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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日本来,欲刺蒋介石……蒋介石怒言:“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脑袋!”……女特工轻舒玉臂,就把男刺客推进了地狱…… 廖文毅,是一个最早鼓吹“台湾独立”的家伙。一九一零年出生于台湾云林。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工学院,一九三二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密西根大学工学硕士、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他于一九三五年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主任、中国军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香港银行团鉴定技师等。一九四零年,廖文毅弃官返回台湾经营企业,任大承兴业、大承产物、永丰等公司的董事长。


蒋介石像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廖文毅投身国民党政界。一九四七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开始鼓吹“台湾独立”。这时,廖文毅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被圈进了通缉名单,只得仓惶出逃,在香港栖身。

廖文毅离开台湾后,全力投身于“台独运动”,他在香港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又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要求“托管”台湾。廖文毅的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曾动过扶植其执掌台湾大权的脑筋。

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 一九五零年在日本又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arget="_blank"党”,自任主席。一九五五年,索性把事情搞大,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一九五九年,廖文毅为扩大影响,又先后访问了瑞士、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一九六零年,在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

廖文毅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受到台湾民众的拥戴,有资格与蒋介石抗衡。也自有一班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充当幕僚,出谋划策。最近,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一听,连称“言之有理”,于是便让幕僚物色刺客,准备暗杀蒋介石。终于有一李姓幕僚物色得一个合适人选,荐往廖文毅处,廖听了介绍,十分满意,便决定约见。

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三十八九岁年纪,瘦高个子,精明凶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二·二八事件”后因涉嫌参与该事件才被开除,次年即赴日本。来日本后的十余年里,郑松焘一直在为日本的达官贵人当保镖。他和李幕僚沾着点亲,李找到他一说意思,他拍胸夸口:“给我五百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李幕僚向廖文毅一说,廖文毅笑言:“他如能暗杀蒋氏,我付一千两黄金!”

最终,廖文毅和郑松焘谈妥几点:一、行刺蒋介石,只要开枪,不管击中与否,赏黄金五百两;二、开枪击中,轻伤加赏黄金一百两,重伤加赏二百五十两,毙命加赏五百两;三、赴台旅费及活动经他从日本来,概由廖文毅支付;四、此行如果丧生,一应身家后事由廖文毅负责料理,如果负伤,也由廖负责提供诊治、疗养费用。

为了尽快去台,当晚,李幕僚即去郑松焘住处取了有关证件。次日,廖文毅请美国人出面为郑松焘办出国赴台手续。美国人很卖廖文毅的面子,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办妥了全部手续。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郑松焘从东京飞往台北。

郑松焘在台北市内的“白龙宾馆”办妥入住手续后,立刻给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

岳安和和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局根据举报线索,将郑松焘列入逮捕名单,幸亏岳安和仗义作伪证,总算在上司面前保下了郑,使郑免于牢狱之灾,仅被开除了事。郑松焘赴日本后,因经济条件优于岳安和,所以经常给岳寄钱寄物,予以接济,十几年没有间断过。双方鸿雁不断,情谊甚深。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电话,又惊又喜,老朋友一别十几年,见面自是分外亲热。当晚,郑松焘留岳安和在宾馆餐厅用晚餐。席间,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做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因自己是台湾人,所以人家安排他负责一个专门介绍台湾政要人物日常生活情况为内容的栏目。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与栏目相关的资料,因为岳安和是老刑警,肯定对此很了解,所以希望能够帮忙。他们当场约定从次日起每天谈两小时。

次日,岳安和如约去宾馆。郑松焘说:“安和兄,这样吧,先谈蒋介石,他是‘总统’,我向读者介绍,当然先要介绍显赫人物。”

岳安和抽着郑松焘的日本高级香烟,点点头:“言之有理”蒋介石在台北市内市外的官邸、别墅,公开的、秘密的,每处官邸的地形、警卫情况,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外出,通常去什么地方,外出时乘坐什么汽车,配备多少警卫,沿途是否戒严等等,等等,岳安和一副“知无不言”的样子。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

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刺客,在了解行刺目标的有关情况的同时,还须考虑自己行刺后的退路。郑松焘盘算自己下手后,肯定难以用合法的方式逃离台湾,只有以偷渡出逃。他决定先去安排好偷渡事宜,免得事到临头措手不及。

郑松焘花了三天时间,找到了一个当年的熟人。此人很仗义,没收郑松焘一分钱,就给他办妥了届时从嘉义登船偷渡离台的有关事宜。

也是巧,这天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二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岳安和作为一名老刑警,按照台湾警方当时的惯例,合法拥有两支手枪,借出一支不会影响其开展侦缉活动的。郑松焘给岳安和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准备到龟山岛去走一趟,为安全计,想借一支手枪带着防身,希望老朋友给予方便。岳安和一口答应,约定当天午夜前后把手枪和子弹送往宾馆。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郑松焘刚抵台北时,并没说过要去龟山岛;况且,龟山岛既无野兽,也无海盗,对于旅游者来说,安全不会发生问题,无需携枪防身。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当儿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

