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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困惑---- 电影《色戒》引起的思辨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徐浩渊

李安的电影《色戒》,引起华人世界强烈的对抗性反应。

叫好的说“《色戒》这部片子艺术上不错。一个抗日志士爱上了一个汉奸,是人性的表达”;“李安做电影的目的就是追求对自己、自己关心的人性的感触。”

叫骂的说:“汉奸家属张爱玲出于阴暗心理写作小说《色戒》…… 李安将《色戒》搬上银幕,在张氏小说基础上变本加厉,前所未有地践踏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和民族尊严。”

我把这些争论贴到我们网上的心理论坛中,一位中年女性的意见,很是反映了当下白领阶层的感受:“在我看来,颓废奢华和纠缠的情感以及模糊的道德界限,是这个影片触动我的地方;对我老公来说,他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删,删了些什么,这个女主角是否性感。”

最终,我的朋友崔卫平——专修电影理论、电影评论的教授,发来自己的文章《人性的,太过人性的》,让我不禁拍手叫绝。她最后写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安的这部影片,而在于接受当下这部影片的语境。它在威尼斯获奖时遭遇记者及影评家的嘘声继而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在大陆却获得一片赞美之声,许多人将之奉为极品。在很大程度上,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某种现实生存的精神状态:当人们开口闭口将‘人性’放在嘴边,如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如何对待这个世界的正当眼光和尺度,放弃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应该承担的角色和客观评价;一个人故意萎缩他的外部世界,可以看作是其内心坠落与空虚的表现。不妨去想,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将‘性’看作是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

如果说是人性,郑苹如那样一种为国捐躯的态度,不也是一种人性的体现?人的正义感、忠诚、正直不也是人性的体现?怎么就将这些排除在人性词典之外呢?再比如,老易的人性及其复杂性,正可以体现在他作为汉奸挣扎、如何经受内心的煎熬,而不是另外寻找一个出口,弄得真像那么回事似的。”

近年来,大凡出现津津乐道丑恶人物、事务的文艺作品,便有人出来用“人性”一言以毕之,给屎壳郎披上件光鲜时尚的“人性”外套,碰不得了。然而,问起什么是“人性”,为何只要是反映“人性”的作品就是好的,却无人知晓无人过问了。为此,我想探究一下到底什么是人性,文艺作品反映人性的方式,如何影响社会风尚,以至于影响个体人性发展的倾向。

翻开辞海,发现上面有两条解释:

人性

(1) 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

(2) 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

这两条定义本身和互相之间都存有不少疑点和冲突。首先,在同样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的品性是各不相同的。林妹妹、鲁大、贾政的品性差异就很大。至于什么样的感情和理智是正常的,人们的看法更有天壤之别。同在日伪统治的中国,郑苹如以为铲除汉奸是中国人正常的情感和理智,并以性命为代价实践之;张爱玲则宣称汉奸比爱国学生的阳具更具魅力“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甚至被汉奸枪杀都不要紧,“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是张氏的正常情感。

再看牛津大辞典对于人性的定义:

Humanity

1, the human race, human beings collectively, the fact of condition of being humane, human nature. (人类,集体即非个体的人,有条件人道的事实,人类天性)

2, humaneness; benevolence.(人道,仁慈)

还是没有说清楚事情。倒是“仁慈”比较“正常”有了一点衡量方向,至少暗示了残忍、屠杀、虐待等等是非人性的。然而,把人类负面的特性排除在人的特性之外,又不符合全部事实和集体特性的说法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候,上了一门很有意思的课程——动物行为,其中包括了人类行为。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与其它动物共享很多秉性。例如,除了食与性等生理特性,我们与其它动物还共享对于幼仔的哺育行为、情感联系,甚至群体规则等等。同时,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们人类独特具有的品性中,不仅具有因为我们智力发展创造的哲学、艺术、科学等文明产物,人类还具有比其它动物更加残忍、超乎自然生存逻辑的行为,例如战争。

