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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连战访问大陆以来,国共两党出现和解迹象,但对于那段充满伤痛的对抗历史,迄今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杨瀚对祖父的最初认识是一张大照片。从他记事起,每年初冬都有一个祭悼活动在家里客厅的正前方开始,照片中的祖父身穿西装,戴着一副眼镜。从下午开始,陆陆续续有接近一百人来到这里,他们在傍晚的某一刻肃立在照片前。

个子小小的杨瀚被安排在最前面,他眼前是一张供桌,上面有燃烧的蜡烛和供香,还有点心、水果。杨瀚和众人对着照片行三鞠躬礼。

14岁之前,祖父在他心中只是一些信息碎片的集合:名字叫杨虎城;是个将军;后来成了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匕首杀害……1969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从在“文化大革命”中住了一年“牛棚”的父亲口中,杨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得知祖父的生平和其生命历程中绕不过去的“西安事变”。

杨瀚的父亲是杨拯民,杨虎城的长子,曾任陕西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以中共领导下的大陆为成长环境的杨瀚,很容易地就在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西安事变是一次正义的兵谏,而杨虎城和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认识,行动着想要促成中国国民党对杨虎城和西安事变的“平反”。他知道,长期以来,国民党在台湾对西安事变和杨虎城有着不同的评价。始于2005年的海峡两岸国共和解的新气象,使他觉得统一认识的时候到了。

在这之前,国民党已经为一系列历史错误认错。这一次,他们也愿意为非法杀害杨虎城致歉。致歉没有问题,但他们拒绝“平反”。杨瀚的诉求,在此遇到一个瓶颈。阻止他目标实现的,是国民党内对国共对抗历史迥别于中共的评价体系。

“给杨虎城一个公道”

让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是杨瀚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它最早成型于1996年他移居加拿大之时。作为商人的杨瀚,对台湾问题一直保持关注,时或写些反对台独的文章。他认识一些台湾朋友,从他们那里,他知道杨虎城被杀的事实被国民党有意遮蔽,而西安事变是受批判的。

之所以迟迟不肯行动,是因为他觉得时机并不成熟。1998年,杨瀚的父亲去世,他心中的紧迫感又增强了一分。此后,他抱着了却父亲遗愿的想法,带着女儿去美国夏威夷见了张学良。在见张学良之前,他对这位和祖父共患难的“英雄”充满崇敬。但先后两次的见面,并不令杨瀚兴奋。

第一次见面发生在1999年6月6日。张学良已经耳背,当亲人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出“杨虎城”这三个字的时候,杨瀚看见他的身子抖动了一下。杨瀚感觉,他并不愿意提与杨虎城共事的那段日子。在这之后,他又间接知晓张学良对西安事变表达过悔意。

“张学良大概是说,他很后悔搭了杨虎城这样一个伙计。认识杨虎城把他的肠子都悔青了。”杨瀚对此很不满意。但在2000年张学良百岁寿诞时,他还是前去祝寿。他说,“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说明,我们杨家对张学良还是有情有义的。”

国民党对杨虎城的态度,当然更令杨瀚不满。2005年5月17日,在连战首次造访大陆回台后不及半月,杨瀚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首先进行了对西安事变的正面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东北。9月23日杨虎城即公开致电中央要求抗日。此后,他又多次请战不被批准,屡次苦谏而不被采纳。1936年,因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反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与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兵谏’,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促成了两党的二次合作,为全国的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肯定杨虎城“以‘抗日救亡’为号召,承续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之后,杨瀚指出杨虎城此后被秘密囚禁和杀害的事实,他要求连战“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此后,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他的要求更加明确:“给西安事变给杨虎城一个公道。”

国民党拒不“平反”

《亚洲周刊》对杨瀚的访谈,被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看到了。他要求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对此表示一些意见。

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开始在尘封的档案中找寻与杨虎城有关的信息。“他当过中央监察委员,每次重要会议他都参加,有很多档案,只是没人查过。”邵铭煌说,杨虎城在台湾的知名度非常低,“一想到西安事变,大家就-张学良!”

杨虎城为何回国,又为何被抓?邵铭煌对此非常关注,他看过蒋介石的日记,里面写得很清楚:在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还想要在西安有所作为,但蒋介石不希望这样子,他想让杨虎城出国,认为这样西安事变就告一段落了。

但杨虎城出国后不久,就回国了。“实际他是公开回来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说,“以往的说法是,抗战爆发了,他自己要回来抗日。”

邵铭煌也对此了解了一下,“有人说他还想和中共联络,东山再起。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私底下还要和共产党联络,树立自己的势力,这也是犯了忌吧。”

在递交给马英九的报告中,他把杨虎城的一生做了描述,并建议说,当年杨虎城出国后为何又回来,以及是谁下令杀害杨虎城,目前的证据还没有提供真相,所以恐怕还要慎重地来做处理。他还特别提到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包括杨虎城的一个夫人,也是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受夫人影响蛮大的。在讲杨虎城这一事件上,也应该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邵铭煌也承认,无论杨虎城因何回国,也无论杀害他的命令是否出于蒋介石,总之拘禁和杀害均未经过司法程序,从人权和法治的角度绝对是一个冤屈。他对此致歉,但拒绝使用“平反”这个词,因为他坚持国民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标准。

邵铭煌之所以纠缠在这两个在法治角度并不重要的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政治上。在国民党长期的宣传教育中,偶尔出现在历史著作中的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所以邵铭煌喜欢强调他和中共的关系、他在西安事变中比张学良强硬的态度以及他回国想和中共“树立自己的势力”。

没有共识的“西安事变”

国共两党对于西安事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至今未变。

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表讲话称,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10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成为中国全面抗战这一重要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从中共角度来讲,之所以将张学良,杨虎城称为民族英雄,也是因为对张杨感恩戴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毛泽东讲得很清楚-‘牢狱之灾’,剩下的这些领导人搞不好都会进监狱。”杨奎松说,“因为当时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再搞一次长征的话,那肯定全军覆没。如果不搞长征的话,当时在陕北很小的一个地方,几万人,肯定被国民党消灭了。”

而长期以来,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开始从成功胜利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胡适就曾明确表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他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除了使中共起死回生,进一步在抗战后夺取政权外,国民党认为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全面抗战提前爆发。有史料表明,西安事变后,日本海军认为,蒋介石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开始加强,因而加紧了侵华速度。史学家唐德刚就表示,“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以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坐收实利呢?”

西安事变的事实只有一个,而国共两党,站在各自的立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虽然自连战访问大陆以来,国共两党出现和解迹象,但对于那段充满伤痛的对抗历史,迄今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在这种前提下,为杨虎城平反的诉求,必定只能获得一半的成功-可以道歉,但其发动“西安事变”的负面评价恐将继续保留在国民党党史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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