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关于陈炯明 ZT

关于陈炯明

对陈炯明向无了解,于正统和传统史学关于他的论述和评价,可谓不经意接受。只是看到时人赠送的挽联,一念之间,颇奇怪于对他歌功颂德,备致赞扬。挽联本多溢美之作,不足以评定死者,然送陈炯明挽联者颇多政治名人,还有不少著名学者,颂扬过当,岂不贻笑他人,自贬身价?且挽联所指,不乏是对史论指责陈炯明的重大错误的辩正。于此,不免生疑。但对于陈炯明一生功过,仍无了解,这种疑惑也就事过即忘。去年在香港,老友李侠文先生赠我一册七十年代香港出版的《陈炯明传》复印件;侠老与陈炯明旧部黄居素熟稔,他也赠我以黄居素写给他的谈陈炯明事的信件。《陈炯明传》全面写陈炯明,由清末议员开始,参加黄花岗起义,早期经营闽、桂、粤的治绩,倡导联省自治,容孙至于反目而成中山广州蒙难,至退出军界、政坛,以至一九三三年九月病逝香港,均有记载。关键是陈和孙的关系,即容孙、驱孙、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被困永丰舰,其间经过,书中一反旧说,为陈炯明辩,传中附录诸件如吴稚晖与陈炯明来往书信及陈炯明逝世时香港报纸长篇报道,可作参考。读了《陈炯明传》,对陈炯明生平,他的思想、主张、治绩,诚有所了解,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即孙陈关系,中山广州蒙难事件,还是疑莫能明,甚至于是越读越不能明。这,主要是我对问题缺乏研究。然史料缺如,或均一面之辞的记载,恐怕会造成即使有研究的人亦不免作一偏之论。写这篇文章,起于仓卒,广东已出版陈炯明文集,也没有阅读,非敢为定论,亦不能作定论,只是为了表达我的疑惑,期得通人君人指教。


孙中山死,陈炯明时居香港,亲撰挽联(陈炯明幼读旧学,毕业广东法政学堂,后为广东咨议局议员,亦曾办报,诗古文辞均佳,函电文牍向所亲拟,不假人手),其文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哪里是挽联,但见一腔怨气喷薄而出。上联说孙中山不能“杀”他,历史会对他有正确评价,下联所说故交,似非指孙中山,却因孙之故而与之“一战再战”,结果落得如此,亦是怨词。如解释为与中山战,公仇二字难通。陈炯明与章太炎为知交,两人因联省自治主张而结合,同与孙不睦。章曾为陈《中国统一刍议》题辞,谓陈之议,“多中肯处”,是“根本之论也”。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中章更历数陈之功绩,而痛斥中山。章亦借孙死寄挽联以泄愤,其情其词都超过陈炯明的挽联,直是痛骂与诅咒,附引如下: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考察陈炯明一生,早岁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之役为先锋(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以后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未中,武昌起义后,率师进占惠州,广东独立,为副都督,等等,皆其革命表现,勿庸置论。在广东的治绩,兴办实业,禁烟禁赌,提倡地方自治,以“模范起信”为号召,大兴教育,请陈独秀入粤,为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这些也是成绩所在。陈炯明被称为军阀,其实他是注重文事的,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民国时期,军阀为了保住立足和占有的地盘(四川谓之为防区制),注意建设,兴办文事,也是有的,不足为怪。陈炯明的不同,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举办地方自治,民选县长,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以后,他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反对武力北伐,甚至以为选举大总统非其时,请孙下野,必然逐步地和孙中山发生矛盾。孙中山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须向领袖宣誓效忠,绝对服从,还要打手模指印,陈以为有损人格,拒绝执行(反对宣誓和打手模指印的党员甚多,非只陈)。孙中山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当选非常大总统,也曾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此项谈话,其精神和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并不相悖,亦可见孙中山当时并不主张武力北伐,很快,形势变化,孙的主张变了,孙提出武力北伐案,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经非常国会通过,陈则认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当以“模范起信”“联省自治”为先,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再图中原。这样,孙和陈的矛盾也激化了。对各路军阀,孙对奉直皖各系的政策主张,亦为陈炯明所不许。联省自治的根基在西南各省,尤其云南唐继尧。孙之对外政策,联俄(借俄以自重),陈极反对。早在一九一五年,陈炯明时居新加坡,与在海外的黄兴、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共同发表宣言,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谓“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转见《陈炯明传》)这种主张亦为陈后来所执行。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苏俄代表路博到漳州访陈炯明,表示愿意资助陈完成统一,但要中国放弃外蒙,为陈所拒。孙中山联络外国许以利益之议,陈素所不赞成,二人离合之因,此亦未必无关。




