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启蒙失语后的飘摇

年终岁末,电影纷纷抢滩。今年不同往年,呈现了一个 “删节”的高潮,除了争议很大的《色戒》,还有现实主义影片《苹果》。在我国尚未有电影分级制度之时,这无可厚非。


11月30日,删节后的电影《苹果》国内上映。与《色戒》图解历史不同,它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


电影将镜头瞄向北京底层民众,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典妻”故事:进城打工的“洗脚妹”被店老板强奸,不久,怀孕。同为打工仔的丈夫很无力,为了生活计,想让那个有钱的老板同意“借腹生子”。孩子出生后,妻子去店老板家当起了保姆……


故事跟70多年前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沈从文的《丈夫》十分类似,刻画底层人们被生活折磨得麻木并释然的心态。


《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母亲,也是被人借腹生子,本希望能被有钱的“秀才”爱上,安稳地当小妾,最后被“秀才”赶回了家,希望破灭。


《丈夫》中,为了生计,丈夫默许妻子去卖淫,一年一度,他都会去看望妻子一趟。妻子在船舱谋营生,他在船尾蹲了一宿。一大早,他把妻子“老七”带回了乡下。


《为奴隶的母亲》和《丈夫》,都是讲述旧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讲述人不能成为人,家不能成为家,爱无法成为爱的惨烈,透露出一种生活的勇气,是对旧社会的反抗与绝叫。


《苹果》的结尾,“洗脚妹”离开了“有钱人”,但也没回到丈夫身边,而且很是有点爱上有钱人,尽管这个人强奸过她。尽管有钱人说,他不可能跟一个打工妹在一起。


影片触摸到了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的一部分真实。人们能看到生活的不易,能看到社会的不平等的现实,却看不到一种抵抗而积极的力量。相反,在金钱与现实的无形的大网中,情感变得服服帖帖,从而让原本的反思力量失掉了一些成色。


其实,无论是《色戒》还是《苹果》,如果从最基本的叙事元素来说,都可比做“白毛女”故事的另类改写,都是让“喜儿”爱上了“黄世仁”。


时代在改变。文艺作品中,政治意识形态在淡化,另一种“意识形态”——抽象的人性,性,情爱开始蔓延开来。暧昧不明的“人性”和“性”,成了这个时代一些人们鼓吹的新“伦理”,成为填补政治意识形态身后空白的粘合剂。


于是,许多人自然就不觉得“白毛女”爱上“黄世仁”有什么不妥,甚至“江姐爱上戴笠”、“赵一曼爱上了冈村宁次”,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当“黄世仁”们比喜儿的未婚夫更温柔体贴时——这被叫做“爱情”。


所以,有人赞赏,有人批判,说它是对时代精神的侮辱。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删节”,而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昭示着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深深失落。


启蒙呼喊人的解放与自由,呼喊批判与反思的力量。在商品经济时代,理想主义式微了,人的解放和自由,简单化地等同于欲望的解放,然后,大家高呼爱情万岁,人性万岁,生活万岁。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让人异化为资本链条中的末端的一个工具,那么,城市化的高节奏,则让许多人成为无所适从,无暇思考,无法自主的现代病人。


电影中,通过打工妹手机中的流行歌曲传达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摇……


这是一个启蒙与批判失语的时代。这也是“众声喧哗”式的浮躁的原由。


从这层意义上说,电影《苹果》是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经典文本。无论赞同还是批判,都能从中获取各自的意义。


多元化的宽容心态是必需的,然而,在“相对主义”、“莫衷一是”盛行的时代,选择坚守什么,认同什么,自觉地抵抗什么,同样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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