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何代号叫596

原子弹两年规划确定下来之后,刘杰又向第三次中央专委会汇报了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情况和今后两年的安排计划。到这个时候,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才略微松弛了一些。但此时疾病却乘虚而入,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吴洁为刘杰诊断后,认为他是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建议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关键时犯了病,刘杰心里十分懊恼,觉得自己病的真不是时候。经周恩来和罗瑞卿批准,1962年12月中旬,刘杰离京赴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治病休养。去疗养院之前,他还曾去上海医院做检查,那里的大夫认为他不是心脏病,而是劳累过度,得的是疲劳综合症,医学上叫疲劳症候群,也主张他离职休养一段。刘杰想起向专委汇报时,周总理曾要他订好详细措施,努力抢时间赶进度,力争实现既定目标,现在工作千头万绪,正是要紧时候,却要躺下来,真是既不甘心,又实在无奈。自 1955年从事原子能工作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岗位。




去疗养院刚刚十来天,从环境到心境刚刚有了一些安静,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又使得刘杰坐卧不宁,归心似箭。




刘杰说,两年规划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压力也是蛮大的。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承担风险,那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到应该这样做,即使再冒更大的风险。我离开北京后,刘伟到下面抓工作去了,部里的工作由袁成隆主持。那一天,袁成隆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根据罗总长的指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来部里检查工作,组长是刘西尧,并把与此有关的部计划局一位工作人员给总理、总长的信的内容及总长的批示,向我作了粗略介绍。乍一听,我感到有点突然,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细一想,上级派人检查下级工作,也是理所应当。当时有一个计划局的同志,向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反映二机部的管理落后,生产率很低,而且提出这个两年规划看起来缺乏根据。类似这样的说法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冒出来了。那时我在疗养院住了12天,我说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罗瑞卿同志恰好也在广东,我去见他,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解了解二机部的工作,大家提点意见也有好处嘛。当时我老伴也到广东了,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就考虑,不管怎么样检查,最要紧的是从头开始。矿山怎么样,两年规划再好,你这个原料出不来总是不行的。我就中途下车了,到了湖南郴州,叫金银寨吧。我在金银寨呆了两天多,看看这个矿山究竟怎么样。恰好那个矿山进展得还可以,但出现了粉尘问题,出现了矽肺病。我到矿山矿井看了看,哎呀,按规定这个打钻是要先开水,再开钻,可是他们为了抢进度,没有开水就开钻,因此粉尘就出来了。这粉尘还不同于一般矿山的粉尘,它是带有放射性的粉尘,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即使你带了口罩,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立召集 会议,我说我以部长的名义,限你们三天之内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先开水,后开钻,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果然,三天以后就改变了,大家对那次我去的印象很深。那时联合工作组的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他们先是在部里各单位了解情况,然后再下厂,到下边去看。刘西尧把检查组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北京各研究所,一个组看厂子,还有一个组看矿山。




印两年规划是在一个地下室,铅印工厂,有专人监督。怀国模说,写信告刘杰的人是计划局的程鹏,程鹏是监督印刷的,看到了规划中的一些内容,自己觉得有问题,就写了信。他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完全是出于好心,就是现在看也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给人教训太深,不能再吃这样的苦头了。




中央接到程鹏于1962年12月30日午夜写给周总理和罗瑞卿的信,大致内容是反映二机部管理混乱,心中无数,计划编制是拍脑袋臆想,数字游戏。这样的计划用以指挥生产,非瞎指挥不可,以其向上级汇报是不自觉地欺骗上级。三天后,罗瑞卿批示说,来信所反映的,尽管具体情节可能有出入,但可能基本上是事实,而且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过去对二机部的工作还不摸底,请由国防口会同国防科委指定得力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切实检查一下二机部和各职能局的工作。根据这一批示而成立的工作组,由刘西尧任组长,刘柏罗任副组长。