作者: 东方不败烟雨遥 2006-4-24 19: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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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陈炯明


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要求党员和部属须绝对服从,政见不同,已所不满,公开发表主张,与领袖异,并起而行,各执其异,是为孙中山所绝对不许,且心怀耿耿,积久不忘。孙认为陈是他“卵翼”下的人,“卵翼”下的人叛变了他,何能忍受?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有言:“此役则敌人已为我所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李剑农前揭书)痛心之情,溢于言表,两人的矛盾冲突已不可解了。陈军公开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广州蒙难,躲避永丰舰,是最严重的事端,陈炯明也因此最受指责。政见冲突,可以谅解,公然叛变,诉诸武力,是为国人所不能容。《陈炯明传》解释说,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之时,陈炯明已经解除兵权谪居惠州,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是他的部下洪兆麟发动的。这一解释,诿过部下,是传统的习见手法,也乏佐证,不足服人。孙中山曾说,广州蒙难事件,“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陈炯明只承认他要求孙中山下野离粤,炮轰之事与他无关。此案乃成悬案。其间,或许身当其事的蒋介石、许崇智、胡汉民(陈胡素不睦)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反之,陈炯明对孙中山亦多疑,屡说孙打击他,以至于说“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竦”(《陈炯明答吴敬恒书》)。也是事无佐证。大约,两造相忌既深,积怨难除,便致多疑。


其实,孙中山是很欣赏陈炯明的。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报)据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回忆,孙中山与陈炯明一次闲谈,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的革命作风,“盖粤语常以‘狼’字喻勇猛进取也”。自然,主要还是陈炯明的治军治政的能力让孙中山不能忘。决裂之后,孙中山未尝没有想到陈炯明。北伐遇阻,乃思良将,陈军此时也还有实力。于是,经汪精卫、吴稚晖等为陈缓颊,劝孙与陈再度合作,孙同意了。但坚持一条,要陈炯明写悔过书。这是以高居人上的领袖地位对待部属不可更改的立场。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透露,“五日,钟煌可复为陈炯明求和。总统以无诚意,且言陈炯明对我,只可言悔过自首,不能言和,故不允所请。”吴稚晖是陈炯明知交,现在与汪精卫对孙重提此事。吴稚晖、汪精卫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致书陈旧部黄居素(按,黄居素曾任广东农民部长,粤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及首任中山县长,为陈亲信),劝陈与孙中山和解。吴稚晖致黄信,说孙将出师江西,请劝陈军“最好亦攻闽”。并托黄转交他的信与陈。汪信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示黄劝陈悔过。吴稚晖在其同月二十九日所写一万字的致陈炯明长信中,以其素有的滑稽突梯之文,上天下地天南海北纵横驰骋,无非说孙陈不能分离,谆劝老友和解,共陈十条献计,表示“根本观念,既已相同,一切少少牺牲,自然双方不败,即个人平昔憾恨,尽可不必调和”。结语云:“俟国事大定,永不交谈可也,拔刀决斗亦可。”汪、吴三信,相差两三天,不得孙中山默许,不能同时发信。五月十三日,陈炯明复书吴稚晖,论昔日与孙之恩怨,述自己一生抱负,含蓄表示无和解可能。其事乃寝。汪、吴、陈三信,经《陈炯明传》作者康白石于一九七五年在美觅得,载《陈炯明传》中,是可贵的史料。


