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闲话端方...(2)



接上回继续闲话。。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夏,五大臣回国。端方在外洋时,清延已发表他为闽渐总督。回国销差后,本来是应该马上上任的,但慈禧太后认为端方是个深通的干员,特改调他为俩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谢恩后,于七月到任。


端方到了南京后,拾掇了外国一些皮毛,在俩江兴办学校,练海军,办警察局,修马路,大行新改,但其间也闹了不少的笑话。据说当时有位清朝进步人士写了个文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写的俩江某制军用招商局客轮,从吴淞运黄土到南京填修马路的事,就是影射的端方。端方对缉拿革命党不遗余力,被他杀的,捉的,关的,追捕的,驱逐出境的不在少数。上海有个徐敬吾,装束奇特,蓄三绺长须,盘发辩于顶,穿西装,戴瓜皮帽,腰系麻绳一条,脚登草鞋一双!每天在四马路的茶馆门口摆书摊,夹杂卖点邹容著的《革命军》一类书籍。而四马路一带,向为三等妓女聚集之所,所以他也常在此出入,还获得个(野鸡大王)的称号。就是这样一个野鸡大王,端方也没有放过,照会英领事拿获,引渡归案。本欲解回南京审讯,幸亏当时《申报》的时评写道:擒贼擒王,一擒擒了个野鸡大王。俩江大史,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矣!端方看了认为不雅,才密令上海方面把人给放了。。。。



不过,端方在俩江时,确也谦恭随和,礼贤下士,幕中网罗了不少学者名流,时时在秦淮河,玄武湖,笙歌画船诗酒清谈。对地方绅耆或者过境文士更是十分礼遇,款待优渥。故众口交赞,官声鹊起。甚至于当时的方面大员都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午桥有学有术。而端方俨然成了个名臣,给已经垂死挣扎的清廷拱卫南天。



端方在俩江俩年多,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宣统继位,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当国。宣统元年(1909)五月,调端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张之洞行将就木;袁世凯遁迹洹上;岑春煊息影上海。有人认为端方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但是端方不知政治形势变了,仍以元老重臣自居,有时还显出些骄态。过去,皇帝皇后下葬,谓之(奉安)事前照例要派出大臣勘察皇灵经过的路线。慈禧死了后,奉安于遵化东陵普陀峪,勘路大臣派的是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此人是李鸿章的长孙,到天津时,端方认为他(李国杰)虽是钦差大臣却是晚辈,没有必要亲自去接,只派个代表拿张名帖就完事啦,当然这也使的李国杰有几分不痛快。第二天李国杰来访,端方照例请了圣安寒暄几句,竟向李国杰表示:我端某居官多年,难道这点勘路的事还办不了么?贤侄不用操心啦,由我另外差人去吧!这样也使得李心中不快。李事毕回京,端方也没有按钦差礼制送行,更加使得李心中不快。回京后,与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谈及此事,杨也因为端方接直督事时,打了其兄前任总督杨士骧的麻烦故对端方也心怀不满便马上与李国杰坐在一条船上。还有个程遵尧,是名伶同光十三绝之一程长庚的孙子,他爷爷给他捐了个候补道,如今已是外务部的实授郎中了,也被抽调出来协助奉安的事儿。在拜见端方时,端方既未让座还问他:读过几年书呀?接著就端茶送客藐视之意显然。于是李杨程三人合谋,想搞倒端方,出口怨气。



且说端方从外洋带回了俩件宝贝,一件是电影放映机;一件是手提照像机,在当时确是稀罕的东西。但这俩件宝贝都给端方带来了麻烦。电影放映机,在北京宴请载沣等人时,在放映当中时电机突然爆炸,挨近的几个人都给炸死啦,而那位权高位重的载泽也饱受虚惊,害了一场大病,对端方不无埋怨。手提相机的漏子就更大了,端方想在慈禧奉安时拍摄些珍贵的镜头,但因为自己不能亲自出马就约好了一个照像师前去代劳。当这个事儿被那几位(李杨程)知道后便马上合谋暗中做了手脚。


到了奉安那天,照像师果然坐著端方的马车提著相机沿路拍照,开始没有一人拦阻。皇灵到了寝门面前,自隆裕太后以下王公大臣分班行礼。这个照像师就站在背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突然一个御前侍卫走去把他抓住指著机问道:这是什么东西?陵寝重地你是怎么进来的?隆裕也惊动了,降旨严问。照像师回道:是端大人带进来的。庆亲王喝道:好生无礼!在御前还称什么端大人,叫端方!李国杰马上高声喊道:端方身为封疆大吏,意敢叫一个市井之人混进大臣行例,在皇太后面前拍照,实属犯了大不敬罪,应请严加议处!这时摄政王载泽也因电影放映机的事儿也问道:端方,你身为大臣,世受国恩,意荒悖至此,是何居心?等等后吓得端方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犹如傻子。。。。


之后,杨士琦长于刀笔,立即代李国杰写一奏折狠狠地参了端方一本。御史胡思敬也借汤下面,搜罗了端方作官以来的各种劣迹,写成十大罪状,上奏朝廷。这年的十月十一日,端方奉旨革职交刑部严加议处。后经过端方兄弟多方打点,刑部初认为降五级留原省听用后御史班子认为处罚太轻叮著参奏,于是改为革职永不叙用。而此时历史上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名人袁世凯也和端方同病相怜,端方感觉俩人相濡以沫,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袁的第五子克权,俩个虎落平阳的人成了儿女亲家。。。。。呵呵呵呵



