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转)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 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泽东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1. 4倍,实现了 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高等学校是108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141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560人增至11183人;学生从41922人增至83984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 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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