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岳安和考虑多时,决定向当局举报。

岳安和干了多年的刑警,头脑活络,思维清晰,作出举报决定之后又反复考虑:该向哪个部门举报?他要好好掂量掂量。

岳安和考虑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

但岳安和知道若是照寻常方式求见,绝对是进不了门的,所以他想了个奇主意——

岳安和骑了一辆二轮摩托车,驶到中飞路五号蒋经国官邸,忽然一个急转弯,摩托车直往官邸大门冲去。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便衣大汉似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般,突然双双拦在当道,一个如鹰抓小鸡似的把岳安和从摩托车上抓揪下来,摔在地上;另一个飞起一脚从横里把摩托车踢翻在地下,那车轮犹在“突突”地飞转!

岳安和的目的达到了,他被扣上手铐抬进了官邸大门,扔在门卫室侧边的会客室里。片刻,一个警卫小组长模样的汉子走进会客室,居高临下盯着躺在地下的岳安和:“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冲撞大门?”

岳安和叫道:“我是台北警察局刑警岳安和,有十万火急大事求见经国先生!”

那人大吃一惊,弯腰从岳安和身上找到了证件,查验后问道:“你有什么事情要见蒋先生?可以对我说吗?”

“不行,必须当面跟蒋先生说!”

那人略一沉思,把岳安和从地下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叫一名警卫看住了,自己匆匆往里去了。几分钟后,他去而复返,叫人给岳安和打开手铐,全身搜查,把所有物品全部掏出来放在一边,然后打了个手势,示意岳安和随他入内。

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

蒋经国微笑着,用温和的口吻问道:“你如此急迫地要见我,究竟有什么事情?”

岳安和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

笑容从蒋经国脸上退去了:“谁?”

“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岳安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电话,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官邸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总统’若要出去,必须力劝,劝不住给我阻住,就说是我进的言,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当面解释。”

接着,蒋经国又给“安全局局长”陈大庆打电话,让他火速前来中正路五号。

陈大庆匆匆驱车前来。蒋经国把情况对他说了一遍,临末了道:“事不宜迟,你把手下的精兵强将调上二三十个,叫岳安和带路,去白龙宾馆把郑松焘逮住,由你亲自审讯,弄清行刺背景,立即报我。”

蒋经国布置妥当后,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官邸里,警卫人员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庭院里遍布明岗暗哨。不过蒋介石本人对此毫不知晓。蒋经国让侍卫长进卧室通报。

侍卫长一说蒋经国求见,蒋介石当即坐起来:“叫经国进来!”

蒋经国走进卧室,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睡意顿消,年过七旬肝火却仍旺盛,右手握拳往床沿口砸了一下:“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目前还不清楚,等抓住后一审讯自然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尚不清楚刺客究竟来了多少人,为安全计,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研究实践院’的安排。”

蒋介石点头同意。

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说“安全局长”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白龙宾馆,不知去向;目前,一部分人留在宾馆守伏;其他如何安排,听候指示。

蒋经国还未开腔,蒋介石已经叫起来:“叫他们紧急出动,全岛缉捕刺客!”

郑松焘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好的呢?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悄悄叫了辆“的士”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熟悉“圈内”情况,知道岳安和如若对自己产生疑意,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而必定会去哪个特工衙门。果然,只一会儿,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他马上让“的士”司机驾车跟踪,一直跟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门前,目睹岳安和驾摩托车冲撞大门一幕,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郑松焘甚至连白龙宾馆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的士”,长途行车二百四十公里逃往嘉义市,找到预先联系好的关系,连夜逃离台湾岛,经香港返回日本。

“安全局”为缉拿图谋行刺蒋“总统”的刺客,专门成立了一个“侦缉指挥部”,调动大批特工广泛寻觅线索。四十八小时后,终于从那个“的士”司机那里得知郑松焘已经逃往嘉义。三天后才得知郑松焘已经偷渡出境。蒋经国闻报大为震怒,下令在嘉义开展“扫黑行动”,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嘉义地区的黑社会组织遭到当局的严厉打击,损失惨重。

这时,潜伏在日本的特工将调查到的线索发回台湾:郑松焘从台北打往日本横滨的电话,“被叫终端”姓李,公开身份是药品掮客,秘密身份却是“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委员,是该组织总裁廖文毅的得力幕僚。据调查,李某是郑松焘的远房舅父,郑此次赴台前,曾由李介绍去过廖文毅在横滨的住所,其出境手续是廖文毅出面请美军驻日司令部帮助办的。

“安全局”的情报专家对上述情报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郑松焘是受廖文毅所派遣而赴台湾行刺蒋介石的。廖文毅是此次行动的主谋者。

蒋经国将这一结论向蒋介石禀报了。蒋介石气得拍桌子:“廖文毅胆大妄为!”

