不久,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部一批空军将领被撤职,还有一些将校级军官也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受累此次事件的官员达250多名。至此,鲁斯特的“恶作剧”,已演变成苏联国内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


在联邦德国,鲁斯特一夜之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有关他的报道,记者们称之为“航空史上的一次壮举”。在西柏林,印有鲁斯特机降红场图案、标有“红场国际机场1987年5月28日开放”字样的T-恤衫十分畅销,每件售价达8 美元。但汉堡航空俱乐部并不为拥有这样的“英雄”会员而高兴,俱乐部副主任盖斯反而宣布开除鲁斯特的会员资格,并要他承担将那架飞机运回联邦德国所需的25000马克的费用。


联邦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鲁斯特驾机在红场着陆的行动,是一种会带来不幸后果的“轻率行动”,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仿效这种做法。同时,这位发言人还恳请苏联方面,能宽恕这位无知的年轻人。


8 月4 日,苏联方面宣布,对鲁斯特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告结束,苏联最高法院将对他进行审判。当警察把鲁斯特正式逮捕时,这位“英雄”才意识到闯了大祸了,他必须在苏联的法律面前付出代价。


9 月2 日上午10点整,莫斯科苏联最高法院,审判开始。在监狱里度过了97天的鲁斯特被带入三楼审判厅的被告席,他瘦高的身材,白皙的面庞,戴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身著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还系着一条蓝底白点领带。他举止文雅,动作从容不迫。公众席坐着25名外国记者和15名苏联记者,还有100多名苏联各界的代表;离他不远处,还有他的父母和弟弟。他们是两天前从汉堡千里迢迢赶来旁听的。


苏联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鲁斯特犯有非法蓄意侵犯苏联国境、违反国际飞行规则以及恶性流氓行为等3项罪行。鲁斯特显得很平静,他不用讲稿,口齿伶俐地回答检察官向他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并在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承认公诉人列举的3 项罪名,只是在与辩护律师商量后,才否认自己犯有“流氓罪”。


当检察官追问他此行的目的与动机时,他乖巧地争辩说,他驾机到莫斯科确实有政治目的,那就是他冒险飞到莫斯科是为了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他讨论世界和平问题,以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与和平。为取悦于苏联人,他还说了一些苏联人最中听的话。他强调,他此次和平使命之所以选中莫斯科,是因为和平的策源地不在华盛顿或波恩,而是在莫斯科。他承认这次机降红场,只是希望达到目的,而没顾及后果。现在他认识到这是他有生以来犯的最大错误,并表示今后决不重犯,最后恳请法官从轻处理。

9月4日,是审判的最后一天。鲁斯特的辩护律师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鲁斯特确有悔过诚意。他希望法庭考虑到被告年纪尚轻,以及所犯罪行没有酿成重大后果,最好能从轻量刑。但公诉人认为鲁斯特所犯3 项罪行,后果严重,建议法庭取最高刑期,判处鲁斯特8年徒刑。公众席上顿时一片愕然,大多数人认为量刑过重。当天下午4点半,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联邦德国公民鲁斯特在普通劳改营服刑4 年。鲁斯特和他的母亲对判决没有异议,事后他们对记者说,对此他们早已有思想准备。


鲁斯特被判刑后,名义上要在劳改营服刑,但他却一直呆在牢房里。他每天除学习俄语外,还要到监狱图书馆装订和修复图书4 小时。他在狱中待遇很好,他的父母多次被准许探望他。1988年,当鲁斯特20岁生日时,他的父母特地飞抵莫斯科,带着生日礼物,与他在狱中团聚了3个小时。


当鲁斯特身陷囹圄时,他驾驶的那架塞斯纳-172型飞机却身价百倍。法国作家保尔和法国企业家诺伊曼合伙以12 万美元向汉堡航空俱乐部买下了这架飞机,然后以200 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一日本收藏家。接着,这架轻型飞机成了真正的“和平使者”,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


鲁斯特入狱后,联邦德国总统、政府总理、外交部官员先后利用不同的场合,为鲁斯特说情。联邦德国驻苏使馆官员更是数次去狱中探望。苏联当局则顺水推舟声称,鉴于鲁斯特能“自觉接受改造,遵守监狱纪律”,故在鲁斯特服刑仅14个月后,即宣布提前释放。


1988年8月3日晚7点左右,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上灯火通明。一架联邦德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徐徐降落。245名乘客从这架来自莫斯科的客机上走下来。记者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一个刚走出舱门的男青年。


“鲁斯特!鲁斯特!”顿时,机场上一片嘈杂,闪光灯闪个不停,众多记者们在等候这个机降红场的新闻人物。正当记者们一拥而上,将十几只话筒伸上前时,鲁斯特却一声不吭地朝前走,钻进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小轿车。记者们尚未弄明白怎么回事,小轿车已疾驰而去。事后,人们才知道,联邦德国发行量很大的《明星》周刊已和鲁斯特父母商定,买下了有关他在苏联狱中生活情况报道的版权,于是他刚下飞机就作为“专利”,被这家杂志接走了。


记者们大失所望,叫苦连天。只有紧跟在鲁斯特后面走下飞机的美联社记者面带微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和美国一家电视网的记者捷足先登,在莫斯科便随鲁斯特登上这架飞机。途中,在飞机上就单独对鲁斯特进行了采访。看来机降红场这个恶作剧的肇事者,对错误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坦言,在监狱饱受孤独与失望之苦,并不无感叹地说:“我在被关进监狱时还是个孩子,出来时却已是个成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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