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及其动因

[size=10]据《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和《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披露――

12月13日上午,日军分别从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和平门入侵南京城。11时,日军第一次闯入安全区,当即枪杀20名因惊吓而奔跑的难民。在消灾庵内,枪杀尼姑4人、难民7人,对幸存者用刺刀戳毙。1人幸免于难。在武定门正觉寺集体枪杀17个僧人。在外龙华寺,将避难地下室的30个难民枪杀和刺杀。下午日本海军抵达下关,另一部分日军沿长江北岸攻至浦口。

12月14日,日军在太平乡将15个农民集体枪杀,在石观音17号内将8人集体枪杀。

12月15日,日军将2000余人押至汉中门外,将他们捆绑后用机枪射杀,再用木柴、汽油焚烧。晚,将1300人中的每100人分为一组射杀。夜,在鱼雷营屠杀9000余人。后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14至15日,日军投入江中尸体3万余,运到掩埋地和烧毁地的有3万多。

12月16日,日军在中山码头前杀5000余人,后将尸体推入江中。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自本日起,日伪南京下关区区长刘连祥组织人力到下关、三汊河收尸掩埋,到1938年1月共收尸3240具。12月17日,日军将3000余人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将避难的400余人集体射杀。12月18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集体屠杀57400人。在下关南通路北边的麦地里射杀300余人。在大方巷难民区射杀4000余人。投入江中尸体3.5万具。5天内,日军处埋尸体5万。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江口射杀、焚烧500余人。尚有气息者,刺刀戳毙。12月,日军在燕子矶江边,屠杀5万余人。在鱼雷营屠杀3万余人。在凤台乡、花神庙屠杀7000余人。12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共掩埋尸体22683具。12月26日,日军在金陵大学进行难民登记,将300余难民拖出屠杀。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慈善机构崇善堂共掩埋尸体104718具。12月31日,日军在宁海路难民登记处,屠杀200余人。在上海路广场屠杀2000余人。

1月2日,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湖南木商盛世征自费雇工,将上新河地区死难同胞尸体28730具埋葬。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用“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的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慈善机构同善堂掩埋尸体7000余具。

据统计,世界红十字会在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崇善堂收埋112267具,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回民掩埋队埋尸400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

1939年1月,伪政权为掩盖日军罪行,整理市容,防止瘟疫,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伪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伪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为之立“无主孤魂碑”,并记述埋尸经过。

当时驻南京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代表在向其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他们(日军)是兽类的集团。屠杀、劫掠、纵火、奸杀……甚至以杀人竞赛的方式对南京城血洗。他们是一架正在开动的兽性机器。”据战后国际法庭认定,日军侵入南京后,一个半月内发生2万起以上强奸事件。据统计,被集体屠杀的达19万人以上,被零散屠杀的超过15万人,总计30万人以上。

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动因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最大暴行,为世界文明史上所罕见。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在南京而不是别处?本文通过对该事件较为深入地考察,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松井石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有着直接关系。

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之后,日军叫嚣“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其狂妄自大,可见一斑。为了配合在华北的进军,加速战争进程,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组成一个军进攻上海,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但“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步兵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三宅板(陆军省部)的预料。”日军在上海的战事并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顺利。在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而未有攻取上海迹象的情况下,日军军部不得已于1937年10月20日向上海方面增派第10军,其任务“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取结束战争之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1]并与原上海派遣军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

久攻上海不下,表明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也使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对是否应在华中继续用兵失去了信心。因此,它对日军攻占上海后是否迅速进攻南京并没有明确的命令。11月7日,参谋本部以临命第600号规定了华中方面军的制令线,“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结苏州、嘉兴一线以东。”[2]“这只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决不是攻占首都南京那样积极的任务”[3]。直至11月24日的大本营[4]御前会议上,也“并未考虑一举到达南京”[5]。

