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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远远离开了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咯嘿……”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是电影“阿诗玛”的主唱曲。每当人们唱起这首歌时就会想起彝族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命运的悲惨。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一部口头传说:在撒尼族的传统节日里,阿黑在射箭和摔跤比赛中赢了富家子弟阿支,夺得了彩绸与阿诗玛互订终身。但阿支早就看中阿诗玛,趁阿黑不在把她抢走。可是,阿支和哥哥比武都敌不过阿黑,只好将阿诗玛放走。就在阿黑一行高兴而归时,阿支引进的汹涌洪水淹没了他们。待阿黑挣扎起来后,阿诗玛已化为一座山石。

这部影片的诞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1956年,诗人公刘的长诗《阿诗玛》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正当海燕电影制片厂着手投拍时,《阿诗玛》的作者被打成“右派”,派电影的事也就被搁置下来。1960年,老诗人、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对《阿诗玛》修订,但不久他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摄又一次搁置。

196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组成摄制组,刘琼任导演,葛炎、刘琼改编剧本,罗宗贤、葛炎任音乐创作,李广田任文学顾问,杨丽坤出演阿诗玛。

杨丽昆将阿诗玛美丽、善良的本质作为角色的主调,充分发挥自己善舞的特长,在表演中增加了许多别具特色的舞蹈,形成了清新、质朴的表演风格,将纯情、秀丽、善良、甜美的阿诗玛展现得淋漓尽致。

1963年11月,《阿诗玛》完成样片制作,1964年6月初影片送文化部审核时,鉴于当时的政治动向,有关领导认为目前在国内还不宜放映,可先拿到香港“第二地带”放一放,国内稍等一下再说。即使是这样也不行。江青在调看了影片后于12月的中宣部会议上,点名批判了《阿诗玛》。”1965年4月11日,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中,《阿诗玛》被列为坏影片。

“文革”开始后,电影《阿诗玛》遭到了批判。未及上映便遭禁。


1976年10月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对《阿诗玛》也进行了复审。”由于“左”倾思想的束缚,《阿诗玛》依然不得解禁。


直到1978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阿诗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了银幕上。随后,新华社发布一条重要消息:《阿诗玛》等一些影片将在元旦恢复上映。

1979年元旦,《阿诗玛》在全国上映,此时主创之一的李广田已经被迫自杀多年,主演杨丽萍被折磨得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1982年,该片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


对这样一部充满了民间艺术精华的电影,在那个中国多在多难的年代的遭遇,不能不使人感叹艺术生命之强大,尽管又这样的禁锢,但一旦她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其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还是抓住了人们的心,使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同时又想到艺术作品于社会环境的关系,与同时期的另一部电影艺术精品“刘三姐”相比,“阿诗玛”的艺术价值,欣赏性及主题都很近似,不过是“阿诗玛“中与邪恶的斗争火药味淡了一些,爱情成分多了一些。由于剧本主创人员的遭遇,”阿诗玛“的播映几经磨难,完成后十几年才得以见天日。可见其艰难。


艺术作品是人创造的,都会带有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及艺术思维走向。创作者身处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下,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维美是艺术的一个流派,爱情是艺术的一大主题,尽管艺术创作者们试图脱离环境,把维美的艺术作品置于社会动荡之外,艺术作品的欣赏者也希望在享受艺术时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现实中这不过是一种梦想。即使是最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任何艺术作品也是脱离不了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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