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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工作充满风险,如何更好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并为打击犯罪创造更好的条件,是政府亟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广州治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弹?作为治安问题的直接责任者———人民警察,自然成为治安这一热点话题之中的一个关注焦点。有人说警察太少了,有人说孙志刚案件之后警察胆子越来越小了,有人说警察干活不够卖力……

本报记者近日尝试着从最基层开始走近广州警察,通过与警察大量的访谈与交流,试图了解数万广州警察及他们的工作,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面临些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困扰着他们?

结果发现,我们原本以为很熟悉的人民警察,其实有着很多我们并不熟悉的故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今日起,本报将连续推出专题报道《广州警察的十大困惑》,敬请读者关注!

困惑之一:警察是万事通?

“有困难找警察”是一句充满温情的口号,在广州几乎无人不晓。然而,正是这样一句近几年来流行的口号,使警察的角色似乎失却了它应有的定位,警察成了一个电话就可招来的万事通。也因此,本来数量就严重不足的警察,还要用很多精力去对付鸡毛蒜皮的事情。

非警务报警占用大量警力

从几年前有了“有困难找警察”的这句口号,110报警中心的非警务求助电话就逐月激增,这些非警务电话包括各类民事纠纷、消费投诉甚至家庭事务等等。据统计,目前110报警台所接到的非警务报警已占总电话量的70%以上(一些地段派出所自行统计的数据更高,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这不但造成广州110电话线路负荷加重,报警电话不易拨通,也使得许多基层民警每日疲于应付大量的非警务工作和处理大量非警务纠纷事件,原本就警力不足的广州公安,更是雪上加霜。

停电断水找警察也没用

派不出人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据民警说,很多“警情”他们去了也白去,因为太多的事根本就不是警察能管的,比如停电了、断水了、买卖纠纷、劳资纠纷等等,都是其他部门的事,公安局或派出所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的。长期让警察干这些事等于做无用功,徒费人力。“我们接受‘有危难(急)找警察’这个提法,但不能笼统接受‘有困难找警察’这个提法。”有警察说。话虽这么说,但110只负责接警,并不负责判断哪些该出警哪些不该出警,“有警必接,有警必出”是个大原则。因此,就是在今天,大批警察仍疲于奔波于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务中。

一块钱纠纷让警察站了7小时

一位警察对记者说起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清晨,他接到110电话去处理一起吵架纠纷。当事双方一个是士多店的老妇人,一个是她的邻居小妇人,因为老妇人在收取购物款时多收了小妇人1元钱,结果两人发生争吵。民警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自掏1元交给小妇人让她走,哪知小妇人接过钱后即扔到民警脸上:“我缺这一块钱吗?我是要讨回公道!”然后继续开吵……结果是,这场1元之争足足吵了7个多小时,双方才各自悻悻收兵。这位警察硬在那里足足站了7小时!

困惑之二:谁能理解警察在压力下生理和心理的失衡

广州民警普遍实行片区责任制,责任制就是指在辖区内要保证发案率控制在一个严格的指标以下的。这个责任制令基层干警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位在广州某街道的派出所所长说:“我每天都希望在我睡觉的这几个小时不要被吵醒,但基本做不到。”他说,在他管的辖区内,一旦发生杀人案件、黄赌毒案件,甚至是发生火灾,他都要受到追究,说不准我这个所长一不小心哪天就下台了。”

一位女警察对记者说,她丈夫以前也是派出所的一线民警,由于派出所警力不足,白天的日常工作已经是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了,每天加班加点干10多小时不说,办起案子来更是几天回不了家。逢年过节以及有重大民间活动或者重大会议时,他还要参加保卫工作,别人家庭团圆之日,就是她孤独惆怅之时。而在没有保卫工作时,他又要参加全省、全市或者区分局的各类统一严打行动,超负荷工作和压力使得他丈夫身体每况愈下,血压比正常人高一倍多。现在他丈夫调到局机关工作后,血压立即降了下来,身体也日益好转。这位家属对记者说,如果她自己本身不是一个民警的话,她根本是不能理解丈夫工作的。

