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柳会战惨败揭秘

日寇为打通由平汉路经湘、桂两省至越南的陆路交通线,于1944年8月攻陷湖南衡阳后,由湖南、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1944年八九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人)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这次对日寇防御作战,史称“桂柳会战”。1944年9月11日,日寇攻陷了桂北全县(今全州县)的黄沙河,桂柳会战由此揭幕。


敌我兵力及会战经过


日寇由横山勇指挥的第十一军(辖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第五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共7个师团由湘南向广西北部入侵;由田中久一指挥的日寇第二十三军(辖第二十二、第一○四师团及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混成旅团)约两个多师团从广东向广西东南面入侵。两路敌寇同时向我桂、柳、梧、邕分进合击。敌寇加上空军及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在15万至18万人之间。

参加防御作战部队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的第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及旧战区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邓龙光(粤系)的第三十五集团军的两个军、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的3个军等部队,计有3个集团11个军30多个师约16万余人。

1944年9月11日,日军占领桂北战略要地黄沙河;9月13日,敌寇占领全县,广西北部门户洞开,桂林吃紧;9月21日,从广东来犯之敌,攻陷梧州,紧接着攻陷桂平、平南、武宣等地,威胁柳州右侧背。从桂北入侵之敌,攻陷全县后,直扑兴安,第九十三军及第七十九军在兴安一线曾与敌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战斗,不支,兴安于9月30日陷敌。

敌攻陷兴安后,继续南犯,10月27日,灵川失守,此时桂林城外围已无我方军队,敌即以3个师团兵力对桂林城进行包围。此时桂林城内守军为防守司令部(防守司令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军部及该军所属的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第四十六军所属的第一七○师(师长许高阳)、第七十九军的1个加强团,总兵力约18000人。

11月3日,敌集中所有火力攻城,守城部队虽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孤军无援,战斗坚持到11月10日夜间,由于防守司令韦云淞率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一七○师师长许高阳等高级将领及少数部队“突围”逃出桂林城,城内有组织、有指挥的对敌作战终止了。11月11日上午8时,桂林失陷。蒋介石严令“死守桂林3个月”实际只战斗了9天即告失陷了。

桂林敌陷的当日,从广东入侵广西的日寇也占领了桂中名城柳州。守备柳州的是第二十七集团军的丁治磐军,该军未经激战就逃跑,敌寇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柳州,实令人可悲可叹。敌寇攻陷桂林、占领柳州后即马不停蹄地向宜山猛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严令第四十六军等部在宜山一线占领阵地阻敌西进,掩护长官部及其它部队后撤。但该军未认真执行命令,阻击敌人,宜山遂于柳州失陷后的第3天(即11月14日)失陷了。

此后,敌如入无人之境,沿黔桂铁路线猛进,11月28日,南丹陷敌,12月3日攻陷贵州独山;另一路敌人于11月24日攻陷南宁,11月28日攻陷凭祥,12月2日攻陷龙州。至此,桂柳会战结束,在两个多月时间内,我方竟丢城失地79个县市,占当时广西全省100个县市的79%,可谓惨矣。


惨败内幕


这次桂柳会战,双方兵力相当,且我方优势较为明显,如制空权在我方(有美国空军支援),我方又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但结果却败得这样惨,这是为什么?

其一,蒋介石处心积虑借刀消灭异己是导致惨败的罪魁祸首。

1944年8月8日,衡阳陷敌,广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奉蒋介石严令,部署了战区的作战方略,即以由黔入桂的第九十三军陈牧农部“死守全县3个月”,主力占领黄沙河阵地;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指挥的第三十一军集中桂林,构筑永久性设堡阵地工事,从衡阳外围转回桂的第四十六军黎行恕部与第三十一军共同“死守桂林3个月”;以第六十二军黄涛部转进柳州后与第三十五集团军之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死守柳州3个月”。

战区作战部署后不久,白崇禧以参谋副总长名义从重庆飞抵广西指挥作战。他在桂林召开了有张发奎、张秉钧(军令部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汤垚(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黄旭初(广西省主席)、张任民(广西省保安副司令)、夏威、韩链成(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李汉冲(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随从高参、长官部参谋处长)等人参加会议。

会上,白不同意第四战区的作战部署。白说:“我们不能挨打,应采取内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攻势手段来达成确保桂柳之目的。”又说:“要乘敌前进之分离,于桂林以北和平乐附近地区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而各个击破之。”这个决战的主力兵团,白提议由夏威集团的贺维珍、黎行恕两个军担任,桂林城防守备应由第九十三军在黄沙河转进后担任。张发奎对白改变战区的作战部署不置可否。

