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和对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新设立的罪名,是根据我国现阶段打击犯罪的实际情况设立的,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集团犯罪、共同犯罪”或仅仅采用“数罪并罚”的办法,其有关规定已远远不足于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于是我国刑法新设立此罪名。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认定却出现了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于是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做出了司法解释,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做出了立法解释,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和应用,我认定应以刑法和立法解释为依据,以司法解释为依托,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法律特征。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

《刑法》第 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暴力、威胁或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这一规定,并没有完全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呢?我认为,只有以刑法为依据,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才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予以正确定性。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犯罪集团

犯罪集团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又被称为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所谓犯罪集团,是指3人以上为多次实行一种或几种故意犯罪而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稳定性的共同犯罪组织。犯罪集团具有犯罪主体的多数性,犯罪目的的明确性,犯罪形式的组织性和犯罪结合的稳定性等特征,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完全具备上述

特征。

虽然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规模、组织化程度、犯罪结合的稳定程度、危害程度,逃避法律打击方面已远远超过了“犯罪集团”这一概念,但恰恰如此可以说明,黑社会性质组织起码是一种犯罪集团,它具备犯罪集团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下发的司法解释也隐含这一观点。解释第3条规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这符合《刑法》第26条节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处罚的原则。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

黑社会性质组织具备犯罪集团的构成要件,但它是犯罪集团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刑法第 294条规定来看,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他与犯罪集团是一种种属关系。从概念上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无法穷尽犯罪集团的外延。我们可以研究犯罪组织的动态变化,在犯罪学中有组织的犯罪由合伙犯罪→团伙犯罪→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步步发展过程。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犯罪规模,组织化程度、危害程度,逃避法律打击等方面已远远超过刑法规定的犯罪集团,他具备自身的特征,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致的

黑社会为外来语,主要指秘密从事卖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这种组织在组织形式上的特点是采用托拉斯式的联合,在联合体内权力高度集中,并严格按照内部等级制度专业化行事。有周密的犯罪活动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同警察局和法官有密切的联系,同大商业和管理机构结合在一起。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我国刑法创制的一个新概念,很多人都将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具备黑社会组织这种事物内在质的规定性的组织,在性质上它已是黑社会组织。

我国立法机关在《刑法》第 294条第1、2款中采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组织这两个概念,这说明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不是质的区别,是同一事物不发展阶段上的区别。确定这一点,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惩处。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

组织已经出现。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将在这种全球化的潮流中向更高程度发展,它们不断加强自己的组织管理、不断吸取教训在与经验,甚至模仿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先进的管理经验,吸取国外黑社会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效率。很多学者指出:在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将会出现的更多,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实力,有强大的保护伞,而香港、台湾的一些黑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并不高,与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相比,并无多大差别。那么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刑法》中没有规定,其实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只是发展形态上的区别。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初级阶段,完全可以按照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予以惩处,这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

随着2000年11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成为一个突出的难点,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

《刑法》第 294条规定侧重于抽象描述、可操作性差,没有体现出黑社会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相区别的特征。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的司法解释对特征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它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但对于该解释的内容,在实践中有很多反对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立法法》第43条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立法解释的要求。人大常委会经多次研讨,于2002年4月28日做出了关于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立法解释。根据该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形成比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

固定;2、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根据刑法以及以上立法、司法解释,结合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现状,分析一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

(一)形式特征——有一定的公开势力范围

《刑法》第 294条和两个解释中都提到了“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这其实就是区别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其他犯罪组织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但这种势力范围可以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也可以是在一定的行业范围内。

例如,黑龙江省哈尔滨的乔四(宋和佳)犯罪集团、宋以合法身份利用暴力行贿、强抢硬占、威胁恫吓等手段控制了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建筑拆迁业。辽宁省抚顺市的刘景山为首的犯罪集团案中,刘景山利用其红透山矿党支部书记兼区长的身份,网罗30多位不法分子为其统制矿山“保驾护航”。使红透山矿区成为其自己的天下。