不知经过如何的转还,月余以后,六月二十五日,黄居素邀孙中山代表汪精卫、廖仲恺与陈炯明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晤香港,举行谈判。廖传达孙意,坚持陈炯明写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电陈请示,陈复电拒绝,便无结果。又过三月,吴稚晖忽由香港搭小轮访陈于汕尾,同行者莫纪彭,但吴以后说,邹鲁亦与。陈候之江边,后来谈至深夜。据《陈炯明传》记述,陈吴获得协议是,大军沿江西线前进,陈军攻福建。北伐至长江后,问题自然解决。且拟好两封通电,经陈签字,吴带回广州,经孙裁可后,双方同时发出。孙陈合作北伐,看来得到协议。舟返香港途中,吴稚晖对莫纪彭说:“一生拿人家的金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业,最钜量就像陈竞存交过他港币五万元,拿到了这五万元到了巴黎办起里昂大学。万不料到两年后,大家闹到这田地哩。”(陈传载莫纪彭回忆《海丰之行》)




作者: 东方不败烟雨遥 2006-4-24 19: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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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陈炯明


悔过书呢,《陈传》说陈吴之会没有提起。但是,孙中山没有忘记。据《陈传》引英国国家档案局于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外交文件(M340 R0114)所述:“吴从汕尾回来,即日上广州。这时国父已经北上督师韶关,吴先生又赶到韶关,到后在国父跟前呈阅两封通电,并陈述陈氏已经悔过,其言至诚。国父向吴先生索取悔过书,吴先生答以悔过书仍未携来。这话才出口,将身跪在国父面前,再说一句:‘我吴敬恒代陈炯明悔过。’国父自然把吴先生扶起。”孙陈合作之事终于破灭。九月二十八日,孙返广州,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见孙,也力劝与陈合作,联合讨伐曹馄、吴佩孚,孙拒绝。一纸悔过书的周折,带来历史的曲折。翌年(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北京,继之病逝协和医院。陈炯明倾诉积愤的挽联已如上述。陈军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屡战,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起,蒋军猛攻惠州城,于十月十四日攻陷,陈军最后据点瓦解,陈炯明从此倒掉了。陈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息影香港,著书立说,生活拮据凄凉,然仍关心政事,谋在海外发展中国致公党党务,并曾数次北上京津,晤段祺瑞以商联络,与章太炎等商国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晚年穷固,三餐亦有所不济,身后更是萧条之至。


陈炯明之死,吴稚晖挽以联曰: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吴稚晖在联内重提旧事,谓与孙中山地下相见,送上悔过书,关系当恢复了。恐怕,这只是他个人善良的愿望而已。以孙陈之各执己见,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吴在挽联中附有跋文,文颇长,述孙陈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为陈开脱之言。但吴也不胜惋惜悔过书事,谓为“惜此一纸书竟未成也”,暗示了陈的坚执,孙的固执。


文写竟,也许还是不明所以。想像陈炯明其人,二十年代大呼“老百姓不出,奈民治何”!其排斥党权、军权而倡民权之所为,人谓陈曰新军阀,如此军阀,亦难得矣。



一个前清秀才和省议员,参加过暗杀团和讨袁运动,一度成为孙中山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曾经热情接待过苏联代表,对列宁表示景仰,还出资支持过共产党的机关报,最终却还是走到了对立孙中山、反对共产党的行列。其言行举止,交织着矛盾和不确定的因素,这些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长期以来被称之为“军阀”的陈炯明(1878年-1933年),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09年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起义,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和护法斗争的有力助手。历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1922年,与孙中山在政见上的分歧,陈炯明命令部下炮打广州观音山前的总统府,孙中山偕同宋庆龄逃到永丰舰上去躲避。以后避居香港,并担任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1933年9月22日,贫困交加的陈炯明在香港病逝,下葬时用的是其母的棺木。曾经显赫一时的广东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B 文武双全青年