高负荷高压力也让不少警察在家庭中不能承担应有的责任,他们对家庭充满无尽的内疚。

困惑之三:“恶意投诉”难倒七尺之躯

群众可以投诉警察是社会的进步。但是,总有这样一些人,完全从私利的角度去利用这一廉洁利器,让一些警察备感神伤。

火车站一民警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为了尽可能杜绝炒票发生,警察对车站票厅进行了监控,派了大批警察盯着售票厅的每个角落,让混迹其中的炒票分子很难有机会下手。这一招很灵。炒票分子为了报复警察,他们便向110、运政部门、铁路部门、纠纷办、消委会等,凡是可以投诉的部门都拨打投诉电话,一句话,直指称火车站票厅炒票情况严重,警察不作为。结果呢?相关部门立即来人来电到派出所,要求处理或要求给予解释,派出所一时忙得团团转……“最后怎么样,我们还得按程序处理好这堆投诉,给各部门作出解释或者向领导汇报,要做一揽子案头工作,不知多少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了。”这样的投诉很多,警察称之为“恶意投诉”。

一食客在菜里吃出蟑螂,即要求酒家赔款1万元,双方由此展开争执。警察接事主报警后到现场了解情况。如果警察处理处理不了这类事情,就建议事主拨打“12315”电话。正在火头上的事主一听即破口大骂:“你当什么警察,花了纳税人的钱为什么不干事!当心我投诉你!”尽管事主态度如此恶劣,这位民警还是好言解释,一直克制自己的情绪,并始终在一旁陪同吵架双方等“12315”的人来,在确认双方没有可能酿成治安案件之后才离开。

忍气吞声的这名警察没有想到,那位食客在拿了酒店最终赔的500元后,一个电话打到有关部门投诉称,刚才警察处理这事情不公平,而且有可能收受酒店保护费之类,认为要严肃查处这样的“坏警察”。随后,上面立即来人调查,将这名一身疲惫刚回到所里的民警招来问话。“由于这人投诉的事情‘性质比较恶劣’,我写了好几天汇报材料,心情一直非常郁闷。”这事让这名警察很伤心,他说,此后他接到110报警电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怎样做我才不会被投诉?”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要怎样做我才不会被投诉”已成为今天广州许多警察在处理任何事之前经常要想到的问题。一些警察因为怕被投诉而瞻前顾后,使“做多错多”的想法有所滋长。

天河区某派出所一民警说,“群众维权意识增加了是好事,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有些人却做事不讲良心,说话不负责任,一句比一句说得严重。他们不知道,他们简单的一个电话,有时甚至会影响一个警察的一生!”

持续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取消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我们却发现,社会盲流问题再次接踵而至:小偷得意地说,偷2000元以上要判刑,那我偷2000元以下,你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关几天我又出来了。面对小偷的得意,警察只能叹气:工作是市局管的,工资却归区里发,奖金则得找街道,这种“三级”模式让警察处处受制于人……

困惑之四:这些人该往哪儿送?

尴尬实录

警察:救助站门口排着长队,我们只好把小偷留在那里,但我们还没回到火车站,他们已经又回到火车站了,有些还是打的来的。

民警一下班小偷就四处抢

收容制度取消后,对盲流该如何解决,目前国家并未出台有关办法。而救助站由于经费等原因不能大面积收人,盲流问题再次突显出来,成为治安问题增多的一个重要诱因。

一民警说,“现在盲流全回来了,火车站地中海商场外,地铁出口处,车站对面的高架桥下,又成为盲流的栖息地。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找吃啊,广场民警交接班或稍有松懈,这些人就会混入旅客中开始作案。”

上周五上午9时,火车站广场值勤的民警向记者讲了他那一夜晚的经历。“零时到凌晨4时,我们4名警察分守广场4个角,旅客们很安静,广场静悄悄,大都坐在地上睡觉。凌晨5时,有3名警察下班离开广场,剩下我一人正准备离开,这时麻烦就来了。先是东广场传出抢劫案,我往东跑过去发现,旅客行李已被抢走,旅客在那里哭。我刚准备指示他到报案室,西广场那头又有人抢劫,我只能一个劲往回跑,结果还是没赶上,眼睁睁看着一条黑影往地中海商场方向跑去。等我喘口气过来,又一对旅客在远处向我喊称包不见了……”

“他们让我们做了太多无用功”

民警说,“现在我们明知眼前的那几个家伙就是小偷,但如果他没有作案,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把他们赶走,但赶出我们的辖区后,那边的警察也会同样的又把他们赶回来,长此以往疲于奔命。最后怎么办?还是用个车装一些到救助站,结果发现,救助站门口排着长队,那里也不是什么人都收的。我们只好把他们草草放下完事,但我们还没有回到火车站,他们就已经到了,有些还是打的来的。”“盲流让我们做了太多无用功!”民警如是说。

困惑之五:“三级”管理如何应对?

