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毕业论文

水洛城事件及其影响


李俊刚

[size][/size](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北宋庆历三年(1043)水洛川及其周边地区蕃氐各部在水洛城城主铎斯那的带领下出降刘沪,归附宋朝。刘沪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重筑了破败的水洛城垣,打通了“秦渭线”。刘沪进入水洛川的同时,还将先进的汉文化带到了这里,致使该地区各少数民族同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完成了与汉文化的广泛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北宋 水洛城 铎斯那 刘沪筑城 民族融合


一、水洛川文化之源流

水洛城地处于六盘山西麓的关山脚下,即今天的庄浪县城所在地。发源于关山向西流淌着的南北洛河,更是孕育了水洛川富饶而美丽的土地。南北洛河相交之处便形成了水洛川文化的中心——水洛城。也正是由于水洛城优越的地理位置才使其成为水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经考古发现,早在27000年前,这一地区便有晚期智人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遍布全境,有的已具相当规模。到了周朝(公元前1100-公元前256)居民以戎为主,杂有氐、羌。唐广德时(公元763-公元764)吐蕃族进入。在五代(907-959)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水洛川却成了那些因躲避战乱而四处逃难的汉人的理想乐土。北宋中期时(1023-1085),水洛川地区北部居住着吐蕃铎斯那部族,南部居有穆宁为首的氐族部落,另有少量汉人因犯罪而逃来定居。从北宋中期开始,汉人大量迁入。他们的到来,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其技术,又改变了水洛川原有的生产结构。肥沃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农业和畜牧业都得到发展。此时出现蕃汉融合的小高潮。历元代(1279-1388)民族大融合,遂主要为汉文化所主宰。[1]胡汉界限慢慢消退。

二、刘沪萌荫赴边

刘沪(?-1047),字子俊,宋保州保寨(今河北保定市)人。其“颇知书传,沉默寡言,有知略。以荫补三班奉职,累迁右侍禁。”[2]刘沪身居官宦之家,其曾姑祖母是宋太祖赵匡胤祖母;祖父刘审奇从赵匡胤征讨李重进时战死。父刘文质,幼随母入宫,颇得太宗信任。太宗尝谓内侍窦神先曰:“文质,朕之近亲,又忠谨,其赐白金百斤。”累迁麟(陕西神木)、庆(甘肃庆阳)、秦(甘肃天水)等州知州。[3]正因为刘氏与赵宋王室的紧密关系,刘家多人位居高官。刘沪之兄刘焕更是官至工部尚书,以能抗旨忤言、除暴惩奸而名重当时。刘沪受父兄陶染,立志有所作为。

刘沪先是以门荫补禁军,累迁右侍禁。仁宗康定中(1040-1041),出任瓦亭寨(今宁夏固原瓦亭)钤辖,代理静边寨主(今甘肃静宁城川乡境)。庆历元年(1041),宋军败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好水),西夏军长驱直入,沿边城堡关闭,居民多遭掠夺,独刘沪开门招纳难民,边人谓之“刘开门”。[4]刘沪的举动得到了当时主持对西夏战事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与参知政事范仲淹的赏识,并上报朝廷举荐他为晋阁门左侍禁。[5]

三、刘沪收降水洛城

宋军在好水川大败之后,在西北地区采取守势。到了庆历元年(1041),北宋西部防线退至了渭州(平凉)、秦州(天水)一线。而两州相距数百里,山岭崎岖,蕃氐杂居,阻隔不能相应。庆历三年(1043),知渭州曹玮以陇干城筑德顺军,图谋打通。其间,水洛城一带“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为吐蕃铎斯那部所占。[6]宋军要想打通“秦渭防线”,必须拿下吐蕃所占据之水洛城。另外水洛城“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7]的地理形势,是理想的军事要塞。但在考虑到“曹玮在秦州,尝经营不能得”[8]的缘故之后,宋军最终放弃了收降他的想法。转而开始防范水洛川的蕃氐各部袭扰秦渭之间脆弱的交通线的工作。为此,宋军选用年轻勇敢的悍将刘沪为渭州静边寨主,以保障与秦州联系的畅通。沪又西筑章川堡(今静宁古城乡境)屯军,并“收善田数百顷”。这既是为保障秦渭之间联系的畅通,又对水洛川的蕃氐各部形成震慑。