松井石根却是攻占南京的积极鼓吹者。松井石根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学生,该期共出了5个陆军大将,即松井石根、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五人中只有松井石根最不得意,他虽在1933年被晋升为大将,但于1935年夏就到了退役年龄,由现役转为预备役。日本一记者称此时的松井氏为“失意时期”的“中风的小个子的老人。”[6]两年后,天皇裕仁迫于朝中无人,重新起用他。天皇的器重与最高军事当局的信任,使已经59岁的松井石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作为陆军中最年长的大将,松井决心要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中显一下身手。

1937年8月19日,松井前往上海就职时,在东京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陆相说:“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7]其野心不难想象。对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等战犯的判决书中也写道:“当松井被任命为上海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1937年10月8日,松井发表声明,狂妄叫嚣‘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8]

华中方面军11月12日攻陷上海后,迅速杀到苏州、嘉兴一线。这时,制令线仍未解除,松井对此感到忧虑。11月15日,他向来自东京的官员力陈攻占南京的必要性。他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攻占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影响很大,只有武威才能使中国人民低头服输。[9]其后,松井又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参谋本部呈交了迅速攻占南京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从而事变的解决越发推迟”[10]。

松井石根急功近利,在力陈进攻南京的计划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竟迫不及待地擅自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命令。在松井的指挥下,11月19日,第10军首先突破制令线,争抢攻占南京的头功。1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收到第10军19日来电报告:军于19日晨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对此,多田次长大吃一惊,因事关紧要,立即命令停止……”[11]。由于松井造成了进击南京的既成事实,加上日本各新闻媒介派遣的从军记者对进攻状况的竞相报道,极大地煽动了前线部队的士气和“中支那方面军上级指挥官的功名心。”部队行动已难于控制。刚刚成立的大本营不得不于12月1日下达了“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协同海军对敌国首都南京的攻略战”的命令。[12]在松井的领导下,由朝香宫指挥的上海派遣军(第9、16师团)和柳川平助指挥的第10军(第6、18、114师团),分别由东部和南部猛扑南京。

由于日军在上海已苦战三个月,其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京追击。部队相当疲惫,亟需休整。而松井石根的个人野心此时已膨胀到极点,其进军命令是在完全没有建立后勤供应的情况仓促下达的。为此,军司令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粮秣应在现地征发自给,”这实际上是要部队去掠夺。于是,抢劫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并迅即演变成为强奸,焚烧和屠杀。对此,原日军士兵东史郎证实到:“完全没有粮食补给,采用的战法是让军队在占领之地抢掠自给。在搜索粮食的时候会发现躲藏的女人,而一经发现必定奸淫。”[13]第10军在寄交陆军次官收启的《丁集团综合报告》中也曾供认:“丁集团(第10军)作战地区之地方物资,特别是米、蔬菜、肉类等完全取之于敌”[14]。

再者,日军在上海会战中,因久攻不下曾9次增兵。其中柳川兵团是从8月以来就在华北连续激战的第6师团和从日本匆忙动员来的第18、第114师团合编而成的,都不愿久战。新增士兵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他们在出征前已被告知占领上海后便送他们回国。而第6师团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北方作战的尖兵部队,它比别的师团伤亡大得多。因此,从军摄影记者河野说:“柳川兵团是在正要回国的时候又被调到前线来的。恼怒在心成了一种发狂的状态。”[15]日军官兵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为了激发这些部队的士气,指挥员们便纵容抢劫、屠杀、强奸等暴行,以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最能说明这一纵容政策的历史事实是凶残的“杀人竞赛”:在占领南京前,素以残杀中国人民著称的日军第16师团中岛部队有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他们在进军南京的路上,相约作杀人竞赛,谁在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谁就是胜者。他们从句容到汤山,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因都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日10日中午,两个杀人魔鬼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说,‘我杀了105人,你的成绩呢?’向井说,‘我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可是,还确定不了是谁先杀满100名中国人,于是从12月11日起,比赛又在进行。”[16]如此凶残的暴行,在很有影响的日本报刊《日日新闻》、《朝日新闻》上,向井、野田却是以“勇士”、“英雄”的姿态出现的。松本重治也曾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17]。