蒋经国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廖文毅图谋不轨,是想搞他的‘台湾独立共和国’!”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声叫道:“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

蒋经国心想:这廖文毅的后台是美国人,如果把廖文毅杀了,无疑是得罪了这股势力。目前正是“反攻大陆”准备阶段,争取美援为重,不能因一个廖文毅而误了反共大计。但是,蒋经国熟知父亲的脾气,盛怒之下说出的话不肯改口的。

三天后,蒋经国拿了一份《行动方案》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其时蒋介石火气已经消退了,蒋经国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当时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撑腰的,对美国人虽有看法,但不敢得罪。蒋经国说:“……但是,廖文毅如果见我们对他如此作为尚无动于衷,不免会小看我们,说不定还会有再派刺客的非份之想。我们要使廖文毅知道:不杀廖文毅,并非缺乏下手之胆之能因此,要杀个鸡给猴子看,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

“对杀掉郑松焘给廖文毅看看”蒋介石点头道。

于是,蒋经国便把暗杀郑松焘的任务正式下达给“国家安全局”。“安全局”派出一支三人行动小组,这三名特工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姓名是:施丰涛、奇建荣、李铮铮,其中李铮铮是女性,是当时台湾为数不多的女特工中的一名佼佼者。

施丰涛、奇建荣、李铮铮三人接受行动指令后,以“旅游者”、“探亲”和“经商”的名义,装成互不相识的样子,坐同一架日航班机由台北直飞东京。

到了东京,施丰涛、奇建荣、李铮铮轮流对郑松焘进行秘密跟踪。三天盯下来,台湾特工弄清了郑松焘的情况:郑在东京大藏机械株式会社担任警卫,大概是组长之类的小头目,上的是常日班,时间是上午九时半至下午五时,星期六、日休息;周一至周五,清晨七时半,他从灯塔道的寓所步行六七分钟至地铁车站,乘地铁至青山公园下车,在车站外的一家面条店里吃早餐,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前往会社;下午五时下班后,循原路线返回寓所,只是少了吃面条这一节。

第三天晚上,施丰涛把奇建荣、李铮铮召到自己房间里,密议行刺方案。

第一、第二方案被否定后,于是有了第三方案:在地铁车站下手,在火车驶来时,把郑松焘推下铁轨,让火车压死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干脆利索,事先毋须准备,事后容易脱身,并且无后遗症。三人反复计议,决定采用这个方案。

施丰涛当场拍板:“后天上午在索马町地铁车站下手,三人一起去上午下手,下午飞回台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个阴沉沉的寒冷天,郑松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上午七时三十分,他西装革覆穿戴齐整后步出家门,走向索马町地铁站。站台上,乘客不少,但还不曾到拥挤的程度。郑松焘刚在离道轨四五公尺处立定,奇建荣就从侧边走过来。奇一边走一边吃着一只香蕉,经过郑松焘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把香蕉皮扔在地下。他没有驻步,晃晃悠悠地朝前面走过去了。

这时,传来火车的鸣叫声。郑松焘刚要向道轨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忽然身旁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打扮的年轻姑娘,手里拿着一张纸,指着上面的日文,一边朝郑松焘鞠躬,一边说:“先生,请多关照!”

“乡下姑娘”那口流利的日语懵住了刑警出身、素以机警出名的郑松焘,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台湾女特工,朝纸上瞥了一眼,也用日语说:“你是问路吗?”在隆隆声响中,李铮铮大声问道:“先生,去高田马场该坐到哪里下车啊?”

郑松焘刚要回答,不远处的施丰涛忽然用日语大声叫道:“阿川,你在哪里?”

李铮铮连忙回头,“不料”脚正踩在香蕉皮上,滑了一下,身子往前打了个趔趄,双手冲郑松焘一推。这个动作在旁人看来很是轻松,哪知李铮铮是练过武功的,又是蓄足了力道,郑松焘猝不及防,一下子就被推进了道轨,跌倒下来。就在这时,火车“隆隆”而来,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郑松焘之死,构成了东京的一桩新闻。日本警方一无所获,只好不了了之。但是,“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胆战心惊,唯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此后,廖文毅的“台独”调子越唱越低。

蒋介石闻悉情况后,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

一九六五年三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随后便返回台湾。廖文毅返台后,先后被委任担任曾文水库筹建委员会主任、台中港筹建委员会副主任。

廖文毅于一九八六年病卒于台北,终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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