当然这些势力范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公开的,这样才能对其他犯罪组织和合法经营经营者及群众们所知道,从而对他们形成威慑力,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谋取利益上更加便利。当然他们的公开范围还不能像国外黑社会组织那样公开。

势力范围的大小也就标志着黑社会性质组织权力的大小,势力范围越大,他们获取的非法利益也就越大,因此,争夺势力范围(地盘)也就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总是不断铲除异己,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有一定的势力范围,这就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其他的犯罪组织区别开来,一般的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恐怖组织实施犯罪活动只是出其不意实施某种暴力行为,给人们造成恐怖心理、情绪(9•11恐怖事件)进而达到其追求的政治目的、社会目的。邪教犯罪组织只追求对教徒实施精神控制,宣传极端主义、他们不追求势力范围。

(二)组织特征——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度

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一般共同犯罪,一般的犯罪集团之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包括两个方面,犯罪组织的严密性和严密的组织性。

组织的严密性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严密、稳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其组织运作系统内由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决策层、中间指挥层、行动实施层。核心决策层是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中枢,处于领导支配的中心地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活动统筹管理、决策指挥,往往由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把持,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合法的身份掩护其非法地位。以“老大”自居,但他们一般不直接实施犯罪活动。中间指挥层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各分支首领或骨干分子组成,其主要职能是落实核心决策层的指示,并直接指挥行动层的犯罪活动,他们冠以“堂主”“舵主”的名称。行动实施层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低层,其成员主要由一些刑满释放人员,小混混、地痞流氓组成,他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听命于中间指挥层。严密的组织性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其进行犯罪活动时,一般都要经过精心选择,暗中部署,制订周密详细的行动计划,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老大”决策,骨干分子指挥,各犯罪成员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与一般的犯罪集团相比,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的犯罪效率较高,反侦查能力强,社会危害性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运作系统。立法与司法解释中都有上述情况方面的规定“形成比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三)经济特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谋取经济利益

最大限度的获得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建立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最终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之初,主要是通过暴力、胁迫的方式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如进行抢劫、抢夺、绑架、强行收取“保护费”等暴力掠夺财物。其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其犯罪领域逐步向高风险、高回报的走私、贩毒活动和合法经济领域渗透、注册公司、垄断某一行业、地域。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追求非法经济利益都将是涉黑犯罪的目标。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加入WTO,各类经济繁荣活跃,黑社会性质组织将更加不择手段,图谋其经济利益的实现。

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乔四(宋和佳)犯罪集团,宋和佳利用暴力,行贿等手段控制了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建筑拆迁业,通过其独家经营,大肆谋取非法经济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将其获取的“资本”用于加强人员力量,发放人员“工资”,购买犯罪所需的设备、工具等,他们将非法资金渗入合法经济行业,更隐蔽的获取更多的利润。

但是,我们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理解,应将其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与有经济实力视为一个整体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谋利的犯罪集团,邪教组织相区分。立法解释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特征:“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谋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四)行为特征——以暴力,威胁、腐蚀作为手段,犯罪行为的公开性和隐蔽性并存

《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手段没有作过多的限定,只规定了“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可能有多种,但暴力、威胁、腐蚀手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主要的行为手段。

早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倾向极为明显,抢劫、抢夺、绑架、寻衅滋事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强行收取“保护费”、“看场费”,代人讨债进行敲诈勒索也是以暴力与威胁作为后盾,暴力与威胁在实际操作中起着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提供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时,在取得垄断权;在保证合法与非法生意成功时,在与其他集团组织发生争执时,以暴力威胁取胜,以获得非法经济利益。

腐蚀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要的行为特征,任何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实施犯罪时都明白,如果缺少一定的政治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无法长久的,而通过腐蚀政府官员,为其保护这样才能减少他们的犯罪风险,提高他的犯罪效率,使他们的组织能够长期存在并运行。