起初刘沪本打算快速出击收降水洛城,以解除秦渭线的后顾之忧。但在了解到“昔曹玮在秦州,固已经营,及李紘、韩琦,相继亦欲开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9]后,他认识到了水洛川的状况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一方面是由于在常人眼中,始终抱有“胡人生性狡诈,多不足信”的民族偏见。因而胡汉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不信任感;而另一方面,又据史书记载,“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10]如此富饶之地,蕃氐各部更不会轻易相让的。刘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识到光用兵是不能长远解决问题的,那样不但达不到收降水洛城打通秦渭线的目的,反而更会弄巧成拙,激起当地人的更强烈反抗,民族矛盾更为激化。但要想收降其心,必须谨慎处置。因此,刘沪很小心的计划着每一步。

第一,屯兵水洛川口,劝降铎斯那。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刘沪为打通“秦渭线”而在静边屯军屯田。这样便沿着葫芦河构建起了一道军事防线,并且一直延伸到水洛川口,将水洛河的出口彻底封堵。如此一来,水洛川与外界的联系便被掐断。川内的蕃民要想出川与外界进行商贸往来,就必须得越过宋军的防区。并且川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宋军的监视。宋军的如此举动,直接震慑着水洛川的蕃氐各部。他们不得不考虑宋军此次不同于以往的目的所在,并开始考虑可能发生的不测。一种大兵即将压境的氛围开始笼罩着水洛川的每个角落。各蕃氐部族首领也纷纷四处奔走商讨对策,并开始与刘沪接触。

第二,安排铎斯那及其他酋领结识郑戬。刘沪的震慑起了作用。毕竟宋是大国,此时又值宋与西夏交战之时,而吐蕃则处于“族种分散,无复统一”的状态。水洛川地区又恰好处在宋与西夏军事冲突的缓冲地带。所以那些蕃氐头领们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考虑依附其中较强的一方就顺理成章了。但复杂的形势又使他们分裂成两派,分别是以王元宁、铎斯那为首的附宋派和以穆宁氐族为首的自保派。两派之间的分歧,更加剧了内部的分裂。最终附宋派占据上风。刘沪见时机成熟便主动派人劝降。此时恰逢陕西四路总管郑戬行边视察,刘沪便乘机安排郑戬与各蕃部头领会面。郑戬也是对蕃氐各部首领礼遇有加,这就更进一步消除了他们心中的疑虑。最终,各部头领在水洛城主铎斯那的带动下降附宋朝。“戬即令沪将兵往受地”铎斯那更是将结公(今庄浪南湖)等城一并归献,以示诚心。

正当刘沪率军进入水洛城,全城一片欢腾之时,居住在城西的以穆宁为首的自保派聚众万人围攻水洛城,纵火呼啸。刘沪当即肩负起保卫水洛城的责任。他“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今朱店镇石门口),酋皆稽颡请服”,刘沪见形势有利,便“尽驱其众隶麾下,以通秦、渭之路。”[11]此战充分显示了刘沪的军事才能。也正是由于他的大智大勇,终以千军抵万众,转危为安。既平息了叛乱保卫了水洛城居民,又打通了“秦渭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也为他后来重筑水洛城打下了基础。就连后来因违抗军令被抓时,范仲淹仍上书仁宗夸奖他说“自西事以来,擢用边将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沪尤为艰难,其功不在二人下。”[12]

四、刘沪重筑水洛城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人心并未安定。更经此次氐众对水洛城的围攻,原本很旧的城墙毁坏严重。刘沪便上书,请求扩建水洛城城垣。他的主张得到了郑戬的认同与支持。庆历四年(1044),郑戬调泾原路第三将所率军士,派箸作郎董士廉协助刘沪扩建水洛城垣。功未半,郑戬离职。韩琦以修水洛城不便,令罢之。但郑戬固请其役,因而韩琦罢郑戬四路都部署之职。渭州知州尹洙令刘沪停筑,而郑戬“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此时水洛城蕃部得知消息后也纷纷“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意,别生变,日增版趣役。”,尹洙乃遣泾原副都部署狄青枷刘、董,下德顺军狱中。人们得知刘沪被抓,“蕃部遂警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13]参知政事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连上两疏,力陈水洛城之价值及枷刘沪之利弊得失。其中一疏奏曰“刘沪经营水洛之初,先以夺身力战,然后诱而降服,乃是诸蕃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警疑?若使翻然复叛,则自今边将,欲以威信招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更无可成之期,兼缘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后谁肯于边防立事者?”[14]之后,韩琦也上书仁宗“十三条”,力陈修水洛城之过失。筑城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余靖、孙甫等纷纷上书,各陈己见,史称之为“争水洛城事”。宋仁宗权衡利弊,最后采纳了欧阳修、余靖等的建议,派遣盐铁副使鱼周询、督转运使陈戡实地查处,并调和刘沪与尹洙之间的矛盾冲突。鱼、陈至水洛,“氐众诣周询,请以牛羊及丁壮助工役,复以沪权知水洛城寨主。”[15]朝廷终于认识到水洛城的重要价值以及只有刘沪才能镇抚住水洛川的蕃民后,仍起用刘沪为水洛城主,继续筑城。

