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军队编余军官哭灵记

1947年国民党军队编余军官哭灵记




汤燕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又发生了国民党300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1945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12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蒋介石兼任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特殊训练机构。现在这个团又负起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将领的任务。1946年4月,我由杭州第六军官总队高级教官任内奉命调到中训团任少将团员,同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的将领有300多人。报到以后,都由国民党国防部委为中训团中、少将团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如一、二期的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等,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总长陈诚上台以后的“德政”,不然为何都到中训团集训呢?摘除了兵权,当然只能听候处理。

中训团的待遇,是按级发薪,我当时每月领到法币40万元。可是,当时理一次发需15000元,其它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战后编余将级人员,优待的办法是每月发给120斤大米、200斤柴火、2斤食油。有的团员为了一家老小的活命,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起先是在1947年2月初,由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我们讲话,大意是:“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材投到各部门加强生产建设,你们都是抗战有功的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们。如果仍放你们去担任师长、军长,也是干不长久的,因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官。你们不看看现在的大势吗?有人正在和我们争夺地盘。为长远计,你们还是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知道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除我们的时间到了,紧接着就是几天一批的指名办退役。




哭灵的前奏和导火线




据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对我们透露内部消息说:“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级人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眩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没有特殊表现的(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也一律清除。”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议论,都感到多年袍泽,亲如手足的同窗旧友,从此天涯海角,流离失所。

相悲均已年华老大,又无专门技能,何处是安身之所?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同学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种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

于是也有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主张散传单的。一期同学李模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大家顾虑重重,只好隐忍不发。

一期同学陈天民,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1947年2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妇,景况十分凄凉,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四十 几位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友好。这天看到陈兄身后萧条,莫不感到悲痛!陈兄的下场,即吾辈日后的榜样。于是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盍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心愿,一致认为晋谒官邰拦车、告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记得有炮校教官蔡忠笏、黄埔一期同学钟焕全、张际鹏、军校教官俞遇期,连我在内共计五人开始准备。我综合了各位同学的意见,拟定了祭文,记得祭文是这样的: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

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谒陵演成“哭灵”1947年3月19日晨9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300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个个将级领章,金碧辉煌。其实内心都是说不出的苦闷。这些将级人员于10时齐集灵堂前,年轻的只有30余岁,年长也不过50左右,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献花后读祭文,静默3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先生为中国之和平统一、自由平等,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愧成为后世之楷模。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石坪。首先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大意是劝勉各人离开以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等等沉痛的谈论,大家含着一包热泪,相对唏嘘。陈天民同学的妻子,领着三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痛哭失声。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当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也在悲切中摄下了这场今古奇闻。




哭灵以后




这件传为奇谈的事件发生以后,次日《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新闻,隔一天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相继登载,引起各小报也大做文章。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陆大同学龚橙生(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参谋)对我谈起这件事后果,他说:“老头子平常看的报纸,是中央宣传部专门给他印的,对外面的事报喜不报忧,免得他烦恼不愉快。也不知是哪个无心人,把一份外面的报纸遗落在老头子的起居室里,他看了当即大发雷霆,起初大骂这些谒陵人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说不定又是共产党的策动。继而又改变了主意,把陈总长(诚)叫去大声申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陈诚当即召集了黄杰、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军委会铨叙过的),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什么兵役班、财政班、交通班等应运而生。一切安排,都是如龚橙生同学所说的实现了。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现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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