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劫车案震惊海外 绑匪头子竟当了旅长

匪方劫持人质


20世纪的20年代,由于军阀肆虐,山东人民倍受蹂躏,无以为生,纷纷“落草为寇”,与散兵游勇结伍,打家劫舍。山东临城地区抱犊崮山区的匪患尤其严重,其中以滕县人孙美珠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势力最大。他们编军五路,不仅在抱犊崮驻有后方留守人马,而且在临沂、郯城、滕县、临城、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设有联络站。


北洋政府常常派出部队予以围剿。孙美珠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官兵击毙,其弟孙美瑶接替其职,继续活动,竟把土匪队伍带得比以前更强大。政府遂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总司令,对孙美瑶加紧围剿。到 1923年4月,孙美瑶部在官兵的穷追猛打及团团包围下,只能苦守抱犊崮,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


为了报复官军,同时也为了自己的生计,孙美瑶想出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


由于津浦路临城站的一段铁轨事先已被孙美瑶的手下拆了,列车在5月6日凌晨抵达临城站时,自然就翻了车,车厢里的电灯也灭了。从睡梦中惊醒的旅客们摔得鼻青脸肿。人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大哭小叫,不知出了什么祸事。这时,一连串“劈啪”的枪声刺痛了人们的耳膜,无数手电筒闪着强光,向列车扫射而来。


“赶快下车!一个挨着一个钻出来,两手抱着脑袋,不准乱动,都到外面站好!谁敢乱动,就打死谁!”随着夜风,传来了阵阵吼声,但没有人敢下车。接着又是一声嘶喊:“火车要爆炸了,下不下来呀!”


一听这话,旅客们都争先恐后地下了车。孙美瑶领着荷枪实弹的1000余名土匪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包围起来,粗暴地逐个搜身抢劫,摸到钱物,当即就放进手提的麻袋里。土匪们还用手电筒仔细端详着每一位旅客。此时,大部分乘客已惊魂稍定,恍惚明白是碰上土匪了。


这时,又有人发出一声惊奇的呼叫:“洋鬼子!”只见一个洋人在顿足咆哮,叽哩呱啦地大发雷霆。一时间人声鼎沸,秩序大乱。


“有没有通洋话的人?”孙美瑶高声问道,“通洋话的人快来,告诉洋鬼子,别在这里撒野!”没有人应声。孙美瑶火了,“砰”的一枪,把那个咆哮的“洋人”击毙了。嘈杂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


劫车会遇到“洋人”,这完全出乎孙美瑶的意料,他事先只知道“蓝钢皮”列车在这个时间通过,至于车上坐的什么人,他一点也不清楚。已经打死了一个“洋人”,剩下的该怎么办?


“统统打死算啦!免得和他们罗嗦!”


“洋鬼子可是最肥的‘肉票’,留活的!”


土匪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天马上就要亮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不必再挑肥拣瘦了,先都弄进山里再说。”孙美瑶的话结束了土匪们的争执。于是所有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中国人外国人,都被土匪们像赶羊一样,向抱犊崮山区进发。


由于土匪们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再加上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整个队伍非常零乱。有许多胆大心细的中国旅客,瞅着山路崎岖、峰峦起伏、路边多是巨石沟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了。而“洋人”们对整个事件还在没头没脑中,且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不熟悉,除了一个名叫露茜·奥尔德里奇的美国小姐因为跑不动而侥幸逃脱之外,其余人都在跟着大队跑。因此,土匪劫到山里的“肉票”最后为110人,其中有 71名中国人,39名外国人。


搜刮到这么多财物,又劫来这么多的洋人,生计问题解决了,报复官军的目的也达到了。但在孙美瑶简单的头脑中,却隐隐约约地觉得麻烦还未完全解决。因为进攻抱犊崮的官军们,不论是围攻东面和西面的,还是主攻正面的部队,还都在山区里,自己藏存被掳乘客的庙南峪对面的山上,就驻有不少官军。枪声疏疏落落不时地向这里射击,所以,他还得阻止官军的进攻。