刘沪在筑城的同时,还在“原秦道”的基础上打通了连接渭州与秦州之间的捷径。因为铎斯那在献水洛城的同时,还献出了水洛以北的结公(今南湖镇)等城,因而刘沪将他们一并连接起来,共同构成“秦渭线”内侧的一道屏障。

“原秦道”经史学界考证,其线路分布为,由原州(今宁夏固原)出发,沿战国秦长城内侧,由木峡关(今固原滴滴沟)翻六盘山,经静宁入庄浪县界,经南湖至水洛城。再沿水洛川西通秦安直达秦州。[16]

此路北段的开通,更加深了水洛城与外界的联系,而且缩短了秦州与渭州之间的道路。此路的开通,大为改变了以往水洛川闭塞的环境,使之与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广博。

水洛城终于筑好了,但刘沪终因违抗军令,冒犯上司而遭到降职处分。虽降为了镇戎军西路巡检,但仍兼领水洛城兵马监押。也正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心系水洛人民,因而换来了水洛人民对他的更加尊敬与爱戴。

五、重筑水洛城的价值及影响

(一)对北宋王朝的军事价值。

首先,水洛城是抵御西夏的军事据点。因其地“西占陇坻”又“通秦州往来道路”是天然的军事要塞,而且“据陇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更决定了他在联系秦州与渭州上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庆历四年,宋军防御的重心又转移到了秦渭之间一线。种种现实因素决定了水洛川未来的命运。进可以出川支援秦州及静边寨,退可以依靠陇山阻敌驰骋于水洛川下,向北又可以通瓦亭寨及德顺军。因此,水洛城是宋军“秦渭防线”上不可缺少的一个支撑点。

其次,水洛城适宜于屯田、屯军。水洛川“田肥沃,广数百里,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这里居住着吐蕃、氐、羌、汉等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17]朝廷也正是看到了这点,并且在刘沪的恩威并举之下,水洛城周围的蕃氐各部酋属才最终归附于宋朝。宋有此城,便可依靠这里肥沃的土地屯田养兵。再加上此地的蕃兵三五万,大大节省了军费开支,使得宋军有足够的能力保障“秦渭防线”的稳固。

(二)对水洛川地区的影响。

水洛城的重筑,对水洛川人民来说,有着更为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保境安民。

前文已经提到,水洛川地区自古以来蕃汉杂处,民族成分复杂。到了北宋中期,又发生了宋与西夏的大规模战争,而水洛川正好处在双方军事冲突的缓冲地带,因而战乱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此时刘沪虽收降了水洛城,但随即又发生了南部氐人的反对与叛乱,正好反映了当时民心未安,人心思变的心理。因此,重筑水洛城破败的城垣,保境安民便成为了当务之急。坚固的城墙,即可以保护城中军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水洛川的长治久安,又可以保障“秦渭线”中段的畅通,一举两得。据《庄浪县志》记载,水洛城筑好后,宋廷为从长远考虑,在边境招募蕃兵和弓箭手,平时农牧,有警参正兵为前锋,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先后驻扎水洛城的泾原路第二将和第八将所带之兵,即由蕃兵和弓箭手组成。治平中(1064-1067),水洛城有蕃兵38队,总兵马1354人(骑)。[18]又据其他资料显示,诸族蕃兵习骑射,勇战斗,又熟习山川道路,晓知牧情习性,每战则冲锋陷阵,故史称蕃兵远胜于正兵。于宋则蕃兵自备粮马,俸钱极薄,节省开支,大为有利。有宋一代,蕃兵发挥藩蔽之作用,为史所称道。

北宋在水洛川育兵于农的蕃兵政策的实施,不管在保境还是在安民上,都发挥了非比寻常的作用。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扩建后的水洛城。

第二,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水洛城的重筑是水洛川开发与建设的新开始。修筑坚固的水洛城防,为水洛川地区蕃民的屯种与聚集提供了保障。

