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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谈1895年来的中国史之三

2006年7月26日13时07分修改定稿

本人在7月24日发表的《读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已经指出,孙中山一贯宣称他自1885年开始从事反清斗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确凿证据表明: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依然是一个拥护和热爱清政府的普通百姓。并且不止于此,孙中山还于1894年6月专程由广东跑到天津,向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呈递《上李鸿章书》(即相当于现在上访人员向政府呈递的“人民来信”),满腔热忱地向清政府、向光绪皇帝积极献计献策。从孙中山呈递的《上李鸿章书》中,人们看到的孙中山,是一幅令人惊愕的形象!

打开宋庆龄题写书名、中华书局198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页,就是孙中山于1894年用近半年时间精心撰写的著名大作《上李鸿章书》。

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写道:“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直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将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页)孙中山为了讨好李鸿章,还在这封信中吹捧道:“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页)

从《上李鸿章书》中可见,孙中山对于清政府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加赞美,大唱颂歌,说什么社会“风气日开”、“朝廷勤求政理”、“励精图治”、“奋筹富强之术”、“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国家发展“月异日新”等等,等等,把清王朝描绘成令中国老百姓“逖听欢呼、闻风鼓舞”的太平“盛世”。孙中山万分庆幸、感激涕零地说:“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

在8000余言的《上李鸿章书》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一幅诚惶诚恐的奴才相!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彻底地戳穿了“从1885年开始革命”的谎言!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

1894年6月,孙中山呈递《上李鸿章书》;

1894年10月、11月,孙中山通过《万国公报》发表了《上李鸿章书》;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突然跑到国外,参与组建了以反对满清为宗旨的檀香山兴中会。

孙中山对清政府从完全拥护到势不两立,这样两个极端立场的转变过程极为短暂,几乎是在瞬间完成。

对于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尖锐地指出:“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71—672页)胡绳这里所说的“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其含义就是:读书为了做官!孙中山呈递《上李鸿章书》,也是为了做官!

孙中山对清政府从完全拥护到势不两立的转变过程,极为短暂,几乎是在瞬间完成。对于这一突然的变化过程及其发生的原因,笔者进行了研究,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述说如下: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农民家庭,原名孙文,后来又先后取名为孙逸仙、孙中山等等。在其一生中,他经常变换使用孙文、孙逸仙、孙中山这三个名字。五十多年来,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习惯称呼他孙中山。

孙中山自幼生活在翠亨村,到了1879年6月,13岁的时候,就跟随他的母亲离开了中国,前往檀香山,依附他的哥哥孙眉生活,他进了那里的学校读书。1883年7月,17岁的孙中山企图加入***,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和责骂,并且一怒之下把他赶回国内。孙中山回国之后,立即转往香港,进入英国人办的拔萃书室读书,很快加入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九年之后,即1892年7月,26岁的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毕业后,孙中山不愿意行医,一心渴望踏入仕途,钻进清政府里当官做老爷。

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时,正值十九世纪末。此时,昏昏欲睡、自以为是的中国,正遭受英国、法国和俄国等欧洲强国的侵略、瓜分和蹂躏。清政府及其满族皇室的腐败堕落,进一步加剧了满族与汉族之间原有的矛盾,加剧了国内的动荡不安,广大民众饥寒交迫,颠沛流离,整个中国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于各级官吏的管理,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其中,官吏的选拔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分派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把读书、考试与做官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制度的实行,为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门径。因此,这一制度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不过,科举考试比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要严格的多!仅科举考试的程序就分为:童子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四种。童子试要经过5场县试、2场府试和5场院试,共计12场考试,成绩都合格者,才能取得“秀才”的头衔,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每3年一次,要考3场;成绩合格者取得“举人”的头衔,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也是每3年一次,安排在乡试的次年,同样考3场;成绩合格者为“贡士”。贡士还要参加复试,成绩合格者才可以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在保和殿举行,只考1场时务策,依据成绩分出名次;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及“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头衔,均是殿试的结果。此外,各场考试所作的文章,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格式,必须包括8个组成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也就是所谓的“八股”;所作的诗赋,同样有严密的格式要求,等等。

清政府的科举制度对于做梦都想当官的孙中山来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他自幼生活在国外,在国内期间也没有认真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因此,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对此,孙中山本人非常清楚。不过,孙中山还很清楚,除了科举制度之外,另有其它的途径照样可以做官,其中之一,则是“荐举”。所谓“荐举”,就是现在所说的推荐。自下而上的推荐人才,提供皇帝选用,是清政府选拔官员的手段之一,从皇太极开始,就采用这种方法,一直沿袭下来。孙中山独具只眼,选择了这样一条谋取官职的途径。他于西医书院毕业时,就开始朝这方面努力,为谋取官职,曾经通过关系拜托香港总督罗便臣,将自己举荐给清政府直隶总督李鸿章。仅仅因为经验不足,忽视了疏通地方官员,才招致了失败,没有成功。