想到那些当官的都怕“洋人”,孙美瑶觉着官军们对于“洋人”肯定会另眼相看,不妨派一个“洋人”到对面山上先要求官军停止攻击。找来找去,孙美瑶发现一个女“洋人”很老实,因为从被劫掳以后她连叫都没叫过一声。于是,孙美瑶便选她给官军送信,并另找了一个会说“洋话”的中国人做翻译,让他俩身披白布,向对面山上走去。


不料,两人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官军的枪弹便雨点般地射过来,两人吓得又跑了回来。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孙美瑶却很欣赏这个女“洋人”的“听话”,为了鼓励其他“肉票”也听话,便下令把她放了。这个被释放的女“洋人”名叫卡罗丽,意大利籍。她于5月 8日凌晨到达北京后,立即跑到意大利公使馆诉说被劫的经过,并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做了详细的报告。


孙美瑶派“洋人”试图阻止官军的进攻失败后,就不再理会这件事,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肉票”的勒赎。因为这次的情形与往常不同,以前绑架了乡村的土财主后,事主会自动地四处托人打听,然后卖宅子、卖地,甚至倾家荡产筹备款项来赎票;而今天的这些“肉票”都是从火车上劫来的,全国各省市都有,身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又有外国人,真是复杂极了,不能坐等他们上门,必须迫使“肉票”写信通知他们远在外地的家属来赎。


不到两天时间,所有中国“肉票”在土匪们的威逼下都写好了“赎票”的家信,而对那些“洋人”,土匪们则显得力不从心。劫掳“洋人”是头一回,他们的穿着都差不多,无法从穿戴和相貌判定他们的身份,而“洋人”写的字又跟蝌蚪一样无法辨认。土匪们索性就先把“洋人”撂在了一边,反正他们跑不了,先等等看再说。


政府剿抚两难


一伙草寇居然敢绑架“洋人”,这还了得!临城劫车事件发生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北京。7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分别电告其本国,并由公使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趋访国务院,谒见总理张绍曾,当面提出严重抗议。北洋政府当局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田中玉派兵进剿,营救被掳旅客。田中玉一接到命令,便派出了何锋钰团围攻抱犊崮。


然而,每当土匪们抵挡不住的时候,孙美瑶就命人把外籍旅客推到阵前作掩护。这一招果然灵验,官军们立刻就偃旗息鼓了。就这样,土匪与官军打起了“持久战”。不过,与政府军长久地耗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而且弄不好会人财两空,于是孙美瑶便让人带信给田中玉,声称:“如果能将围剿的部队撤回,我们就同意释放洋人人质;如果再行追击围剿,就立即撕票,绝不客气!”


这下可轮到北洋政府犯愁了。如果继续武力围剿,一味硬行抢救人质,恐怕会逼得孙美瑶杀洋人撕票,那势必要引起与外国的重大交涉,会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假如安抚,只怕孙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开列的条件也会愈来愈高,无法处理,为洋人、国人耻笑。


北洋政府陷入了剿抚两难的境地。为了暂时平息一下“洋大人”的雷霆之怒以及国人的不满情绪,大总统黎元洪遂发表了一通惩办有关人员的命令,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秉琦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并责成他们从速将被掳人质先行设法救回。


北洋政府耍的花枪,“洋大人”们自然不会满意。驻京各国公使继续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限期要3日内全数救出被掳外侨。慌了手脚的北洋政府急忙派交通总长吴毓麟驱车赶往济南,会同田中玉进驻枣庄,全权处理营救洋人事宜。


由于剿匪行动未得到洋人首肯,5月10日,吴、田二人到枣庄的当天,田中玉下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进剿抱犊崮的官军立刻停止攻击,一律撤出山区待命,山区的各出入路口,由地方保卫团警戒。很快,整个抱犊崮山区又暂时恢复到官军进剿以前的态势了,堂堂一个北洋政府对一个土匪武力的剿捕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现在,他们只剩下与土匪谈判一招了。