尴尬实录

警察的工资由各区财政解决,奖金由街道解决。有一次,警察对辖内一夜总会进行严查,当月他们的奖金就明显减少,连过年过节的慰问金也没了。

广州市现行的公安机关管理体系是,市公安局管的是系统人事和业务,各区财政支持公安局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费用开支,警察奖金或慰问金等则由所属街道解决。由于各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这种体制除了造成干同样的活收入却相差较大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警察做事处处受制于人,基层民警把这种情况称为“夹心饼”现象。“三级”管理体制令基层派出所处理很多事情都要考虑政府部门的关系和面子。比如一些街道上开的夜总会、酒吧等娱乐场所等,都是可以为街道创效益的,但这些娱乐场所又存在极复杂的治安隐患和消防隐患,是上级机关要求基层派出所严打严查的。但一打一查必然会使街道的利益受损,街道总会找出各种理由到派出所说情。

一民警告诉记者,他们曾经按照分局的意见对辖内一家夜总会进行严查,当月他们的奖金就明显受到影响,而且连过年过节的慰问金也没有了。民警说,有时他们真的感觉到工作无所适从,又要听街道的意见,又要听上级局的安排。而且由于管理体制的不顺,公安机关好多自上而下的措施难以落实到位。

困惑之六:小偷对警察嘻皮笑脸

尴尬实录

小偷嘻皮笑脸对警察说:放了我吧,我刚出来几天,反正过几天我又出来了,你累不累啊!

量刑过轻:小偷肆无忌惮

被称为“神探”的警察小王对记者说:“抓了几百上千的小偷抢劫犯,让我最困惑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被我抓过十几次的,这些人刚抓进去没几天却又回来了。”一次,他逮住一个小偷,将其死死地压在地上,一边取手铐准备将其铐住。这边小偷却嘻皮笑脸地对小王说,“放了我吧,王大哥,我刚出来几天,反正过几天我又出来了,你累不累啊!”一句话弄得小王哭笑不得。

由于目前《刑法》对偷窃犯罪在量刑上的过轻,使警察在打击惯偷惯犯上显得很无奈。据介绍,检察机关对广州火车站偷窃犯要在价值2000元以上才得以公诉。如果旅客有车票为证表明犯罪行为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的,可以降至1000元。

这个法律瓶颈让警察在打击犯罪时常常十分尴尬。警察介绍,现在的小偷非常狡猾,偷到1000元以下的钱物可以毫不戒备,因为他明知你公安抓了他也没用。一旦他偷的价值超过1000元,他会想方设法分解赃物,想方设法让你警察没法拿到证据只能放人。有些小偷甚至公开将超过1000元以外的钱物退还给事主,然后扬长而去。火车站广场就发生过群众和警察追小偷,小偷则一边跑一边丢钱,最后人抓到了,身上所偷钱不足1000元,因为取证比较难,最后只能放人。

取证困难:警察抓了又放

在打击“双抢”犯罪中,警察碰到的另一难题是取证。

民警介绍说,“双抢”案件举证必须包括事主、赃物和旁证,缺一不可。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一个“双抢”案,要真正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实际很难。由于是“一对一”作案,犯罪分子在发现被警察追赶时,能跑则跑,不能跑则随手将赃物向花坛、下水道等处丢掉。就是你找回来,没有旁证证明是他丢的,就没法取证;许多事主怕遭报复,也经常不配合公安机关办案;而旁证就更难,相当一部分群众,往往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因为留滞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很多时候由于取证不足,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犯罪分子扬长而去。

老一辈摸索总结下来的经验,从来都是后来者工作的法宝。但随着公安工作转型期的到来,一直在学习前辈经验的警察现在却发现,自己已变得不会办案了;

虽然一辈子兢兢业业战绩辉煌,但“百功不抵一过”,一不留神便会阴沟翻船;!