1892年12月,孙中山前往澳门行医;1893年末,辗转到广州,与他人合资开办了一个诊所。但是,仅仅经营一个月,到了1894年1月,诊所就难以为继。

对于濒临破产的经营局面,孙中山索性全然不顾,转而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开拓“举荐”的途径。他依然选择李鸿章作为自己依靠的对象,进而研究谒见李鸿章的途径,以便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经过一番努力,他煞费苦心地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起草了给李鸿章的信件,即举世闻名的《上李鸿章书》;第二,寻找到了通向李鸿章的路径。

关于《上李鸿章书》,孙中山从1894年1月开始动笔拟稿,“先后经陈少白和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等作文字上润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页注释),前后历经近半年的时间,进行精雕细镂,反复推敲修改,直到1894年6月定稿。

对于费尽心思撰写《上李鸿章书》的动机,孙中山当时曾向其好友陈少白自鸣得意地说:“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转自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第69页)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向李鸿章恳求说:“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即直截了当地要求李鸿章能够赏赐一官半职,安排他做个官。这种所作所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典型的跑官要官!

《上李鸿章书》写成之后,孙中山并没有贸然去天津拜访李鸿章。26岁的孙中山才智过人,非常清楚中国官场上的套路:不通过一定的关系,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无法与李鸿章取得联系的。为了打通谒见李鸿章的路子,他四处活动,利用各种能够利用的关系,通过各种关系的关系再找关系,寻找投靠李鸿章的途径。俗话说“功到自然成”,孙中山居然几经周折,打通了三条谒见李鸿章的路径:

其一,恳求曾经担任过澳门海防同知的魏恒写信,将他推荐给盛宙怀;再恳求盛宙怀写信给其堂兄、李鸿章的亲信、当时在天津任海关道的盛宣怀,请盛宣怀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

其二,为了保险起见,孙中山通过关系找到盛宣怀的亲信、招商局帮办郑观应,恳求郑观应给盛宣怀写了推荐信。

其三,恳求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给在李鸿章府邸工作的罗丰禄、徐秋畦二人写信,拜托他们给孙中山提供帮助。

孙中山充分做好了上述准备之后,便怀里揣着《上李鸿章书》和几封推荐信,拉上他的朋友陆皓东作陪,信心十足地踏上了直奔天津的路程。1894年6月,孙中山到达天津后,首先找到罗丰禄、徐秋畦。罗、徐二人很是帮忙,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呈递给了李鸿章。

长话短说,孙中山的此次天津之行,最终的结果是:李鸿章没有接见孙中山,而是委派罗丰禄为孙中山办理了一个“出国护照”,交给了孙中山。盛宣怀阅读盛宙怀、郑观应二人给他的信函后,仅在信封上面批示“孙医士事”四个字,(陈景华:《盛宣怀》,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551页),就置之不理了。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孙中山的想象,令孙中山万分沮丧。

孙中山从天津返回广东后,在最初的一些日子里仍不死心,还抱有侥幸的心理。他把《上李鸿章书》作为稿件,投寄到上海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是一份月刊,由侨居在上海的英、美、德等外国侨民创办发行。该报于当年10月和11月,分两次刊发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然而,就在此时,对仕途感到绝望的孙中山在人生的轨道上,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完全拥护满清政府、积极向满清政府献计献策,转而变成完全反对满清政府、誓与满清为敌,由奴才突然变成了叛逆!他耿耿于怀地离开了中国,三赴檀香山。孙中山到檀香山后,立即于当年11月24日参与组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

关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含义,孙中山至死都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解释说,就是将满族人从中国赶出去,重新建立汉族人的国家!

总而言之,1894年11月,是孙中山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对清政府歌功颂德,大唱赞歌;而当《上李鸿章书》公开发表、墨迹未干之时,孙中山又突然宣布“驱除鞑虏”,誓与清政府势不两立!这一正一反的180度变化,犹如儿戏,竟然发生在眨眼之间!对于这种出尔反尔的急剧变化,在中外政治活动家中,大概只有孙中山一个能够做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绝无仅有!

造成上述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孙中山走后门当官不成,失败之后,便恼羞成怒,一怒之下,走上了反清的道路!因此,孙中山的这一抉择,绝对不是出于为国为民,绝对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他个人的私心和野心,完全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

《上李鸿章书》是一份及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孙中山曾经拥护和热爱清政府的重大历史证据,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它无论过去、现在、或者未来,都将永远见证孙中山走上反满之路的真实动机!(退而不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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