当部队一路烧杀抢掠进抵南京近郊时,松井石根下达了一项训令,其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18]12月7日,松井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一、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人城。此时,各师团选派步兵一个大队为基干部队先人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二、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19]8日,松井又命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宣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首府”,“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20]《劝降书》还规定了中国军队接洽投降的时间、地点等细节。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为此专门乘车由苏州指挥部赶到南京中山门外,准备接待中国方面洽降的军使。很显然,在松井石根的眼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他把胁迫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对南京的迅速征服上。

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对于战争的胜负虽然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首都的守弃,毕竟在精神上与实际指挥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因首都失陷而国亡者亦不乏其例。侵略者一般都对占领对方之首都,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21]他在12月6日离开南京前夕,又对防守南京部队师以上长官强调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又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22]蒋介石的这些看法,也说明了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抗战中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重要地位。因此,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12月9日下午4时,松井最高指挥官发表司令官谈话,声明在攻占南京城这个历史性时刻,再次期望全支那朝野的反省,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不后退。”[23]松井石根抱有这样超常的幻想也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发生了奇迹,政府所在地搬到了(长江)上游的汉口市,离海八百英里。而且中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24]

早在松井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他与首相近卫文?讨论进攻南京的政治目的时就说过,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25]很显然,从日军占领南京后所实施的各类暴行看,所谓“代价”,就是血洗中国首都南京城。“日军占领南京,以为我即屈服投降”,[26]面对中国军民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官兵气急败坏,战地记者铃木自述道:“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27]在他看来,中国人就应被日本人奴役,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不应该有。正因为如此,松井石根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挥官,也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如第6师团长谷寿夫下令“解除军纪三天”。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这里的“处理”即杀掉之意。[28]日本学者小野贤二收集到一则这样的日记:

“12月7日晴天南京城外

午前6时从宿营地出发,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盛大的司令官南京入城式。下午5时命令我们去枪毙敌军约1.3万人。两天内山田部队枪毙了近2万人。似乎要把各部队抓获的俘虏全部枪毙掉。”[29]

日军第114师团一等兵田所耕造在谈到南京的屠杀时说:“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连干了十天的光景,当然是按命令干的。……因为这是命令,就什么也不想了。”[30]由此可见,屠杀已成为日军的既定方针。以至于日本的同伙德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德国政府从它的代表者得到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在这个报告的后段中,曾形容日军就是‘兽类集团。’”[31]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大屠杀高潮的12月17日,就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军的目的,是“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这种恐怖,以便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如果抵抗,便将招致这样可怕的后果。”[32]

为了避免日后国际法的裁决,日军对南京采取了严密封锁消息的策略。但俗话说的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面对当时国际舆论的压力,松井石根也曾在12月18日华中方面军在上海举行的“慰灵祭口”上,装模作样地对部下加以“训诫”:“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战死者了。……”[33]松井的“训诫”何等的空洞和耐人寻味,这样的“训诫”与其说是对暴行的批评、制止,不如说是对暴行的赞扬和鼓励。所以听了松井的“训诫”之后,“师团长们哈哈大笑”,“屠杀、强奸、掠夺、放火行为依然故我,反复出现。”[34]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日军的这种罪恶行径下了结论:“……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1937年12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35]

综上所述,松井石根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动因。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其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为了实现他“建功立业”的目标,在进军南京途中对日军官兵的种种暴行采取纵容的策略;而当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松井个人野心遭到失败,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方针就成为日军当局的最高策略,这样,日军士兵中普遍存在着的非理性的从属意识与蔑视中国人的认识心理紧紧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南京大屠杀达到空前暴戾的程度。

注释:

[1][2][3][5][11][12]《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380、376、385、383、387页。

[4]大本营: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成立于1937年11月20日。

[6][7]转引自(日)笠原十九司:《亚细亚的日本军》(日文版),第173、175页。

[8][25][3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56年版。

[9]《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日文版),第99页。

[10][1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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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军第八号令》,其中明确要求进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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