吴毓麟与田中玉当然不敢冒险直接入山与孙美瑶谈判,而他们的手下也没人敢去。想来想去,吴、田二人想到了地方的乡绅们身上。他们二人从抵枣庄伊始,就马不停蹄,分头拜客,凡地方上稍有声望的乡绅,一一登门拜访,央请出面,协助官府与土匪交涉。


在地方人士的思想中,所谓“交涉”,就是“说票”;而“说票”就是“通匪”,与土匪有同罪之嫌,因此有身家地位的乡绅,谁都不敢承担这个任务。但是,经不起吴、田二人的苦苦央求,同时也为了地方上早日安静下来,经乡绅们共同商议,最后总算推举出党金元、李炳章二人。不过,他们又向吴毓麟、田中玉声明,这两人代表地方,只负责劝告土匪答应与官府交涉,至于如何交涉,仍请官府中人直接去办理,党、李二人不承担这个事情。走投无路的吴、田二人答应下来。5月12日凌晨,党金元和李炳章就进山去了。


党金元、李炳章入山后,孙美瑶立刻带着一帮小头目与他们进行了会晤。党、李二人首先以乡长的身份把孙美瑶众人责备一番,还煞有介事地说道:“外国军舰已在下关集中,洋兵就要登陆前来救洋人,洋兵能不能打进抱犊崮来暂且不说,地方上可就难免遭殃了。就是官军不顾一切集中兵力来打,抱犊崮又怎能防守住呢?请你们为地方上的乡亲们想想吧,不要为地方上多惹是非,到死后还留下个骂名。”


孙美瑶被二人的话说动了,沉默不语。党、李二人趁热打铁,劝孙美瑶立刻与官府谈判。这时,“军师”郭其才起身说道:“两位老爷子这样说,我们当然依从,不过也不能太便宜了官府,我们希望:1、官军们撤得远远的;2、给我们管个饷;3、收编我们为一个旅,先发给炮弹;4、田中玉、何锋钰这两个人最可恶,都得撤职。”


一听这话,党、李二人急忙答复道:“我们不是官府中人,也不是来‘说票’,只是看到你们办事没准头,恐怕将来无法收拾,指给你们个明路。你们可以再商议商议,推出代表,一切条件直接与官府去谈,保证官府不扣留你们的代表,官府派来的代表,你们也不能扣留与杀害。”


孙美瑶一伙齐声同意。党、李二人稍事休息后,便在当晚10点回到枣庄,向吴毓麟、田中玉汇报了详细情况,官匪交涉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一波三折的官匪交涉


5月13日,官方的正式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交涉员温世珍——果然上了抱犊崮。稍作洽谈后,官方代表即邀请孙美瑶派人与吴毓麟、田中玉会晤,进行正式谈判。由于听到党、李二人的责备和劝说,众人都隐隐约约地觉得事情做得有些鲁莽,后果可能不妙,因此大家都不愿去谈判。无奈,孙美瑶只好亲自出马,为了给自己壮胆,他约郭其才相陪,还带了几个自以为悍勇不怕死的土匪,以“单刀赴会”的气势,随同安特生、温世珍来到枣庄车站作为督军行辕的专车上。


负责接见孙美瑶一行的是田中玉。从未见过“大官”的孙美瑶,摆出大大咧咧的样子,他的手下则横眉竖眼,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田中玉并没有摆出自己平日里一贯的“威严”,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求孙美瑶先行释放洋人;孙美瑶则表示人只能陆续释放,官军必须再退30里,还要先送一批席子、毯子、手巾、脸盆和“肉票”的口粮来,并要官府收编自己的队伍。


令孙美瑶有点意外的是,田中玉不仅没跟他讨价还价,而且喜不自胜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各位有这层弃暗投明的意思,那真是太好了!我跟吴总长负责向黎大总统、张总理说成,保证不出三天,定有佳音。”


当天下午,政府与各地公团便运来了接济被掳人员的物品,包括食物、用具、烟酒、饮料等,还雇用了大批民夫运送上山。一时间,从枣庄至抱犊崮的道路上,肩挑人抬,络绎不绝。土匪们对送来的东西——律照收不拒,除将少部分粗劣物品分给“肉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土匪们享用了。