刘西尧说,1963年,刘杰到广东养病,二机部有个程鹏,向中央写信说原子弹两年之内搞不出来。刘杰不在家,刘伟拿不出主张,钱三强也不很肯定,中央就决定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由我当头,刘柏罗、李光、赖坚这几个人参加。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先前我和张爱萍带了几个人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回来以后打了一个报告,肯定了原子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是可以搞出来的。但现在一些人却又有了疑虑,中央不放心,就派我们再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因为已经跑过一趟了,对二机部的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就先在北京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底下检查。去外地分了几个小组,先从包头查起,后到兰州。包头的情况看来还不错,但我们到了兰州的时候,接到了检查小组李光从玉门那里打来的电报,说是按苏联的绝对工期,两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还要我把这个电报转呈总理。我本来是准备先到青海的,现在一看是这个情况,在兰州就立即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随后决定先不去青海,先到玉门看看再说。到了玉门,听了他们的汇报,也是有不同意见,周秩本人决心很大,认为用两年时间完全可以实现这个规划。我们仔细分析以后,在检查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是我们工作组内部的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所以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最后检查的结果是能够实现,那当然很高兴了,就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又报告了总理。




刘柏罗说,在第三次专委会上,总理就指定刘西尧和我们到二机部的所属单位进行详细的考察,看看两年规划到底能不能实现。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底啊。总理也肯定知道,有些人反映了意见,觉着只用两年就爆炸原子弹,而条件这么差,不可能。但在专委会上还没有人提这个问题,都是一致想办法保证规划的实现。因为还没有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凡是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够安排下来解决,过早地修改这个两年规划,也没有什么理由。我想总理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办事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所以,他要求工作组分别到北京各研究单位和湖南、江西的矿山以及西北的核工业工厂进行调查。果然,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玉门铀冶炼厂和加工工厂,那个检查小组的小组长李光就发现了问题,而那里有的领导却说检查小组太主观主义了。我们到了玉门,一看,按他们的计划,那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摊子铺得很大,包括反应堆,好多化工厂,电力什么的等等,两年全部建成根本不可能。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干,不能全面开火,必须抓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把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项目全力攻下来。第一颗要保证,别的项目放一放,不要一起都上。有些设备国内搞不成,可以到国外想办法买,争取两手抓。还有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建设情况,多半还是张纸,显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全部建成几十个工号,尤其是关键的精密加工车间,更是遥遥无期。但我和赖坚原来都是搞机械的,我们俩都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赖坚还提出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检测出来。加工是一回事儿,加工的设备也普遍都有,但是这么高精度不能差一点儿,他没办法检测,因此他不能保证。赖坚想到了401沈阳飞机发动机厂,知道它有这个检测设备,我说那好,就去找他。过几天他那个厂的厂长余侠平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延安就是老关系了,非常熟。我就给他讲,总理抓这个事儿,中央在抓,你们那儿有检测设备,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说好吧,我肯定给你弄到。这个问题算落实了。在专委会上,我们向总理作了汇报,在场的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很高兴,他说这好啊,我们的工厂只要能承担,我就保证接受任务。他说一个厂不行,西安还有个厂,还有一个发动机厂。他说两个厂都给你安排。后来余侠平在孙志远的支持下,详细研究了原子弹部件的图纸,组织了技术高超的员工,闯过了工艺技术难关,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所需的有关加工制造任务。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就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围攻,死了。




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报,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报告,反映我对工作组报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报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报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报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报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报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亚给我介绍了主要情况,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干。




