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争后关押在西藏的印度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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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1962年11月中旬,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在进行中,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英语系(毕业班)20名学生在2名老师带领下赴西藏协助俘管工作,于1963年6月初完成任务后返回学校。笔者以学生身份参加了俘管工作。

我们从昌都前往扎拉时,车子过然乌,不时地看到公路边上,有零星的战士走着,棉裤上总是有白块,颜色雪白,有手掌或鞋底大小。车子越往前方开进,裤子上带有白块的军人越来越多。我们猜不透那白块是什么东西。在扎拉营地下车后,才恍然大悟:这是战士身上的新棉裤被划破了,露出雪白的棉花!———在藏南山区行军作战抓俘虏,战士们常在荆棘丛中穿行,新棉裤被刺划破,留下这种印记。

11月30日下午,我们到达扎拉收容所。公路一侧的场地上正在进行文艺慰问演出。战士们队列齐整,垫着背包席地而坐,观赏节目。舞台上文艺战士在演出;舞台下观众当中,这里那里散落着几位女战士。她们半蹲着,低头忙碌着。我们站在场子边沿,定睛瞧瞧,才发现她们是在给战士们缝补身上的破裤子。缝补好一条裤子,再搜寻下一条破裤子缝补。

我们同接待人员聊天,首先打听印军战斗力怎样,打仗行不行。接待的人说,印度兵不行。印度兵打不过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又打不过我们。“可惜,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包围了敌人司令部,司令官考尔准将来不及坐上专用直升飞机飞走,就翻山越岭落荒而逃,直升飞机被我们缴获。但是,印军有一些老兵,打枪很准。我们的重机枪手牺牲不少。他们的子弹从机枪护板中间的两指宽的观察孔打进来,把我们的机枪手打死。(据资料,所说“印军打不过国民党军”,是出于误解。这两支军队没有交过手。二战中,国民党部分远征军曾经在日军压迫下退入印度休整,待命反攻日军,当时他们与印军是盟军。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追击下,部分国民党溃军窜入缅甸等国,他们打败了当地土邦武装,而不是印军。)

我们到达后,每天都有印军俘虏被解到营地来,一直到12月中旬,俘虏才算到齐,也就是说,边界冲突中被打散的印军官兵,到这时,能搜寻到的都被搜寻到了。

印军官兵从藏匿地点被搜出之时起,便开始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世所罕见的仁义之师。

进入收容所以后,印俘进一步体会到我军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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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战争场面

生活上接近,广播,书刊,电影

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我军严格执行宽俘政策,不打不骂不虐待,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有病治疗。伙食上大体按照我军自己的标准供给。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我军值班人员半夜查铺,为俘虏掖被头。中国警卫战士为了俘虏能展开体育活动,在林子中开出场地,树篮球架。战士们因陋就简,拆伪装网的绳子编织排球网。直至在溪流滩地上平整出大块运动场,供俘虏开运动会之用。一天,前沿哨所送来一个印俘,是半夜从营地出逃被潜伏哨抓获的。队长开导几句,把他送回所属的班,不打不骂不侮辱不关禁闭,就像没事一样。

在俘虏营地,我们官兵平等,我们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俘虏同样平等相待,俘虏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个别俘虏表示担心,对我们的人说,你们官兵平等,暂时有好处,但从长远看,是要吃苦头的。

安顿下来后,也发生一桩俘虏闹事事件。

五队集中了尼泊尔籍印俘,少数人闹绝食。他们对伙食不满,说粉条做的菜不好吃。队干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风波却意外地迅速得到平息。———原来,一位尼籍印俘兵,将队里有人闹事告诉了他的叔叔,他叔叔是印俘尼籍少校,住在另一处校官俘虏营地,来五队看望侄子。少校闻言,便让侄子带着来到队部,向队长提出要求,请队长把绝食士兵召集在一起,由他训话开导。队长没有表示可否。少校便让侄子将闹事的尼泊尔人叫来,厉声斥责,说当了俘虏,有吃有住,还起哄,太糊涂。少校谈到他在二战中当日本人俘虏的悲惨经历,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宽厚待遇进行比较,痛斥日军的残暴,赞美我军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一顿训,绝食的人老实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闹事。

