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

【内容提要】由于资料的原因,两宋人口的研究历来多集中在北宋,南宋着墨不多,且不提南宋后期,从而影响对南宋历史的理解。本文广泛利用宋元文献和明代方志资料,对至今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的南宋户口数据进行考证,建立了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南宋中期嘉定十六年和南宋末年的户口系列。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对于南宋人口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并论述了南宋前、中、后三个时期各区域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关 键 词】南宋/人口/发展过程


【 正 文】



一、研究现状和数据考证


宋代是我国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人口就是在宋代开始跨入亿人大关的。然而,学术界至今为止对宋代人口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对人口发展的论述甚为简单,基本上只是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脉络,过程和原因多未得到说明。在时代上,这些研究均以北宋为主,南宋着墨不多,且多不提南宋后期。(注:对宋代全国人口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陈智超、乔幼梅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第一章第三节,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漆侠《宋代檬贰飞喜幔谝徽碌谝唤冢虾H嗣癯霭嫔?987年版;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七章、第八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十一章,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五章第二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南宋长达一个半世纪,为南方人口发展史和地区开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其人口研究的薄弱局面亟须加以改变。


南宋人口研究的薄弱,可以说是有关户口数据和文献资料较少造成的。宋代全国和路一级的户口数据大多属于北宋,只有少数属于南宋,数量少必然导致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极不均衡。就时间而言,虽然南宋有三十余个年度的全国总户口,还有十余个年度的路级户口,但这些数据均集中在高宗绍兴二十九年至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159-1223年),缺少高宗建炎初年至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27-1158年)以及宁宗嘉定十六年以后各朝的户口数,使人无从研究南宋初期和后期的人口状况。就空间而言,除了十余个路级户口以及东南各路一些府州军县年份并不统一的零散数据,便没有覆盖全国的区域性户口,颇不便于研究人口发展的空间差异。


此外,南宋户口数据的质量总的说来也不如北宋。就路级户口而言(注:南宋以路为单位的比较完整的户口数据,主要记载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至七七,中华书局影印本。以下如不另注,出处均同此。),至少存在着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后一年度抄袭上一年度。福建路、夔州路和广东路的乾道三年户口数皆与乾道二年的数字相同,广西路乾道九年的户口同于八年,潼川府路隆兴二年的户数同于元年。这种照抄,并不仅仅发生在后面的一年,有的是连续几年都在照抄前面某年的数字。例如,福建路乾道四年的户口数即与三年、二年完全相同,即连续两年都照抄乾道二年的数字。此外,湖北路乾道九年的户口数与乾道四年完全相同,淮南西路乾道四年的户口数与乾道元年完全相同,可见不仅有抄上年者,甚至还有跳过去抄前几年者。


第二,某些路一些年度的户数变动过大,不合情理。例如,淮南西路乾道三年的户数为52415,而其前后年度分别达到10万户左右;广东路在隆兴元年和二年户数均在18万左右,而在此前后年度却高达50余万。此外,利州路在隆兴元年户数269571,而其前后年度都在37万户以上,颇疑隆兴元年首字之"2"为"3"之误。


除了上述诸年的各路户数,文献中偶尔还能见到南宋初期的路一级的户口数,它们的准确性同样值得怀疑。例如,两浙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三年的户数均是212万余,成都府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四年的户数均是113万余;就口数而言,除成都府路绍兴四年有所不同外,两路上述年代的口数均一模一样。(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卷六一、卷七一和卷八三,中华书局排印本。)广东路和广西路户数变动之大,更使人一眼能看出其中有错,绍兴三年广东路有户61万余,四年却为103万余,但到五年又下降到61万余。(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一、卷八三、卷九六。)绍兴四年广东路户数突然达到103万,显然是误将该年广西路的户数加到广东路头上。(注:该年广东路税客户61万,广西路税客户42万,二者合计数恰与误载的绍兴四年广东路的户数相等。)南宋初期政局不稳,政府无力统计户口,有关路的户口数据可能照抄北宋末某年,并且未加仔细核对,当是数据可信度差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状况,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全盘采用,而必须谨慎挑选比较可信的年度的路级户口数据。据我看来,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和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这两个年度的路级户口比较可信,可作为研究南宋人口的基本数据。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保存的南宋路级户口中,绍兴三十二年的户数是第一个完整的户口数据。该年,南宋在南方建国已达36年,早已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在此以前,各地已多次编制保甲簿、丁账和税账等户口籍册;(注: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多卷本)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各节。)即使南迁的北方移民,绍兴后期也已陆续在各地登记入籍;(注: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多卷本)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一章第四节。)这一切,为全面进行户口统计创造了条件。据《宋会要辑稿》,南宋至迟在绍兴二十九年已有全国户口总数。绍兴三十一年四月,海陵王率金军南侵,但这场战争仅进行半年,且局限在长江以北,并未对南宋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影响,更不影响这些地区的户口统计。据此,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数据可以认为大致可靠。笔者注意到,除了《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亦详载成都府路以外的各路的绍兴三十二年户数,其数字均和《宋会要辑稿》所载相同,可证该年各路户口数据的错误较少。不过,该年长江以北的淮南东、淮南西、京西南三路以及荆湖北路的江北部分刚脱离战争,不可能统计户口,它们的户数当是战前的绍兴三十年的数据。(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解释淮南西路在绍兴三十二年除舒、蕲、黄三州外其他府州都没有户口数据的原因:“庐、濠、光、和州、无为军、寿春府缘经绍兴三十一年侵犯,烧毁案牍,免供账,止得三州之数。”可见此三州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均是抄战前的绍兴三十年,长江以北四路估计都如此。)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记载的各路户数,南宋全国合计有户11622625。