原子弹的研制,除了矿山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是武器的设计,一个是核燃料的生产。在二机部,负责核燃料全面生产的生产局局长是白文治。关于联合工作组下来分头调查的过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说,联合工作组是1963年1月来的。这个工作组陈营强大,差不多国防工办的局长们都参加了,但是二机部调出的两位局长,就是陈一民和许淦他们没有参加,我看也可能是回避吧。他们来的时候,刘杰不在家,当时看病去了广东,刚走没几天。在一次会议上,刘西尧当着四五十位二机部的干部说:打电话叫刘杰回来,参加检查。我心里头想,你检查工作嘛,到现场去看,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你非要让他一个病人回来呢?我就有点奇怪,不大对味,很严峻,气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谈九局的事,因为当时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让我参加。李觉、吴际霖、朱光亚都来了,他们讲了一通,介绍汇报了一些情况,这是个很严肃,很紧张的局面。刘杰当时的处境可真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骗党中央,这样的帽子之下,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后,我还跟一位同事悄悄说,这真是响了,要不响,还不知怎么处置咱们呢。金湘后来也告诉我,那次刘杰从广东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快下班了,金湘到刘杰办公室,想问一问有什么交代要办的事。刚进门,金湘还没有开口,却听到刘杰喃喃自语,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来咱们这些人不行了。这也许正是当时刘杰流露出来的思想真实。还有一次,刚调来二机部当副部长不久的刘其声给上头不知什么人打电话,在电话中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怎么懂核工业,需要换几十个局长等等,这事后来让刘杰知道了,颇受打击。所以,对于刘西尧他们检查的情况和一些看法,我和许淦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检查组跑了些日子,搞了两期简报发给了我们,后来没发给我们,第四期以后就没发,据说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见。前两期我看了不是味,把这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详细的我就记不得了,反正觉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我的意思是刘西尧率领的工作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什么都看的是他那个颜色,建议换一个人来检查。我这个人也很直。正好那时候我刚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过春节吧,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我是连襟,他过年来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写好了,请他看一看后,转给周总理。他看了之后,问了问情况,就说:你说两年有希望,刘西尧说你们的工作不行,那么你现在跟他争论有什么结果呢?争论不出个结果来。不就是两年嘛,你们努力工作两年,把工作抓出结果来,问题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现在去争论呢。我一听这个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信退给我了,没有交给周总理。1963年2月份,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宋任穷部长也调走了,留下的任务非常繁重,现在刘杰一个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务副部长来协助刘杰工作,这样完成任务就比较有把握。刘西尧把这个意见写在简报上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从工作需要出发,有向上级提出建议的义务,刘西尧也有义务向中央反映。后来,有人说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为这封向总理要求调人的信。那时已经有常务副部长了,又来一个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可能就把别人挤一边了。




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报了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两年规划的提出,根据如何,能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工作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在几个主要环节上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过生产技术关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进度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规划。周恩来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有出乱子。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杰说,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人,再从事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工作,我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局的问题。先看这个事情的全局怎么样,然后再来讲部分,部分里边要讲环节,看看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在环节里边突出的决定性的又是什么。我搞核工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就靠过去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论,从战略上考虑全局。同时也注意学习有关的知识,学习基本的理论。这样的话,有哪些环节,哪些问题提出来,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究竟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学家、技术人员,往往那时候下不了决心。比如在苏联谈判时,他介绍说这个钚-239的加工、处理,有两种办法,一种叫沉淀法,是一个很长的工艺,他说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剂来萃取,就比较先进了。但苏联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我们回来以后,虽然到专家撤退的时候资料还不全,我们仍延续了沉淀法的原理来进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说这个萃取法将来有前途。苏联说他还没有搞,咱们怎么办?好,叫清华去研究。白文治找清华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设计革命,我们就提出来,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淀法。但那时萃取法还未成型,大家后来在青岛会议讨论,说萃取法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部掌握。设计院也有不同意见,说萃取法虽然是好的,但我们一直是按沉淀法设计的,并且现在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大摞的资料啊,怎么办?三番五次地讨论。最后这个决心还要部里下。我们把清华实验的基础跟现在的酒泉厂联合起来,派人一起来进行。这时候又发现有问题,就是大工厂用萃取法,要全部满足原料生产的话,不行。好,我们就决定在酒泉厂设计一个小的。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省两亿多的资金,省了8000吨不锈钢啊。




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后来有同志讲,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实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同志那个时候从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来了,没有军队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以及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所以,后来那个美国人刘易斯不都讲了嘛,你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关键是你们充分地发挥了人才的作用。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吴际霖、李觉、朱光亚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 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你不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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