看见陈炯明的照片,一身军装,两撇胡子,貌似一介武夫,其实他能文能武。陈炯明3岁丧父,6岁入私塾读书,20岁中了秀才。1908年7月,30岁的陈炯明就读广东法政学堂,朱执信是该校的日语翻译,他说陈炯明“品学兼优,热心国事”,并形容他“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谈”。从法政学堂毕业,陈炯明在家乡提倡“自治会”、“戒烟局”、“育婴堂”等,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1909年,当选省谘议局议员,陈炯明提出的议案最多,其中有《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1910年,陈炯明参加广州新军起义。次年的黄花岗起义,陈炯明是先锋(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进攻粤督公署,事败后潜逃香港九龙城南。1910年6月,陈炯明与刘师复等组织“东方暗杀团”刺杀水师提督李准未遂,7月即将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炸死。辛亥革命成功,陈炯明得清军管带洪兆麟内应,率民军光复惠州,自办“循军”,采用“井”字旗号,寓古代井田之意。陈氏诗古文词俱佳,函电文牍向来亲拟,从不假人手。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炯明集》有88万字之多,足见其著述丰富。


C 两度主政广东


辛亥革命后,广东第一任都督是胡汉民,时陈炯明任副都督,军政府正式组成。但仅仅过了半个月,孙中山劝胡汉民随其到南京,襄理全国大政。胡汉民赴京前向即将召开的省临时议会推荐陈炯明代理都督。1911年11月24日,广东临时议会在广州东堤新舞台开幕,与会者推举陈炯明继任都督,陈辞不受,只允暂代。1912年元旦,代都督陈炯明举行新年省港各界茶会,揭开了他主持广东政务的序幕。


民国初立,社会动荡,百废待兴,为了稳定局势,陈炯明一度采取强硬手腕治省,引人关注。今存美国国家档案局的驻华武官报告“于陈将军的治绩”说:“包括广州的外国人、领事们及租界地之居民,均对陈加以推崇。他们说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处决人犯每日均有,据闻有些罪犯并不严重。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民(船户)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经此一番“乱世用重典”之后,广州社会治安有了好转。


在经济上,陈炯明办的第一件事,是下令开设“广东银行”,发行不兑现的“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1500万元,分为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四种,票面印有陈炯明的军装像。同时收回了清朝纸币750万元。同时通告划一币制,市场用毫元计算,一元兑十毫,不得折减,不得再用两数。第二件事是在广州拆城墙筑马路。1月20日,广东军政府布告:广州准备拆城筑路,令城门附近之居民在一月内上报业主住户业权、位置材料。陈炯明在下令拆墙建路的同时,将广州城的骑楼正式列为城市管理条例之中,1912年颁布的《广东省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第14条规定: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铺屋,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英)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第三件事是裁军,从1912年至1913年,广东裁撤民军11万余人,只留下了陈炯明的循军、李福林的福军和黎义部共约3万余人,编余人员有的编成警卫军,有的编成工兵,参与广州拆城墙、修马路。1912年11月5日,从清宣统年间就开始建造的广州长堤马路竣工以及东(较场)沙(河)公路建成。这是广东省最早建成的马路。在广州街上,人力车和马车逐渐取代了昔日的轿子。


1920年11月1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名义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这是陈炯明第二次主政广东。作为一省之长,陈炯明重视广州的建设,他引用美国市政经验,采取委员制,在新颁布《广州市暂行条例》中,广州市政府的组织分为三个机构:市行政委员会、市参事会和审查局。市政委员会有委员7人,孙科是市长兼委员会主席,均由陈炯明委任。陈炯明一直采取禁赌、禁娼、禁毒的政策,有人反对,说这是断了政府财路,他却坚定不移。陈炯明在生活方面非常严谨,40岁时,妻子生了四个女儿,尚无子嗣,亲友相劝,他拒不纳妾。据说他刻有两枚图章:不二色、不蓄私财。1920年,从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归国的张竞生曾向陈炯明上书,建议实行避孕,陈斥之为“神经病”。