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法律对取证的要求也日趋严格,但在治安案件高发的广州火车站,却至今没有一台警用监视器!

肩扛一样的警徽,但一些非公务员编制的行业警察却总是摸着自己的口袋感叹,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天天去吃麦当劳,自家的孩子只能几个月才去一次?!

困惑之七:转型期的苦恼

尴尬实录

以前审一些顽固的犯人,可以用一些打骂之外的特殊手段,但现在不行了,他可以保持沉默,留滞又不能超过24小时,否则他就投诉你侵犯人权。可一个又一个案子在等着我们侦破……

随着警务规范化的推进,近几年出台了很多有关警察办案的新规定,公安机关的工作进入所谓的“转型时期”。由于人员素质以及整体执法环境的一些限制,很多*作规范的*作性仍嫌不足,一时还不能与实际工作完全对接。面对这些问题,加上上级指导不及时,让一线警察显得有点无所适从。

一位警察感慨地对记者说,以前审一些顽固的犯人,虽然一直都强调不能打不能骂,但我们可以用一些特殊手段,比如“车轮战”、“连夜攻审”,或者让他承受皮肉外的精神痛苦,最后他们只好如实供出犯罪事实。“但现在不行了,他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你又不可以留滞他超过24小时,否则他就投诉你侵犯人权。但工作还要开展,案子还得破,怎么办呢?”这位警察说:“这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上级的指导,需要一些更为具体的办法,但是没有。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等着我们侦破的案子……”

相当一部分警察对此深有同感:“盲流问题也是这样。现在除非是他自愿,否则你就不能把他送到救助站,但出问题了这些人还是得由警察来管,派出所的留滞室关闭了,总不能把他们放在办公室里吧,而且也容不下这些人。往哪里送?哪里都不收怎么办?这些人赶也赶不走,哪有那么多警力天天看住他们?”

也有警察直言,上级局机关对基层派出所的具体指导少而且不及时。他们举例说,九运会期间在广州各处设立的治安执勤岗,执勤人员绝大部分是临时从各处抽调,甚至是由一些在职人员义务参与,九运会结束后,上级却没有对其去留及时作出安排,导致基层派出所的警力甚至保安力量无法正常补充,所需经费也不知如何安排,造成一些执勤岗经常没人执勤,形同虚设,结果出现不少治安问题。

困惑之八:百功不抵一过?

尴尬实录

要破一件大案,不但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要冒着流血和牺牲的危险。但不管你获得怎样的成绩,也许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投诉,都可能把你以前的功劳一笔勾销。

每年都有不少警察因侦破一些大案要案或者工作成绩突出而获各项荣誉,但也有一些警察因过失、犯错而受到处罚。在这一荣一败之中,有着许多市民不曾了解的困惑。

许多基层干警在和记者交谈时都流露出这样的无奈:在警队,要破一件大案或者做好一件事情,不但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要冒着流血和牺牲的危险。无论你费了多少心血,获得怎么样的成绩,一旦不慎出了一点问题,有时候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投诉,你以前的功劳都可能一笔勾销。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百功不抵一过”。

一位警察向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警队一位十分优秀的刑警因多次成功破获大案而屡屡受到表彰。去年他连续加班,又破了一个特大爆炸案,按常理,要获个三等功甚至二等功都不成问题。但由于他为破这个大案连续几天没回家,其妻满腹怨气,他刚回到家两人便大吵一架。这位刑警在十分苦闷的情形下喝了酒,接着便开车到深圳办事,不料在路上发生车祸。对方不知怎么知道他是警察,便投诉到公安局。当时恰逢公安部“五条禁令”颁布,他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立马就被“炒”掉了。此事发生后,许多同事都觉得难以理解,同时也十分婉惜失去一位优秀的同事。他们说,上级领导为什么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酌情作出处理呢?

也有警察反映,现在对警队的要求特别严格,但保护警察的法规和措施却不够,惟一的一部《人民警察法》,内容也是规定的比保护的多。警察一旦被投诉,有关部门以及上级领导都会首先认为是警察有错,再加上“百功不抵一过”的想法,使得一些基层警察为了保住饭碗,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有的警察甚至滋生出这样的心态:“做也死,不做也死;做得越多,死得越快;干脆就不做,慢慢死算了。”

一位警察承认,现在许多警察在处理治安事件或者刑事案件时,都像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缚住了手脚,不敢放开来做,凡事小心谨慎,甚至是能推就推,这样子工作能干得好吗?

