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唐朝更强,还是宋朝更强?

以下转自某报:


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

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按: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而最高记录为506万贯。

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织着。

宋朝的弊病有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从腐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强调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这其实也是深刻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以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弊病,为“走出轮回”,指明了一条唯一可行的历史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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