后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蒋不同意由第九十三军转进后防守桂林,桂林的守备仍由桂军负责。由此不难看出蒋的用心所在,蒋介石就是想趁此机会借日寇的刺刀来消灭新桂系的两个军。白对蒋的用心当然十分清楚,所以他一再向蒋陈述个人意见,最后蒋却以最高统帅身份压白服从。

1944年8月中旬,桂北黄沙河一带已发现敌踪,敌情十分严重,张发奎率幕僚到第九十三军防地视察,发现该军未按战区命令部署兵力,私自改动了战区原确定将该军主力部署于黄沙河并构筑坚固工事固守的命令。陈牧农把该军主力部署在全县县城,黄沙河仅部署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张因此而当面斥问陈牧农,为什么私自改变战区的部署?陈答说:“这是委座(指蒋介石)规定的。”并出示蒋介石的电令。张怕得罪于蒋,于是无可奈何地同意。

1944年9月11日,日寇进攻黄沙河,陈牧农部只抵抗了一天,黄沙河即失守了。9月13日,日寇进犯全县,仅经一夜战斗,陈牧农就擅自撤出了全县县城,撤退前将储存在县城的大量军用物资(武器、弹药、粮草、军需等)部分焚毁、部分资敌。

张发奎闻全县失陷,非常震怒,决心非把陈牧农严办不可。他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说陈牧农未奉到命令即擅自撤出全县。蒋先令将陈牧农扣留法办。陈牧农遂被关押于桂林防守司令部。

陈牧农被关押后,即写了一封密函致张发奎,要求张发奎向重庆设法营救他。函中说他撤退全县之前曾以电话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得到蒋的同意后才撤退的。张发奎阅陈的密函后即嘱部属据实呈报,以便从轻发落陈牧农。谁知陈的副军长也知密函内容,并将内容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怕此事败露,即命张发奎速将陈牧农处决。9月20日,陈牧农在桂林未经任何军事审判就被处决了。蒋介石急不可待地把陈牧农杀掉,其目的有三:一是杀人灭口,掩盖其见不得人的勾当;二是告诫新桂系守城及其他部队,要按蒋的命令执行“死守桂林3个月”,以遂其借刀消灭异己之计;三是以此表白其大公无私、执法如山,借以欺骗广大官兵及广大民众。

全县失守,桂林告急,白崇禧在全县失守的当天晚上便在桂林召开作战会议,守城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主要参谋人员参加。防守司令部将防守桂林的作战方案向白作了报告。白听后不同意以新桂系的两个军的兵力“死守”桂林城。白说:“守城必须有城外支援。本来,两个军守城吸引消耗敌的兵力,再以机动的主力军从外边反包围,在桂林打一个会战是可以的,大家有信心,很好!可惜了,中央在贵州的主力军不来了,因此抽出若干兵力到外面去是必要的。”


会后白又召开少数人参加的秘密会议(防守司令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都没被叫去参加)。之后白即命令把第四十六军军部和该军的第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系夏威的姨甥)和第三十一军所属的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系白崇禧的外甥)抽出桂林城,指定留在桂林城“死守”的是桂林防守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及该军的第一三一师以及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师(该师系后调师,大部分士兵是未经训练的新兵)。

这就不难看出,白崇禧此招使蒋介石借日寇的刺刀来消灭新桂系实力的初衷未能全部如愿,而白却仅牺牲一小部分实力而能保存较多的实力,更使其亲属逃离了险境,可谓一石二鸟。

1944年10月下旬,在桂林城外围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四十六军、新十九师、第一七五师、第一八八师等部队均向后逃跑了,桂林的守城部队成了孤军,日寇兵临城下,严严实实、毫无顾忌地将桂林城包围了。

从11月3日起,日寇即大举攻城,守军虽英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孤军无援、伤亡过大,情况十分危急,战斗到11月10日,敌已突破守军多处防线突入城内。当日黄昏,韦云淞以无线电报要求张发奎准予“突围”,张却要韦“死守待援”,还骗韦说:“援军正在行进中。”

11月10日晚,韦云淞又以电报向白崇禧和夏威要求准予“突围”。夏威接电后敦促张发奎下令批准,张仍不应允,两人便大吵起来。白崇禧接韦电报后,也向蒋介石要求准予“突围”。据说白与蒋也争吵了一番,后来蒋介石虽然答应准予“突围”,但到11月11日才发出复电,然此时桂林城已被敌攻破而失陷了。

韦云淞、贺维珍、许高阳等已早于11月10日晚“突围”逃出桂林城。“突围”中,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第一三一师参谋长吕旃蒙阵亡,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在城破时以手枪自戕殉国。