困惑之九:科技强警步履迟缓

尴尬实录

国外的警察常以现场录像作为证据给疑犯定罪,但广州连火车站这样案件高发的地方都还没有一台警用监视器,这事连警察们自己都觉得费解。

很多市民明明看到小偷或抢劫犯被警察抓了,但不多久又发现这些家伙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他们认为一定是警察内部有问题。对此,基层警察有苦难言。他们说,不是不想把他们绳之于法,实在是取证有困难。一些违法犯罪人员正是抓住这点,作起案来肆无忌惮,甚至可以说不怕警察。

有警察说,在国外,警察的装备是十分先进而且实用的,他们身上和车上都装有闭路监控装置,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可将犯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都拍录下来。有了录像这一强有力的证据,很快就可以将其定罪。而在广州,“科技强警”这一口号喊了许多年,但警察的高科技装备到底强了多少,基层警察心里最清楚。他们说,不要说警察随身携带摄像装置,就是只在警车上安装都未能实现。

一位警察说,那些小偷小摸以及抢夺的案件取证最麻烦,但这些小案子与普通市民的关系却是最大。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广场一带巡逻,看见一名男子将旅客的手袋偷走后迅速转给另一名同伙。当他冲过去将该男子一把扭住后,其同伙却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审讯时,该男子死活就是不认,由于证据不足(没有了物证,人证也不充分),在关押审讯了24小时后,警方只好将其释放。第二天,这名男子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车站广场上。“如果当时有闭路摄像将他作案的过程拍下来,马上就可以送他进看守所……”警察摇着头说。

一些警察提出,为每名警察配备摄像系统在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先在一些重点区域安装,比如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广场以及售票厅、候车室等。但问题是,现在就连广州火车站这样案件高发的地方都没有一台警用监视器,这事连警察们自己都觉得费解。

另外,一名普通警察每月的行政费用只有20元额度,这其中还包括了水电费、纸张费、汽油费等日常开支。办案经费的不足,使得警察在面对一些需要到外地进行取证或作笔录的案件时,常常只能选择放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困惑之十:行业警察待遇偏低

尴尬实录

很多市民都知道,广州火车站的警察是最辛苦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收入却是各种警察中最低的。一位已工作20年的警察,每月到手的钱才1400块!

已当了20年铁路警察的老李十分健谈,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忌讳,谁要是跟他谈收入,他就会发火。记者日前访问他时,就领教了一次他的肝火。“别提钱的事,要提今天就别采访了,铁路公安要说到报酬,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几经周折,记者还是打听到了老李每月的基本收入情况:扣除养老保险、公积金、个税等,老李每月能拿到手上的钱大约是1400元,再扣除600元的供楼款(单位提供的低价房),就只剩下800元。老李的爱人也在铁路上工作,由于工种一般,每月收入不足500元。老李的同事说:“老李家里还有一个老人,一家4口,这1300元哪里够用?虽然这些年也熬过来了,但生活质量怎样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采访中,好几位铁路民警对记者抱怨说,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天天上麦当劳,我们却几个月才敢去一次……

一位有着“破案能手”称号的铁路警察在提到收入问题时乐呵呵地说:“还好,今年破了一个特大案,对方单位送给所里一大笔慰问金,领导奖了1万元给我。如果没有这笔意外之财,我想我现在存折上的数目肯定还只维持在几百块的老样子。”

但他旁边的另一位铁路警察提醒记者说:“我们碰到这种奖励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他是‘能手’,也是好几年也轮不到一次,普通警察就更别想了!”这番话听起来让人倍感心酸。

火车站民警这种低收入的状态让一些带队伍的干警满腹忧虑:“在这样的低收入状态下,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实在很难保证民警百分之百不出问题!”

据透露,在广州火车站,一名偷窃技术中流的小偷每天可以偷到上千元。了解这一事实,我们或许更能领悟上面这句话的分量了。

肩扛一样的警徽,干的活一样多,只因为有公务员背景和企业背景之分,行业警察的收入远远低于广州公务员的平均收入。除了铁路警察,港口公安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这让很多战斗在一线的基层民警既无奈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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