其它动物的杀戮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获取食物,为了维护自身和幼仔的安全,一句话,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而被迫对不同种类的动物实行杀戮。豺狼、恶虎、大白鲨等猛兽的杀戮,均无例外。在同类之间,除了交配时期争夺交配权力,或者为了维护居住领地,同类动物并不互相争斗,更不会彼此屠杀。人类,则是因为信仰和利益,残忍地屠杀、折磨同类的唯一物种。易先生不是刚刚被情人王佳芝救了性命,立即将她枪决了吗?其它动物没有这样的特性,更没有类似纳粹迫害犹太人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血腥行为。这也是人性的特有部分,残忍、破坏性的另一个侧面。

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是偏颇的。大抵因为婴幼儿对他人没有伤害与威胁所形成的概念,却不知那是因为幼儿还不具备伤害他人的能力。而且,所谓“善”应该有与人为善、给予的意思。幼儿只会往自己嘴里抓吃食,绝不会天生把食物让给他人。谦让的良善举动,也是后天学来的。其实,人的基因里携带了两类不同行为的潜质:友善、利他、建设性等正向品性发展的潜质;同时也具有发展负面品性的潜质,那便是侵略、自私、破坏性的一面。对于每一个个体,他(她)生长发育的环境促使、允许哪个方面的潜质发展,那些品质便成为该个体的成人后的品性。希特勒的残酷,是被他极其残暴的父亲对童年的他鞭笞而培养出来的;莫扎特和门德尔松的音乐比起贝多芬的更加优雅、平和,是因为他们没有贝多芬那样艰难、贫困的童年环境所致。

既然人性有正、负两面,文艺作品必然会反映两个侧面,关键问题是如何反映、站在什么立场上反映。经历“文革”岁月,我曾经厌恶听到人谈论文艺作品的立场。总觉得带有政治宣传和宗教裁判的色彩。然而影片《色戒》,让我第一次感到“立场”很重要,立场是不能不被关注的。

我说的不是阶级立场,而是人类对于真善美VS假丑恶的立场,对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立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侵略,对那里的人民的统治、屠杀,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是丑恶和非正义的。为了个人利益,讨好侵略者,成为屠杀自己同胞的帮凶,永远是罪恶行径。歌颂、抑或粉饰这种罪恶的文艺作品,无论它如何高明,对于社会,特别是对于天真烂漫的孩童,都是一种污染、一种伤害。因为它肯定了罪恶,教人学恶,促使人性残忍、自私、卑鄙的潜质生长。宣扬丑恶的作品,越高明,就越容易使得受众不由自主地与作者共享同一立场,小说与电影《色戒》便是这样的作品。

仔细查看《色戒》的小说与电影是有相当差距的。因为张爱玲与李安的生长背景和创作潜意识动机有着巨大的差异。

张爱玲,出生1920年,没落清朝官吏的后代,朝思暮想回到社会上层,重享荣华富贵,却不得。日伪时期,张氏拼命攀上了汉奸权贵胡兰成,不久被胡抛弃。抗战胜利后,她在社会上自然抬不起头来。有人说她恬不知耻,我不同意。恰恰因为张爱玲知道傍汉奸是耻辱,知道郑苹如是英雄,所以才写了《色戒》,硬是把自己那点见不得人的事情,和抗日女英雄混为一个人型写出来。短短的两页纸,修来改去27年才敢发表。文章中的时间转换、人物与事件交代变得含混、隐讳,也反映了她嘴上不肯招认,心底却无法摆脱的羞耻感。她的羞耻心还在于汉奸胡兰成不把她当回事,另有新欢。所以她把这股恨意,用书中的汉奸被人追杀来发泄。张爱玲真的想杀胡兰成一刀吗?舍不得。因为他送她大钻戒,让她觉得他爱她。“爱”这个字在张氏笔下变得肮脏且沾满铜臭,因为它是和克拉数成正比的。

李安拍《色戒》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李安1954年在台湾出生,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很少有中华民族曾经被欺辱、被宰割的感受与概念。通过他的多部影片,李安表达出自身两种主要的心理冲突:一,作为长子,他选择的职业不被父亲认可;二,婚姻生活中,性爱的极大不满足。