正当枣庄的官匪们交涉之际,各国驻北京公使团给出的洋人脱险的限期已过,英、美、法、意等国公使迫不及待,于5月15日再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要以“无政府之国”对待中国,“直接与匪人谈判”。北洋政府只好继续向吴毓麟和田中玉施压。


上头逼得这么紧,吴、田二人只好进一步“屈尊降贵”,和土匪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试图以“和平手段”、“权变之术”把洋人迅速救出来。然而,事实的发展恰好与他们的愿望相反。


以民间的经验来说,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更不能过分地害怕土匪“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勒索,“撕票”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吴、田二人一心想着如何赶快把洋人救出来,表现得相当急躁。孙美瑶、郭其才回山后,把交涉的经过以及田中玉的“爽快”向众小头目一说,众人惊奇地发现洋人们居然这么值钱,简直是“奇货”可居,于是产生了两点结论:1、军师提出的条件太低,有大批的“洋票”在手中,正好欲求欲取,何妨狮子大开口;2、官府恐怕未必有收编的诚意,如果“洋票”贸然地交出去,官军说不定会进行猛烈的攻击、残酷的报复。


因此,当田中玉派人拿着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的委任状上山后,望眼欲穿的他不仅没有等到洋人被释的消息,反而是匪方毁弃口头协议、新立5项条件的“噩耗”。这5项条件是:1、所有围剿抱犊崮的部队一律回原防;2、滕、峄两县士绅担保事后不背盟;3、指定东凫山为双方会议的地点;4、由收编成一个旅改为两个旅;5、改编后,邹县、尚村等5个地方,允许其自由行动。一见这5项条件,田中玉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吴毓麟则急得要亲自入山当人质。


针对匪方提出的5项条件,田中玉于17日提出了两个答复条件:1、被掳者完全释放后,再由调解人赴山磋商;2、招抚改编,以原有人枪者为限。匪方见到这个答复,紧跟着又提出了比原来5项条件要求更高、更苛刻的条件:1、官方限22日中午止完全撤回原防;2、改编3个旅,先发军械;3、以上两条履行后,始放人票。


田中玉只好再行让步,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匪方交出人票的1/3,为第一步;上条实行以后,官军再行后撤,匪方再交出人票的1/3,为第二步;收编妥帖后,人票全放,为第三步。并声明这是最后的让步,匪方如不接受,即放弃和平手段,挥军进剿。


匪方对于田中玉最后让步的三个步骤,仍不肯接受,因为他们固守着一个绝不肯退让的要点,就是他们向官方提出的要求未实现前,绝不释放洋人。为了进一步为自己捞取资本,孙美瑶接受郭其才的提议,在与官方交涉期间派出了一个法国籍“洋票”贝路氏携带着他分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照会到北京,请求公使团压迫北京政府迅速撤兵。


正当田中玉手足无措的时候,5月20日,抱犊崮山区外突然有一股土匪潜图入山,经过官军阵地时与官军发生了交火。据说,这是抱犊崮的土匪联合苏、皖、鲁、豫四省土匪加入“山东建国自治军”,要求全数加入国军。田中玉深怕事情真如传说中所言,便下令官军于21日拂晓再度包围抱犊崮。土匪们深恐官军前来“夺票”,也于这天拂晓把所有“肉票”都赶到了抱犊崮峰顶。


事已至此,田中玉和吴毓麟只好各怀着无限懊恼与沮丧的心情,分别返回济南、北京,临行时指派帮办山东军务的郑士琦为剿匪总司令,对抱犊崮山区实行严密封锁,想使土匪坐以待毙;安特生、温世珍也分别回到了北京和江苏,官匪交涉宣告破裂。北洋政府遂通电直、鲁、豫、苏四省,各抽调军队开赴枣庄,以增强剿匪的军力;同时命令航空署组织飞机前往抱犊崮匪巢,为政府军助威。


