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怀念张学良将军

[感动你我 2007征文] 怀念张学良将军

今天是‘西安事变’71周年,正直的人们无不怀念着张、杨将军;敬仰着张、杨将军。他们的行为,迫使蒋委员长,发表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的声明,开创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新局面,形成了全民抗战的起点,功不可磨。

“918”事变,日军不费一弹,先占炸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的让出了沈阳城。‘张学良不抵抗’这罪过的叫骂声,响彻了全国,在各阶层的心目中极其愤恨。但鉴于张、蒋关系,可非同寻常。论职务,是正付关系;论私人感情,则称兄道弟。张将军忍辱负重也够水平了,他承担了下来。真是虚怀若谷呀!

可是,失道寡助。在国家危亡之际,放着侵略者不打,却将东北军,开往西北去‘剿共’打内战,不得人心。不可能为军队所接受。因此,竟然发生了‘国军’同‘共匪’搞起联欢来了,共同唱起<流亡三部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战歌曲。张将军,心如明镜。人心的向背,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此‘剿共’,如何剿得下去?其实,不抗战,这何尝是他的心愿。形势促使他,增强了劝蒋抗日的念头。‘剿共’不力,在蒋委员长来郑州督战时,他信心百倍地前往劝蒋抗日。他自认为,凭他们之间的关系,成功是不会成什么问题的。可事与愿违,他碰了一鼻子灰而返。当蒋委员长再来临潼督战时,西安学生、群众抗战要求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要到临潼,向委员长请愿。这就面临着军队镇压的危机。张、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二人共同主张,改劝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而不成,就促成了兵变的发生。

任何兵变,多为压力过重,无法承受而引发的反抗。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张、杨深知,欲和平解决,谈何易哟!部队官兵杀气腾腾,他只好求助于共产党了。周总理奉党中央的委托,出面谈判、调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起了关键性作用。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度。不记前嫌,以解民族危机为重,力主保蒋,和平解决。结果促成了国共和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张将军为表达对蒋的诚意,不听劝阻,决意亲自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结果虽不像杨将军之被杀,却身入囹圄,终身软禁。他却在所不惜。

人们怀念他,在民族危亡时刻,为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 怀念他体贴部属和人民; 怀念他在关键时刻,能作出果断决定的胆略和智慧; 怀念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诚于友谊的高尚品德; 怀念他宽濶的伟大胸怀。张将军安息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有人否认他‘代人受过’,认为‘不抵抗’,是他的罪过。可不要冤枉人哟!冤枉人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呀。我有一分他在事变后,对军官们的讲话,可以作证。此讲话原稿,可能存于陕西省档案馆,网友们可一阅,供参考。(后附)



张学良将军在这篇讲话中言道: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此处谓之剿匪系指与当时在陕北的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作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


“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采用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七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所说‘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各种办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命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是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本文内容于 2007-12-12 15:22:31 被沉夜捕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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