贿赂的对象一般都属于社会权力部门(包括党政和司法部门下的官员,贿赂腐蚀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提供金钱服务、色情服务,对物色好的实权人物直接进行行贿腐蚀拉其下水;提供佣金,拉拢国家工作人员入伙,成为犯罪组织重要成员,通过受腐蚀的政府在某一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内为犯罪组织的头目谋取职位,直接插手政治经济管理,使犯罪组织的犯罪活动更加隐蔽和安全。

除了金钱腐蚀外,黑社会性质组织还对党政官员进行威胁、威吓,以此逼迫他们做出让步,放纵其非法行为。有的对我政法干警也采用此法,这时,一些基层政权软弱的地方就会对其让步。

立法与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上述行为特征。

(五)危害特征——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上述几大特征,因此它比较一般的犯罪集团,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谋取非法利益时,往往采用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限制并妄图取消竞争,通过各种不正常竞争手段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排挤同行业中的合法竞争者,进行垄断,谋取暴利。他们独霸某一行业或非法控制某一区域,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公然冲击国家的当局,引起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使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对政府、司法机关的信托感和依赖逐渐丧失,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我国刑法增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条款的根本原因。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发展的成因

(一)历史根源

旧中国的帮会历史悠久,组织结构成熟发达,现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同过去的封建帮会的传习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具有宗族性、帮派性的文化特征。

(二)外来因素

国外、境外黑社会组织直接在境内结伙作案,或者以投资为名渗透到境内网罗渣滓、发展组织。据资料显示,我国对外开放以后,较早受到境外黑社会渗透的地区是深圳特区,1981年就发现了香港黑社会组织的渗透,我国首例黑社会

组织入境犯罪记录是发生于1983年的以香港14K、水房帮成员为主的抢劫深圳友谊商场案。

(三)政治因素

在我国经济转制时期,新旧体制的交替可能导致某些暂时的混乱和无序,某些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社会缺乏有效控制,地方主义使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打击不力,甚至持宽容、友善、勾结的态度,是这类犯罪发展的又一外在推动力,在广西百色,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丁旭”集团之所以能在饭店堂而皇之地开赌场,是因为在此之前,该市公安局副局长表态说:“只要他们不在百色犯案,我们一般不理。”

(四)经济因素

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改革中必然会有阵痛,以牺牲某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现有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未达公平,贫富分化悬殊的现象更加剧了某些矛盾,为社会治安问题埋下了诸多难题。

(五)社会因素

人口流动打破了原有以计划体制为基础各安其位的封闭式社区管理,对人的约束力大大削弱;乡村城市化使部分从事农业的人员无所事事;对“两劳”人员的安置一直未尽人意,主流社会对这类人员有本能的抛弃、排斥。社会出现了一个由城乡失业者、失学少年、未被接纳的“两劳”人员等庞大、复杂的阶层,在严峻的生存环境面前,一旦失去引导极可能相互勾结,演变为有组织的犯罪。

(六)思想因素

商品经济使人们对物质利益日趋现实,拜金主义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看重的是尽可能多地赚钱,对赚钱的手段不加注重;而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促进,导致了“一手硬、一手软”,存在诲淫诲盗、渲染黑社会组织暴力犯罪的影视片泛滥,吸贩毒品等精神麻醉品日趋严重等社会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就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整治对策

(一)宏观政策层面的控制对策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真正赋予农民以国民待遇地位,缓解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体系与城市现代工业经济体系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矛盾。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业的科技、资金投入力度,优化种植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改变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

2、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减轻由于户籍制度人为造成城乡对立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建立健全“外来人口”审查控制制度,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

3、建立合理的分配体系,减少社会摩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证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稳定,增强人们对主体社会的信任感和依赖感,从而减轻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减轻人们的仇视心理,减少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

(二)社会管理层面的控制对策

1、加强基层组织和党组织的建立,树立威信,提高效能和社会行政能力,整顿治保、调解等组织机构,改变其软弱瘫痪、无所作为的被动局面,削弱宗族组织的影响力,阻断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控制模式。