前文已经提到,水洛川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到唐代前期,这一地区早已成为汉族聚居区,且已具相当规模。伴随着大唐王朝的衰微,到唐广德年间(763-764)时,吐蕃族开始进入水洛川并占领其地,诸族遂滞留农区,耕种旧有汉族田地。其中吐蕃将领,诸族首领占据大片的田地、山林、牧场,历唐至宋,遂尽为蕃部土地。宋朝开疆拓土,移植居民时,常常有蕃部献地献土,汉户典买蕃部土地,耕种蕃部田地的事情发生。[19]随着刘沪的收降、重筑水洛城,大批汉族百姓涌入水洛川,购买或是租种原有蕃部首领的闲散地,进行农耕生产。这种发展变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初具规模,并且对水洛川以后的发展更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在伴随着宋政府实边政策的推动下,大批汉民涌入的同时带来了中原农耕文化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使水洛川原先落后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更改变了以往蕃氐各部“只知放牧,不懂农耕”的落后思想观念;内地汉民的大批迁入,使得劳动力大为增加,大片未能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的荒地得到开垦,尤其是水洛河冲刷了上千年形成的两岸川谷地区,更成为黄土高原上的“小江南”;同时,先进农耕方式的传入,更改变了这里原有单一的产业结构。之前,这里的蕃民以放牧为主,夹杂着少许简单的手工劳作。虽有逋逃的汉民来此,但未能改变这里以畜牧为生的主体经济结构。刘沪筑城后,大批汉民因受政府实边政策的影响而自发来此,并且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刘沪的鼓励和大力推广下,开始在水洛川大地上萌发。

其次,随着水洛川地区蕃氐各部的内附,以及刘沪重筑更为坚固的水洛城要塞,使这里成为蕃汉互市的理想场所。

汉人种地,胡人放牧,这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的特点。水洛川地区自唐安史之乱后便为吐蕃所据有。宋自建立后,时有战事,而战马的供应多靠西北。因而边境互市频繁,榷场日趋增多。自水洛城重筑后,宋在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便延伸到了这里。如熙宁七年(1074)鹿延路以德静寨所辖小胡等族蕃兵缺马,出封装钱万缗,于渭州、德顺军市马,且交易额极大。又如在嘉佑时(1060)载,仅在原州、渭州、德顺军牧市,以解盐交引,募蕃商广售良马8000,以3000给沿边骑军,5000入群牧司。[20]这即保障了水洛周边地区战马的供应,又有利于激发蕃民放牧牲畜的积极性。正如余靖上书仁宗所言“生羌利我交易,因沪招抚故献其地”[21],一语道出了蕃氐为“我”所用的根本所在是出于自身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无形中促进了水洛川及其周边的畜牧发展。水洛城做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在此后的日子里,越显的尤为重要。“西占陇氐,通秦州往来道路”的地理形势,更使其成为秦渭线上的“茶马十字路口”。

第三,促进文化进步。

汉民大量涌入水洛川的同时,也将汉族先进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带进了水洛川。各蕃族头领及其贵族开始最先接触汉儒文化,开始学说汉话,学穿汉装。刘沪为更好的治理水洛川,奏请朝廷授予了一些地位显赫的蕃族头领以汉官职。各蕃氐部民在同汉人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也开始被汉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所感染。这些都大大加快了水洛川的汉化进程。

首先,改变蕃姓。蕃氐各部日渐接受汉文化,汉化进程加深。他们接受汉文化,反映在民族心理上,表现为主动改本族姓为汉姓。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反映在水洛川,更表现在宋朝统治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当中。尽管有人曾提出过反对,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却是不可更改的。如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延州知州范纯粹曾上书哲宗“古者赐姓名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别忠勤”[22],认为鹿延路蕃官,早先因归顺朝廷而赐姓名,到后来发展为视改蕃姓为汉姓是一种潮流,请求朝廷加以制止。但这种少数民族同胞学习先进汉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人为所不能逆转的。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如慕容氏改为慕氏,拓拔氏改为拓氏,均是由蕃族复姓改为汉式单姓。水洛川地区的蕃氐大族,也大都最先改蕃姓为汉姓,并很快走上汉化道路。