印俘士兵爱打架,收容所当局想方设法予以劝止。这也给他们留下印象。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营部学习,隐隐听见远处传来嗷嗷叫声,有人说俘虏在打架了。大家奔出帐篷向叫声传来的地方快步走去。五队营地里乱哄哄的,情绪激动的人群冲着篱笆外吼叫,篱笆外是头上包着大头巾的锡克族印俘。锡克族人一边叫骂着,挥舞着拳头,一边要往里冲。然后,听见哨子吹响,篱笆内外双方队长高叫“集合”。尼泊尔人和锡克人各自迅速排成队列。队长开始训话:“你们要打架,能达到什么目的?打伤了人怎么办?大家讨论讨论。”翻译用英语翻译。———发生群众性冲突事件,吹哨集合,是迅速使局面得到控制的有效办法。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锡克人在尼泊尔人帐篷区篱笆外玩排球。排球有时落在尼泊尔人晾着被子的篱笆上。尼泊尔人抗议。锡克人不听,照打不误。一次,排球落入围篱内,两个锡克人进入围篱捡球,和尼泊尔人争吵起来,一人被尼泊尔人打倒在地。于是,他俩在围篱外的同伴们要冲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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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方官员在战争前线

印俘打篮球时,也常挥拳瞪眼。于是,各队之间赛球,双方队长们专门开会研究防止比赛时打架的办法。办法是:在全队反复动员,要求球员和观众牢牢记住不许打架;选派几个身材高大魁梧又有威望的印俘军士专门负责纠察,比赛进行时,这些军士纠察员在球场边守候,随时准备进入场子把争吵双方拉开;事故苗头发生时,中国队长上场担任裁判,替换下原来的俘虏裁判;比赛中看到场上有球员情绪不对头,就立即吹哨换人。有一次球赛后,一个俘虏主动对我们说,“赛球时我看到我们队输了,就想打人。我捡起一块石头,拿在手里。但是,看看场子上别的人,想起了队长的话,我又把石头扔了。

我军管理人员坚决执行宽俘政策的优良作风,印俘深受感动。同时又感到不能理解。有一天四队俘虏班长甘昌德喜孜孜地对译员说:“我知道了,你们待我们这样好,是因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译员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有三大纪律?”他说,“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他说的是文娱室里一本英文版的剧本《万水千山》。甘昌德说,他把这个发现同队里的俘虏说了。这个甘昌德,从此表现更加积极,配合管理工作更加主动。

印俘对我们态度开始转变,除了我们主动与他们接近外,广播、书刊和电影对他们的影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收容所及时录制转播我国政府关于中印关系政策的声明,有关的时事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这些,有助于揭破尼赫鲁政府在此问题上关于中国的不实宣传,使俘虏能正确认识两国交恶和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的真相。这是印俘对我消除敌意,化敌为友的政治思想基础。

有一个广播,是关于我方的声明,声明批驳印方歪曲事实,说我方向印度交还给印方的军用物资是破烂货,交还是为了宣传。———我军在冲突中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包括2千余枝机步枪,2万发炮弹,200万发子弹,116辆汽车以及两架飞机。我方声明指出,交还给印方的大部分武器装备是完好的,交还前我方都认真做了擦拭,汽车油箱都灌满了油。俘虏们听了广播后,表现尴尬,一脸苦相,几乎没有人愿意谈看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广播,是关于释放印军俘虏的声明,在俘虏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注:在这个声明之前,1962年11月21日零时我方声明,从22日起,我军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接着,周恩来总理再次致信尼赫鲁总理,宣布从12月1日起,我军从中印边境全线后撤,撤到1959年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的一边20公里以外的地方)。

每个俘虏中队都设有专用的文娱帐篷,俘虏可以借到篮排球、羽毛球、扑克牌、象棋(中国象棋,由管理人员教他们下)、跳棋等;有各种书刊可供阅读,如,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中印边界问题的小册子,外国作家如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写的西藏印象记一类,时事、文艺类书刊,还有人民画报和连环画(小人书)等。这些书刊都是英文和印文版的,陈放在粗制白木板大桌子上。印俘可以随便拿出去阅读。

俘虏听时事广播的场地,也是电影场,我方俘管人员每周专门给俘虏放映两场电影,偶尔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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