此役,新桂系守城的两个师、一个军部除极少的官兵随韦云淞逃出桂林外,几乎是全军覆没。据1944年11月11日日寇第十一军发布的战报称:守军遗尸5665具,被俘13151人。蒋介石借日寇刺刀来消灭异己的目的算是达成了。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又以作战不力为借口,撤销了第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一军及第一三一师、第一七○师的番号,只保留第四十六军一个军的实力。1947年春,蒋又将该军调往山东打内战,进攻解放区。莱芜一役,该军全军覆没,蒋终于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此外,日寇占领广西的79个县期间,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日寇仅杀害我无辜同胞即达44.13万人,伤我同胞86.54万人,被日寇拉夫拉走下落不明的11郾29万人,合计共141万余人;全省财产损失达249.4亿美元;房屋被毁29.23万间。广西各县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大大地削弱了新桂系赖以与蒋介石抗衡的物资基础,这也是桂柳会战为蒋介石带来的另一份“厚重”礼物。

其二,参战部队对日避战保存实力是招致失败的重要因素。

桂柳会战失败之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从蒋介石到参战部队的各级主要指挥官,始终以对日避战保存实力为最高利益,怕实力打光了一切个人利益都没有了,因而在会战中,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如何去战胜敌人、消灭敌人,而是绞尽脑汁如何躲避战斗,保命逃跑,保存实力。

此次桂柳会战,蒋介石只象征性地令第九十三军入桂参加对日作战,其余在桂对日作战的全是新桂系和粤系的部队,另加上一些杂牌部队,蒋却集重兵于贵州省境内作壁上观,不许这些部队入桂参战。

白崇禧为消灭入侵的日寇计,曾向蒋介石献策,请蒋从贵州派两个生力军入桂,与桂军的第三十一、第四十六两军在桂北趁敌分途入桂未及集中时将其各个击破而消灭之。此计本来是积极可行和必要的,但因蒋不肯派兵入桂而坐失歼敌良机了。

这就不难看出:蒋是把等待胜利、对日避战、保存实力看得高于一切的。蒋不仅不愿增派其嫡系部队入桂对日作战,反而对已入桂的第九十三军,表面上虽摆在对日作战第一线,实际上,在该军入桂前,蒋介石就面命该军军长陈牧农说:“在桂作战,应相机行动,不可以主力投入决战,一切战斗行动,可直接报告我,以我的命令为依据。”说一千道一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陈牧农保存实力,等待胜利。

难怪张发奎命陈牧农守全县至少要坚持半个月以上、撤退时机要候命,而陈牧农在全县仅战斗了一夜就撤走了。陈胆大包天,敢违抗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是因其后台是蒋介石,所以他才如此有恃无恐了。

1944年10月初,广西敌情严重,张发奎屡电蒋介石告急,请求蒋速派两个生力军入桂对日作战,以扭转当前被动挨打的态势,蒋介石仍从保存实力出发,迟迟不肯发兵。后虽命陈素农的第九十七军前来,1944年11月中旬,该军前锋第一六六师抵广西河池县的金城江时,柳州已为敌所陷,蒋即令该军退回南丹,后该军仅与日寇有些小的战斗,而且前后仅5天时间,即于1944年11月28日奉蒋介石命令撤退回贵阳去了。

撤退时该军的第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与该师副师长黄淑为撤退路线、行军速度问题还争论了一番。曹主张把部队沿公路分成3个梯队轮流掩护后撤,以迟滞敌人的追击,等待援兵,保护难民脱离险境。黄则主张带上部队钻山路、走捷径速回贵阳,还说这样做才好保存实力,否则部队打光了,谁能负得起责任,且部队完了,我们到哪里当官?结果该师争先恐后没命地往贵阳逃跑了。

蒋介石这些嫡系部队的将领,贯彻蒋的等待胜利、对日避战、保存实力可谓是十分到位,丝毫不走样。

新桂系防蒋暗算而对日避战保存实力,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1937年9月,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前夕,李曾反复告诫其部属说:“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的。”他明确指出保存实力以防蒋。

对于李宗仁的告诫,新桂系集团的将校们执行是认真的,是不折不扣的。1939年11月15日,日寇从广东钦州湾(今系广西)龙门登陆,很快就占领了南宁和战略要地昆仑关。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在桂南指挥作战部队拟将入侵的日寇第五师团等部消灭于桂南地区,此役在抗日战争史上称为桂南会战。

白设指挥所于迁江县(今属来宾市)的扶济村。时在贵州遵义陆军大学学习的冯璜(广西容县人),奉命任桂军第一七五师师长(时该师驻防合浦一带),冯上任时专程到扶济村向白崇禧、夏威请示对日作战方略。夏威对冯璜指示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我们仅有这些部队,你们不可一下就把‘本钱’拼光。”冯明白夏是叫他要对日避战、保存实力。从此以后,凡是对日作战,冯均付以对保存实力有利则打,不利则避的原则。