其次,习染民俗。水洛川各少数民族的下层同胞主要通过民间文化交流的形式来接触汉文化。他们同汉族百姓杂居共处,共同生活、劳动。史屡载“俗与羌、浑杂处”,“蕃、汉错居”。杂处错居有利于相互间的往来和交流,更有利于蕃汉文化的广泛渗透,这是蕃氐各族同胞接受汉文化的最广泛的途径。另外,蕃氐贵族阶层,尤其是充任汉官者与汉族发生婚姻关系,也就促进自身的汉化。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水洛川地区文化的进步。

第四,促进民族融合。

据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表明,北宋庆历年间居住在水洛川地区的吐蕃大族主要有“生户大王家族”[23]即王元宁家族(其居地大致在水洛城以东)苏温罗家族以及蕃部大族铎斯那部。此外,还有居于水洛城西的穆宁氐族十余部落。北宋时期,西北吐蕃处于“族种分散”,“无复统一”的状况,自身实际利益的需要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倾向性。吐蕃对归属宋朝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政治、军事上对宋王朝强烈的依赖以及文化心理上对中原王朝的认同。而刘沪重筑水洛城后水洛川的巨大发展变化使这种民族认同感更为增强。这也正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关键。

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北宋王朝对水洛川地区少数民族宽松怀柔的民族政策使得民族融合更成为可能。刘沪对蕃氐各部族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及对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和理解使得蕃汉之间更为和睦。之后又授予蕃氐头领以汉官职,赐姓名氏并互通婚姻,更加快了融合进程。也正是由于蕃氐各族与汉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互通,才使得水洛川地区各少数民族同胞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

六、魂系水洛

刘沪于庆历七年(1047)五月十四日因患头疮而卒。刘沪去世后,“其弟渊将护丧东归,居人遮首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祠城隅,岁时祀之。经略司言‘熟户蕃官牛奖逋等愿得沪子弟主其城’乃复命沪弟淳为水洛城都监。”[24]人们听到刘沪的死训后,纷纷从四处赶来水洛城,哭泣着跪在街道两旁,请求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水洛城。正是由于刘沪将军对水洛川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以及视胡汉为一家的伟大胸怀,才最终赢得了水洛人民对他的爱戴。人们将他的遗体葬在北山(遗址在今庙坪塬),并为其建庙竖碑,四时祭祀。那历经千年不断的香火,最能表达人们对他的怀念。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追封刘沪为忠勇侯,并敕建将军忠勇庙于水洛城。其敕文曰“敕德顺军,水洛城忠勇庙,聪明正值,有功德于民,而载在祀典者,法当崇异,朕用褒嘉。惟神作庇一方,有祷辄应,时其雨 ,物以顺序,肆加庙食,进字侯封,永尚克歆 。可特封忠烈侯。大观元年八月十六日。诰忠烈侯奉敕如右,符到奉行。”[25]至今人们怀念刘将军,每年正月十二日为祀日。

水洛城事件已经过去九百多年了,但刘沪对水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在当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引下,我们更需要像刘沪这样的人来领导我们完成对水洛川新世纪的开发。


注释:

(1)《庄浪县志》庄浪县志委员会编,第一编.地理.第三章.人口.民族.第10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2)(5)(8)(元)脱脱《宋史.刘沪传》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八十三.第10494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3)(10)《宋史.刘沪传》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八十三.第1049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4)(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四.宋仁宗庆历三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庄浪县志》第十七编.人物.刘沪.第616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7)(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宋纪四十六.仁宗庆历三年.第1102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9)(12)(14)(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宋仁宗庆历四年. 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15)《宋史.刘沪传》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八十三.第1049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宋仁宗庆历四年. 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庄浪县志》第四编.交通.第199-20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18)《庄浪县志》第十编.军事.第三章.地方武装及驻军.第407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19)吕建福《土族史》第四章.第三节.第2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二. 宋仁宗嘉佑五年. 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摘引自吕建福《土族史》第251页,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一二五《上哲宗乞不许蕃官自改姓名》。

(23)《宋史.宋琪传》卷二百六十四.列传第二十三.第9129页,“接连汉界,入州城者渭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渭之生户”,中华书局1977年版。

(24)《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九.宋纪四十九.仁宗庆历七年.第1179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25)《庄浪县志》第十八编.文艺.第二章.文翰.第684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参考文献: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中华书局2005年版。

《宋史》(元)脱脱,中华书局1977年版。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中华书局1957年版。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中华书局1986年版。

《庄浪县志》庄浪县志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

《土族史》吕建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宋代西北民族文献与研究》刘建丽,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宋代西北吐蕃研究》刘建丽,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程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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