除了政制改革外,陈炯明继续推进广州城市建设。1921年9月2日,来自美国领事的报告说,广州市内有新式街道24英里半,其中8英里是市政府成立之前完成的。市政府成立后,仅过半年,即完成了9英里,剩下7哩半仍在建设中。这些街道有80至150英尺阔,旁边有行人道,路面用水泥,工务局尽量利用城墙拆下来的砖石作路床。市卫生局清通5万5千多尺的排水管渠,在饭馆、旅店和剧院等公共场所严厉执行新颁布的卫生条例,每天雇用1000名清道夫打扫卫生。全市分为12个警察区,共有4045名警察,224名警长,还有500名受过军事训练的特别警察,以应付紧急事件。兴办警察学校,有240个学生。设立市监狱与改良学校,收容1000个犯人。


市政府计划建设三个公园:第一公园在惠爱中路(即今中山五路人民公园),50万平方尺,已经竣工;第二公园在东较场,其中包括一个运动场,150万平方尺;第三公园在海珠岛,4万4千平方尺,在筹备中。还有兴建珠江铁桥,筹办新式屠场(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物),装设马路电灯,筹建市政纪念图书馆、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


虽然当时广州市的公立学校不多,但却拥有数千所私立学校,教育水准比中国其他地方要高。为了鼓励发展公立学校,政府规定:公立学校老师月薪最少在36元,每年可加薪至125元为限;公立学校全部免费,原来每个学生每月3角的学费取消。由于教育成绩显著,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在广州逗留了半个月,“会议余暇,必参观,日以为常”。回到上海以后,黄写了一本百余页的书眉 ,名为《一岁之广州市》,书中特别指出了广州市政的成就:(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三十三家之多,虽有指斥当道,甚或倾向北政府者,从未加以干涉”。(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止鸦片。(四)一方提倡工会,一方劝戒罢工,同时盛倡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五)卫生行政,“特聘专门人才,本科学的方法,锐意进行”,如掌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之管理,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及妓院之检查及取缔。


1922年2月18日香港的《士蔑西报》以“广州指示怎样做”(Canton Shows the Way)为题,评论说:广州市政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最近我们发觉在其计划中,拟建筑市政厅,创设市图书馆和设立医院,各拨建筑费十万元,还有五万元作为在观音山建筑第二公园之用(原文如此,第二公园应在东较场)。香港也有市政厅和图书馆,但其设备的简陋,一般人都认为对香港是一玷辱,而政府一直不介意。可是,皇太子威尔斯要来访问这个殖民地,政府便很爽快的拨发了五万元来建造一座华丽的盖台(pavilion),仅作两天之用。