2、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控和对特种行业、特种物品的管理。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具有违法犯罪倾向的社会闲散人员(灰色人群)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来源。对“两劳”人员在一定时期要进行重点帮教,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有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家庭、亲属密切配合,落实“两劳”人员工作,稳定生活,减少其重新犯罪机会。对于“灰色人群”,基层组织应加强监控,控制流向,防止其走向犯罪之路。旅馆业、文化市场、娱乐场所,是滋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温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积极渗透的场所。同时,枪支、爆炸物、毒品、色情等不良需求也是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原因,加强对上述特种行业、特种物品的管理,对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减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文化层面的控制对策

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把多元的价值观纳入到

主体社会的价值体系中,从而控制犯罪心理的形成,防止犯罪行为的外化。我们认为,文化层面控制对策是抑制犯罪心理的生成进行心理控制的重要途径。文化以不同于其他社会因素的独特方式,诱发或者维持着犯罪,它的影响方式是隐蔽的,又是持久的。据有关学者考证,以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和以暴力、色情为中心的当代犯罪亚文化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精神支柱。所以,针对这种犯罪亚文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文化基础,显得格外重要。

1、重视教育文化事业,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建立主体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协调一致的价值规范体系,既允许个人价值的选择,又要充分保持主体社会价值体系的权威性,使个人内心的隐性价值意识和社会显性价值意识相吻合,以控制犯罪心理的外化。

2、加强文化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清除和杜绝宣扬黑社会犯罪、色情、凶杀、暴力等内容的书画报刊和音像制品。同时,大力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用丰富多彩、健康的文艺作品和娱乐形式正确引导人民的精神生活。

(四)法制层面的控制对策

“对付理性的犯罪就要用理性选择”。法制层面控制对策在整个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对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最直接、最有效的控制方略。

1、建立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

(1)制定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专门法规。考察控制黑社会犯罪法律体系,可以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黑立法,如意大利:《黑手党悔过法》(1991年)、《特别法令第306条法令》(1992年);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 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缩写为RICO);日本:《暴力团对策法》(1991年生效,1993年修订);香港:《社团条例》;澳门:《有组织犯罪法》;台湾:《组织犯罪防治条例》(1996)。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初步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正处于发展阶段,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外经济的双向流动进一步加强,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力度将必然加大,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会逐渐成长为典型黑社会组织,“这是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一旦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犯罪,却无相对应法律法规可依据,实务部门易陷于被动。因此,将黑社会组织犯罪以及对其社会预防、司法预防,纳入立法视野,制定专门的反黑法规,刻不容缓。

(2)完善现有的刑事反黑法律规定

实体法方面。在97年刑法制定过程中,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多数人认为我国并没有出现象国外黑手党或历史上青洪帮之类的犯罪。司法实务界亦没有为刑事立法提供足够的黑社会方面的案例资源的支持,理论界也没有对黑社会方面犯罪现象进行总结,或者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或人员不愿承认我国已存在黑社会的现实,结果,整个反黑刑事立法在整体上存在明显缺陷,即:缺乏超前性,缺乏完善性,缺乏配套性,刑罚缺乏针对性。我们认为,对现有实体法规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

① 调整完善现有罪名,增设若干新罪。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修改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使刑法的规定有适度的超前性,以防止出现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无法可依。不应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分别作为一个罪名的基本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的观点。理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初级阶段,二者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划分,从发展阶段上看,界限也不明显,何者符合基本犯罪构成,何者符合加重犯罪构成,无具体标准,实践中不易把握。增加“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和“入境从事黑社会活动罪”,使之与入境发展黑社会成员罪的刑法规定相对应,以满足刑事立法和罪行法定原则的完善性要求。

② 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不易侦破等特点,建议在立法中明确或增加对具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减免刑和人身保护制度,为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提供有力武器。