1944年9月13日,全县失守,情况紧急,白崇禧亲自出马把原在桂林城内“死守”的新桂系一个军部及第一七五师、第一八八师抽出桂林城,名为在城外机动作战,实是保存较有战斗力的两个师和一个军部。桂林城被敌包围后,尽管守城部队处境十分险恶,但为保存实力,在城外的部队却扮演了见死不救的角色,他们不但不派一兵一卒向围攻桂林的日寇开一枪、发一炮,相反却拼命往后撤退逃跑,使敌人毫无顾虑地围攻守城部队。

1944年9月下旬,从广东入侵广西的日寇占领了桂平、蒙圩一带,张发奎命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的3个师及新桂系第四十六军阻击该敌。激战9天,桂平眼看就克复了,但由于白崇禧改变了张发奎原策定的由粤军与桂军从邕江两岸围攻桂平的战斗方案,把第四十六军置于粤军之后跟进,说是增强主攻方向兵力,结果使敌人无后顾之忧而能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对付粤军。第四十六军免遭日寇杀伤的目的是达到了,实力也保存下来了,但此役却功败垂成,是可忍,孰不可忍!


据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投降后供称:“当时据守桂平之日军约六七千人,经华军9天猛烈攻击后,死伤过半,弹尽粮绝,但由于华军没有邕江右岸之侧翼行动,日军右侧背不受威胁,得以缩小防御正面,集中力量来应付蒙圩正面之攻击,而能支持较长时间之防御战力。如果华军在攻击开始时,能与相当有力之一部在邕江右岸其侧背,或能继续攻击两日,则桂平守军将遭全部歼灭之命运。”

桂柳沦陷后,新桂系及其他部队沿黔桂铁路后撤,为阻敌之西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命黎行恕的第四十六军在理苗、南乡、三岔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掩护战区第二线部队在怀远镇一带布防,并严申无命令不能撤退,违者军法从事。但敌寇向该军进攻,仅经一天的战斗,第一七五师即不支,黎则撇开张发奎直接向夏威报告,夏威同意撤退。

张发奎知道后与夏威在电话中激烈地争吵起来。结果,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手中无部队了,最后只带了一些随卫部队跑到了南丹县境的大山塘,为迟滞敌寇的追击,张于1944年11月26日下令将大山塘公路大桥炸毁,因逃难群众争抢过桥逃命而被炸死、炸伤者数以百计,惨不忍睹。

参加会战各部队不服从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的处处可闻,形成战区内兵力分散,单打独斗,被敌各个击破而败北。

这次参加作战的10多万部队分属4个系统,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桂系部队、粤系部队、杂牌部队。这4系部队,名义上统归张发奎指挥调遣,实则不然,张对蒋嫡系部队是指挥不动的。如陈牧农的第九十三军,不但兵力部署不按张的命令执行,就是张严令陈牧农退撤时机必须候命才能行动时,陈仍我行我素,撤出全县时根本不告诉张发奎,从而打乱了张发奎原来的作战部署。

蒋派第九十七军入桂到南丹时,张发奎派参谋人员到该军与其军长陈素农联络,陈立即(1944年11月23日)电话请示蒋介石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派有参谋到我部联络,此后我军之行动,是否受张指挥?”蒋介石答:“你直接向我负责好了。”这样,张派去的联络参谋只有扫兴而归了。

更使张下不了台的是:第九十七军原被指定坚守南丹县的芒场,掩护其他部队后撤,但陈素农却擅自放弃芒场后撤,1944年12月1日,陈素农率残部撤至六寨时,被张发奎发现。张责骂陈不坚守芒场之过,并命陈立即返回芒场阻击敌人。陈却抗命说:“我奉蒋委员长命令,直接向蒋负责,不接受你指挥。”张在无奈之下,只好听之任之了。

蒋嫡系部队指挥官不服从非蒋嫡系将领指挥在国民党军队中那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的事,这点张发奎也是非常清楚的,但对新桂系部队,张也指挥不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如“死守”桂林城的韦云淞,城危时韦请求张准予“突围”。张始终不允,但韦却以电报报夏威及白崇禧而“突围”逃跑了,对此张也无计可施;张原按蒋介石严令部署以新桂系的两个军“死守”桂林,最后却被白崇禧改变了。对此张也无能为力,不敢力争,不敢负责,胆小怕事地说:“将来作战不利,会把责任归咎于我,由白一手布置就是了。”所以,新桂系部队张也指挥不灵了。

至于杨森集团,张原令其沿黔桂路阻敌西进,但杨却率残部一头窜到贵州省荔波县的山里躲了起来,张对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总之,此次会战失败,是蒋介石趁机借日寇刺刀消灭异己,新桂系防蒋暗算保存实力,参战部队同床异梦,未能团结对敌,单打独斗,被动挨打,结果被敌各个击破而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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