从黄炎培以及港英报纸的言论,可知陈炯明主政广东时间不长,广州市在各方面确实成绩斐然,尽管不少市政工程仍然在筹划之中,但已经引起了国人乃至外国传媒的关注。


D 曾经联俄容共


早期陈炯明在联俄联共政策上与孙中山是一致的。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驻扎在福建漳州,曾在其辖区宣传苏俄的刊物。1920年夏天,苏俄曾经派人与陈联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陈同意孙中山说的,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没有显然的阶级,用不着斗争;中国向来一个皇帝独裁,实际是乡绅局董分裁;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什么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似乎是世界共通的,实则将来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成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这是当时陈炯明对社会主义见解的重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记载,1920年,陈炯明曾向他当面提出要求苏俄援助。同年,陈炯明致信列宁时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我深信新的俄国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相信它对中国即将到来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给予帮助和支持。在它的支持下,中国人民,经过斗争和牺牲,将会更早地获得独立,摆脱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建立新中国。”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共,陈炯明也采取宽容的态度,据《陈竞存先生年谱》记载,曾经有人向陈告密:他所聘来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陈炯明听了只是“一笑置之”。1921年10月,中共早期成员之一的高语罕来广州出席全国教育会议,11月7日,他见到刚从广西前线回到广州的陈炯明,有如此的观感:“晚间古政务厅长(指古应芬)、邓参谋长(即邓铿)、孙市长(指孙科)请在财务厅公宴。因为今天陈竞存先生凯旋,在座者有中上层军官全体,政界、学界、绅界、工界以及各省教育会代表,共计二百余人。饮酒高歌,人人皆有一种愉快的样子。而陈竞存先生一言未发,大有‘凯歌高唱几人回’的痛定思痛的心思!陈竞存先生,我不把他当作一个武人,也并不把他当作一个政治家,只把他当作一个我们人道主义的保护者!他没有嗜好,不要钱,生活无异于常人,这是他的私德高洁的地方。”在这个年青共产党人的眼里,陈炯明形象高大,可见一斑。陈炯明与孙中山曾有一致的思想,他全力支持过孙中山。孙中山也欣赏过陈炯明,他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又以“狼、大、快”三个字来形容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狼”字在粤语是勇猛进取的意思。


E 贫困病死香港


后来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破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许多人,包括研究陈炯明的专家都这样认为,陈、孙意见分歧主要在“北伐”的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并将自己毕生精力用于此。 陈炯明则主张粤人治粤、闽人治闽、桂人治桂,即各自将本省建设好,然后像美国那样实行联邦制,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两人政见不和,最终导致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打总统府和粤秀楼,要求孙中山“下野离粤”。当时孙中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至高无上,无论国民党抑或共产党都拥护他,因此陈炯明的“兵变”马上令他人心尽丧,国民党指其“叛党乱国”,共产党斥之“封建反动”,从此从蒋介石的日记到报纸杂志,提及陈炯明的时候多称之为“陈逆炯明”。


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下野,即日回到海丰,转至香港。陈炯明不置产,无私蓄,他在香港先是租屋居住,后家境每况愈下,只能寄居跑马地毓秀街25号其弟家中。喜欢吸烟的陈炯明无钱买烟,有吸烟者来访,会多放几根香烟在台上,客人走后,陈才有烟可抽。1925年12月27日,陈炯明接任中国致公党总理一职。时至今日,致公党仍是中国主要参政党之一。“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曾企图拉拢陈炯明,他反过来要求他们归还东三省。在港期间,陈炯明撰写《中国统一刍议》、《法制产生》两书。


1933年8月底,穷困潦倒的陈炯明偶感寒热以,他懂中医,故自开药方治疗,10天后热犹未退。经看西医,知其血液中有核菌,一说陈炯明无钱吃早餐,便以几个铜板向街边挑担者买糖瓜串果腹,时值“热肠菌”流行,故染上肠热病,遂入住湾仔道马岛医院。9月9日,陈炯明精神渐复,可食稀粥,且与前来探病的友人谈论国事。不料次日陈炯明病情转重,大便带血。19、20日,陈炯明忽入昏迷状态,偶然醒来,他要求回家,改用中医治疗。延至22日清晨2点20分,陈炯明病死寓所。死前,家人问以家事,陈苦笑着对其长女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以国事,则连呼“共和”而终。其身后遗下老母、一妻、五女和三子。毓秀街25号地方狭窄,且无棺成殓,无奈之下只好借用其母杨太夫人之棺。9月30日。陈炯明在香港出殡,其棺木相铺着“五色旗”(中华民国初期的国旗)和“井字旗”(致公党旗),灵前一对联:“以拨乱致治为任,从艰难困苦做人。”由于香港寸土尺金,如何下葬顿成问题。后经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出面,1934年4月3日(广东禁赌纪念日),陈炯明归葬广东惠州西湖紫薇山。


陈炯明死了,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陈逆炯明死于港”,副标题为“问叛逆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香港《工商日报》则说,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其实陈炯明早就知道自己身后会惹来争议,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陈炯明曾拟一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沉重历史背后往往是一言难尽的,尤其像陈炯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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