③ 完善累犯体系,建议增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制度。即: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黑社会性质之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④ 修改现行刑法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提高量刑幅度,增设财产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从黑社会性质发展趋势来看,其组织结构日趋完善,反控制力量逐步加强,社会危害性将更为严重。因此,应在原有基本刑的基础上,增加“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黑社会性质组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这一点上与其他财产犯罪是一致的。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建议增设高额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以加大其犯罪成本,消除再犯能力。

⑤ 为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对单纯参加、没有实施其他犯罪活动又退出的;或者被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实施其他犯罪活动的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给一般成员架起后退的“金桥”,以利于他们悬崖勒马,改恶从善。

程序法方面。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殊性,在程序法方面亦应做出和一般犯罪不同的诉讼制度设计。主要表现在:

① 延长提起公诉前的羁押期限,以有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获取充分证据。

② 慎用保释制度,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利用保释之机,串证、逼迫证人毁灭证据。

③ 采取特殊证据制度。如允许更多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例如密拍、窃听等。但对侦查手段的使用应有必要的审核核准程序,以防止滥用、侵犯人权。);适当放宽秘密侦查的限制(如受控制的假释、交付、卧底);采取特殊的证人制度(强制作证,接纳污点证人、卧底证人,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2、建立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其他法律体系。

(1)加大对洗钱行为的预防监控力度。洗钱行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将其巨额非法收益合法化的必然途径,打击洗钱犯罪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但对洗钱行为的预防却需要动员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和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共同参与,并建立相应法律制度,以阻断黑金漂白的途径。主要包括:①储蓄实名制度。②严格企事业单位设立银行账户制度。不允许多行开户,逃避监管。③可疑交易报告制度。④重大交易审查制度。⑤外来投资的资金来源审查制度,以防止境外黑社会组织以投资设厂的名义转移资金,向境内渗透。

(2)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完善相关立法。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贿买方式腐蚀政府官员,一方面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为了逃避打击,

寻求“保护伞”。因此,只有把反腐败和打黑结合起来,才能巩固打击效果。建立廉政法律制度,是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性选择。主要有:①建立健全专门监督机构和有效的监督制度。②完善国家公务员的任职选拔制度。③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制定“阳光法案”。

(五)具体打击措施层面上的对策

1、建立专门的反黑机构。为减轻黑社会犯罪造成的危害,并对其予以有效防治,各国普遍建立专门机构。美国:侦查和控告联合办公,成立联合工作处,并组织了特别行动队。意大利:成立了全国反黑手党检察局。香港地区:建立“反黑团”和“匪党问题研究小组”。俄罗斯:成立有组织犯罪总局。我国公安部刑侦局已专门设立了反有组织犯罪处,各省市公安局也陆续建立相应机构,各级专门机构系统内部,应注意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律的研究,加强情报交流,建立全国范围内反黑网络,及时了解反黑动态,为反黑决策方案的提出提供依据。

2、在具体的战术原则和措施上,要特别重视情报、侦破、追逃、处置四个环节。首先必须强化情报信息搜集,从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难点入手,排查涉黑犯罪线索,获取深层次情报信息。在对情报信息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侦破方案。特别是要选择适当的侦破时机,防止只扫荡表面人物,遗漏骨干,否则会打散原有组织,分立出更多组织,给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当然必要时可破案留底,以扩大战果。追逃中,务求一网打尽,做到逃犯不获,警力不撤。同时加强周边地区的联合,及时汇报情况,做到统一行动、协调一致。处置上,做到分化瓦解,铲除组织体系,深挖保护伞,消除其赖以滋生发展的条件。

3、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签订双边多边合作协议,是反黑社会犯罪国际司法合作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门的反黑国际联络机构,进行国际区域间的联络协调和研究。通过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在情报交换、专业培训、协助调查上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进一步加快刑事司法的国际化步伐,完善《引渡法》、《刑事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奠定反黑国际司法合作的法制基础。

本文内容于 2007-12-16 14:57:41 被mayide12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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