劫案告终及其余波


谈判决裂后,官军便对抱犊崮实施了严密封锁,山区内外完全隔绝。土匪们开始有了彷徨无依之感,及至政府抽调四省军队要加紧进剿的消息传开后,连孙美瑶本人也有了畏惧感。于是,土匪们便于25日这天,央请被掳“洋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尔惠出山,向郑士琦要求重开和议。鲍尔惠带来了匪方的要求如下:1、先撤官军;2、将匪方改编两个混成旅;3、须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签字作证。


郑士琦的答复很简单:先放人票;招抚时,有枪者收编,无枪者解散。


鲍尔惠带着这个答非所问的答复回山去了。这时,虽然由四省抽调的军队还没到,航空署的飞,机却已赶到了。5月27日,两架侦察机飞临抱犊崮上空侦察,并撒了大量传单。这一并非武力进攻的行动却使僵持中的官匪态势急转直下,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土匪们过去态度之所以无比强硬,是以抱犊崮易守不能攻、万无一失的天险为其最大依恃的,现在有了飞机能从天上来,天险已不足恃,土匪们吓得不敢再僵持下去了。飞机撒传单的当天下午,孙美瑶便再次请鲍尔惠出山,与郑士琦接洽。这回,他们不再要求条件,只要求官方能邀请地方士绅出面参加,就可以重开和谈,甚至表示如果官方同意,他们愿意先释放两个洋人表示诚意。果然,5月30日,英国人史密斯和美国人亚伦被释放了。于是双方约定6月2日在山区内正式谈判。


针对土匪们请地方士绅出面的要求,郑士琦拟订了一份阵容“庞大”的名单,计地方士绅8人、北京商联会代表2人、上海商会代表1人、红十字会代表1人。由于田中玉对郑士琦的安排不满意,郑士琦又对名单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并再度挽请当初开启交涉之门的党金元、李炳章二人出面参加,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公团,也已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并推选出江经沅代表参加交涉。加上红十字代表会1人与直鲁豫巡抚阅使曹锟的代表安特生,以及郑士琦和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整个士绅代表团共有7人。


和议的地点设在峨山口。匪方的代表是郭其才及孙美瑶手下另一员悍将刘守廷二人。这次和议没有了以往交换条件的争执,因为匪方竭力表示要把“面子”卖给地方父老,所以官匪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匪方有枪者收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则表示同意先发军装2000套,每人先发两个月饷。


田中玉接到郑士琦的报告后,立即向北京当局请示办理善后的经费由何处开支。一个星期后,他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答复:由山东省库支付。田中玉立刻派人专程到天津购置了2000套军装,运往枣庄;又拨发现大洋5万元,派陈调元、第二十旅旅长吴长植进山点名发饷。陈、吴二人6月11日进山,第二天洋人就被释放了,而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则改为“山东新编旅”,在郭里集一带驻防,孙美瑶任旅长。


临城劫车案虽然结束了,然而余波激荡。外国列强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8月10日由符礼德送交北洋政府一份16国赔偿通犊。通犊提出了劫车案中对外人损失的赔偿问题、外交团所认为必要的保障问题,以及中方官吏及铁路人员的惩办等三个问题。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将黎元洪赶下台的曹锟为了拉拢洋人支持自己当总统,竟然完全照办,并亲自劝说田中玉主动辞去上将军之衔,以向洋人交待。不仅如此,为了讨得洋人的欢心,在交通部之外,曹锟还下令增设路警督办一职以及有关机构,直接由国务院管辖,作为护路机关。


事情到此还未结束。匪性不改的孙美瑶等人以为已安然无事,便整日三五成群四处闲游,还屡屡与驻守枣庄市内的第五师士兵发生冲突。1923年12月,准备多时的郑士琦指使衮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设宴诱杀了孙美瑶。孙美瑶的部下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人便带着手中的枪械一哄而散,重新逃回了抱犊崮。抱犊崮山区又回复到临城劫车案发生前的原状。翌年,张培荣不得不派兵对抱犊崮山区的土匪进行新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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