李安的父亲是一位传统意识浓厚的中学校长,一直为自己的长子李安学业成绩欠佳,不能成为一名教授而感到失望。上世纪7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年轻人学工程、医学、法律、商科是正业。可以落脚美国,回台湾也不乏受人尊敬、待遇优厚的职位。学电影?在老人看来是胡闹、是玩票。甚之,李安毕业后长年没有工作,结婚生子后,还靠妻子养活,老人致死都难以了却这桩伤心事。这是为何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李安领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手握小金人,难过地说希望父亲能看到这一天。李安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从而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啊。事实上,岂止李安,我们国内的第5、6代导演,不是也依靠西方影界的承认,在欧美电影节上得了金狮、金熊奖项,才在国内站住脚的吗?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要靠外国人说好坏来评价自身了呢?

与父亲的这番情感纠葛始终深深地压抑、刺激着李安,使他拍完“父亲三部曲”后,在《冰风暴》里再现他的痛苦与情感冲突。到了《色戒》,他干脆让扮演丁默邨的梁朝伟学着自己父亲的步伐走路。在李安心里,丁默邨的主要身份不是汉奸,而是让他又爱又恨的“那个时代的男人”。

影片《色戒》的另一个争论热点,又是观看热点,即是“性”和“床戏”。在张爱玲的《色戒》中,这部分仅寥寥几笔带过,李安却将此大加发展,借以发泄了自己压抑长久的性能量。一位支持李安的朋友来信说:“李安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情感脆弱的人。但是他勇敢:他一直不懈探究自己,通过电影表达自己,而且不顾别人如何看待他。他说《色戒》是他中年情感危机中的产物。危机的内容是什么我不关心,但我能感触他的脉搏。我觉得,他的性欲一直没有开发,虽然他对性的渴望极其强烈,但他自己为这样那样的道德因素束缚,不敢、不能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得到满足。他一直没有停止挣扎。《色戒》让他解放了。”

同意朋友的看法。我看李安的《断背山》,已经感受到李安的性压抑,和他的挣扎。《色戒》则让我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李安是个坦诚、单纯的人,他对自己居家男人和夫妻关系的诉说(见《南方周末》专访李安),让人觉得他和妻子的关系像是乖儿子与严厉母亲相处。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性爱是难以得到舒展的。常年被压抑的情欲容易变得激烈,甚至变得暴力。我看《色戒》是大陆删节版,不知道被删掉的部分如何发展。但就存留的镜头,丁默邨把王佳芝猛然摔到墙上、打翻在床、骑在背上的镜头,已经很暴力了。健康正常的女性不会喜欢如此被人对待,除非她有被虐待的病态性倾向。而李安却由此宣泄了自己:他拍完两段床戏后抱头痛哭,梁朝伟不得不上前安慰。

我认为表现性关系和裸体的作品可以很美,也可以很丑。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90年代的法国影片《情人》,根据法国女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梁家辉在其中上演全裸的床戏,影片拍得实在凄美动人、品味一流。相反,大多数美国影片的这些部分拍得猥亵、低俗,常常是男演员还打着领带,就把女演员的衣服扒光,两人假模假样地在那里大呼小喊,造作得令人作呕。不少欧洲影片,即便拍摄全裸,还是呈现一种真诚的自然美,让人看得感动、享受。相信16岁以上的青少年观看这样的影片,受到的是美丽的爱情教育,从而对淫秽下流的东西才具有了分辨力。人类的性爱原本是美的、健康的行为。如此的人性部分,假如能够从观念的压抑和利益的驱动下解放出来,是人自我享受与升华的重要内容。

回到《色戒》,我同情大学生要求“禁演”的呼声,却不同意禁演、删节镜头的作法。假如我们也能把影片按照观众年龄分出级别,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各方面的评论声音在各种媒体出现,难道还怕“真善美”斗不过“假丑恶”吗?假如我们的影视和评论环境更有包容性,营造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春天,我相信人性中美好、仁爱、建设性的潜质,便有了良好的生长条件,那将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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