闲话说到这里,请听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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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投名状端方(上)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1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1905年,端方(右起第三)在美国考察宪政。




满清贵胄端方。1911年在四川被杀。



□雪珥


几匹快马从四川资州城冲出,融入了初冬的曙色当中。马上众人,一色的新式军装、头戴大檐帽。为首之人,马鞍上紧紧捆着一个木桶,随着马匹的颠簸,散发着浓烈的煤油气味。


这是一次重要的护送任务,在那个木桶里,盛着一份送给武昌革命党的投名状: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的首级。此时,1911年11月27日,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舆论将被这个消息所震惊。


清政府高官被杀第一人


端方是被他一手建立的湖北新军所杀。他带着这支部队到四川,为的是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却没想到,在半道上自己却被先镇压了。端方之死,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他也成为在这场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对端方被杀的描述有两个历史版本。其中一个版本的描述是: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钱。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国内中英文媒体,及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时,四川全省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性的士兵们发生了骚动。


这天早上,闹饷的士兵们闯进了端方的行辕,将这位统帅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士兵们在统帅的房间中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十分愤怒,便举枪要杀端方。


此时,端方一手培养的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开始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士兵们赶过来,举枪要发。曾广大又劝阻道:“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估计当时还有警卫、侍役等陪在端方身边。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在日本学习铁路施工归来的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殓也”。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在主流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为端方流泪、“革命意识”似乎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这些“革命同志们”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成了武装暴动,大清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革命同志们”就开始抗命不前。端方自然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甜蜜异常”,“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革命同志们”“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革命同志们”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到处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革命同志们”一合计,决心动手,否则进入成都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将成为“以明心迹”的工具。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不断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满清入关时入了旗籍。


“革命同志们”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决定杀端方兄弟,众人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垂首无言,只喊着:“福田救我!福田救我!”(福田是曾广大的字)。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革命党早欲除之


无论是“封建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


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成了一个历史谜团。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


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八旗中的政治明星、改革先锋


终年51岁的端方,曾经是八旗中的一颗政治明星。


端方当然不是什么“陶”姓汉人,而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并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都是清廷着力培养的对象。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与庆亲王合称“庆那公司”的著名腐败分子那桐、宣统年间的内阁(副总理),端老四就是端方,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小吏成长为高级官僚,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道员的端方,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到改革实践之中。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义和团动乱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立即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


曾因“大不敬”遭弹劾而被革职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认为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能极大推动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但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遭弹劾而被革职。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五四运动”时著名的所谓“卖国贼”)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慈禧的既往政治方略和政治影响。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清代野记》)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日“历史”版。)



注:这是本人收藏的端方银质奖章

[原创]闲话端方...(2)





对这个端方不太了解,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枕头啦。

[原创]闲话端方...(2)

悲情辛亥之三


革命投名状端方(上)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1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1905年,端方(右起第三)在美国考察宪政。



满清贵胄端方。1911年在四川被杀。




□雪珥


几匹快马从四川资州城冲出,融入了初冬的曙色当中。马上众人,一色的新式军装、头戴大檐帽。为首之人,马鞍上紧紧捆着一个木桶,随着马匹的颠簸,散发着浓烈的煤油气味。


这是一次重要的护送任务,在那个木桶里,盛着一份送给武昌革命党的投名状: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的首级。此时,1911年11月27日,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舆论将被这个消息所震惊。


清政府高官被杀第一人


端方是被他一手建立的湖北新军所杀。他带着这支部队到四川,为的是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却没想到,在半道上自己却被先镇压了。端方之死,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他也成为在这场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对端方被杀的描述有两个历史版本。其中一个版本的描述是: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钱。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国内中英文媒体,及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时,四川全省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性的士兵们发生了骚动。


这天早上,闹饷的士兵们闯进了端方的行辕,将这位统帅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士兵们在统帅的房间中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十分愤怒,便举枪要杀端方。


此时,端方一手培养的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开始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士兵们赶过来,举枪要发。曾广大又劝阻道:“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估计当时还有警卫、侍役等陪在端方身边。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在日本学习铁路施工归来的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殓也”。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在主流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为端方流泪、“革命意识”似乎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这些“革命同志们”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成了武装暴动,大清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革命同志们”就开始抗命不前。端方自然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甜蜜异常”,“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革命同志们”“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革命同志们”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到处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革命同志们”一合计,决心动手,否则进入成都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将成为“以明心迹”的工具。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不断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满清入关时入了旗籍。


“革命同志们”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决定杀端方兄弟,众人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垂首无言,只喊着:“福田救我!福田救我!”(福田是曾广大的字)。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革命党早欲除之


无论是“封建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


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成了一个历史谜团。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


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八旗中的政治明星、改革先锋


终年51岁的端方,曾经是八旗中的一颗政治明星。


端方当然不是什么“陶”姓汉人,而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并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都是清廷着力培养的对象。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与庆亲王合称“庆那公司”的著名腐败分子那桐、宣统年间的内阁(副总理),端老四就是端方,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小吏成长为高级官僚,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道员的端方,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到改革实践之中。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义和团动乱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立即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


曾因“大不敬”遭弹劾而被革职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认为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能极大推动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但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遭弹劾而被革职。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五四运动”时著名的所谓“卖国贼”)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慈禧的既往政治方略和政治影响。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清代野记》)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日“历史”版。)


◎雪珥,著有《国运1909》等,现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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