宁宗、理宗两朝是南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分路户口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所载的嘉定十六年户数最为完整,各路合计数为12670801。作者是宋元之际人,能够看到南宋后期的各种户口数,他选择这一数据势必考虑到其可信性。但是,两浙路的户口数告诉我们,《文献通考》的户数并非毫无问题。此书所载的两浙路嘉定十六年的户数为2220321,较《宋会要辑稿》所载的绍兴三十二年的2243548户,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而且,这一数据也低于历年户数少于两浙的江南西路(2267983户)。然而,地方志数据说明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两浙路的临安府、温州、镇江府、严州、江阴军等五单位均有时代接近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162-1223年)的户数,它们后一年代的户数均超过前一年代,镇江府和江阴军期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甚至达11.5‰和19.2‰(见表2)。另据刘克庄的记载,嘉定十二年两浙路有户2898782,口5839787,(注:载《后村集》卷八三《玉牒初草·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四部丛刊本。)考虑到各府州军的人口增长状况,以及正常年度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应该说刘克庄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文献通考》记载有误。(注:据此,《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一《理宗纪》所载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两浙路户1975996亦误。)如将刘克庄的记载数代替《文献通考》所载数,嘉定十六年南宋各路共有户13349322。

除了分路户口存在的问题,缺少北宋后期的南方和南宋后期的全国户口数据,也是研究南宋人口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南宋稳定时期的疆域大致在今秦岭——淮河以南,这一区域北宋后期的人口状况无疑是南宋人口发展的基础,应予搞清。《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全国总户数和分府州军户数,可供研究北宋后期的全国和区域人口状况。但是,广东、广西、夔州三路及福建路都不是崇宁元年而是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户数,它们的户数只能得自估计。如以元丰元年户数为基数,据邻近路元丰至崇宁元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上述四路分别有户672334、278495、298626、1256656。(注:据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点校本)所载的元丰元年户数及邻近各路元丰至崇宁元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元丰年间广东路有户579253,广西路有户238390,夔州路有户254361,福建路有户1043839。据此书及《宋史·地理志》所载的户数,邻近广东、广西的湖南、江西两路元丰至崇宁元年年平均增长率6.5‰,邻近夔州路的梓州路年平均增长7‰,邻近福建的江西路年平均增长率8.1‰。)如以此四路的估计数和其他路的户数相加,后属南宋统治范围的南方各路崇宁时的总户数为12196307。考虑到此估测数均依相邻的路的元丰元年至崇宁元年的增长率推测,应有较大的合理性,可视为南宋所在区域在北宋后期崇宁元年的合理估测数。


研究南宋人口最大的困难之一,无疑是找不到后期的全国户口总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嘉定年间以后,基本无人口统计数传世,属人口状态不明时期”(注: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事实上,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凡是涉及到全国人口,均只提到嘉定十六年以前,极少有人谈到此后的半个世纪。人们注意到,《元史·世祖纪》记载:元灭宋之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九月,“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有户9370472,口19721015。当时元军尚未攻占福建、广东、广西三路,据此以及此条所提到的户口的地域范围,这937万余户显然不包括上述三路,因而并非南宋末全境户数。此外,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元代户口》和明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三“世务”所载的元平宋时的户口,均是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而非元平宋之年(至元十三年)的户口。(注: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7附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嘉定十六年以后的理宗、度宗等朝占南宋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南宋由鼎盛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人口数据,势必不能说明南宋人口发展全过程。


幸运的是,笔者在元人胡祗遹的《紫山大全集》(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一一《效忠堂记》中,找到一条记载灭宋之年所得的州县和户口数的资料:


压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县六百九十八、兵卒百万、户千一百七十四万六千,资粮货宝不可胜计。


胡祗遹自元平宋后即在荆湖北道任宣慰副使,后又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载应有所本。其全国户数11746000,较《元史·世祖纪》所载的“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的937万余户,多出2375528户,而这237万余户接近南宋后期福建、广东、广西三路的合计数,(注:据《文献通考》卷一一,嘉定十六年福建、广东、广西三路有户2573340,商务印本馆排印本。)故可视作南宋全境的户数。据文中内容和行文口气,并考虑到与《世祖纪》所载数据的差异,《效忠堂记》所载户数应是元军攻占南宋各路以后所看到的南宋末(约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或其前一二年的著籍户数。


这一户数是否可靠?还可以通过与元代户口比较获得认识。《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版籍》载:“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又,《元史·世祖纪》在记载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户部所上天下户数时,专门提到“江淮、四川”有户11430878户。由于《世祖纪》将“江淮、四川”与北方的“内郡”相比较,且没有提到南方其他的地域,“江淮、四川”当指南宋旧境。《经世大典·版籍》与《世祖纪》所载的户口年代相同,然而前者的户数比后者多40万余户,不知何故。如果我们将《紫山大全集》所载的11746000户和这两个南宋数据分别比较,可以看出差异是相当小的,比《经世大典》所载少0.8%(约9.5万户),比《世祖纪》所载多2.76%(31.5万户)。考虑到南方入元以来的社会动荡,以及各地人口恢复的进度甚至户口调查制度可能存在的差别,上述差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经世大典·版籍》和《元史·世祖纪》的数据也证明了《紫山大全集》南宋末户数的可靠性。


德祐二年户数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完成构建南宋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全国户口数据系列。兹据以上考证,列出南宋地区总户数及各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有户12196307;

南宋初期的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有户11622626;

南宋中期的嘉定十六年(公元1123年),有户13349322;

南宋后期的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有户11746000;

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

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3‰;

嘉定十六年至德祐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


需要指出,在《宋史》卷四六《度宗纪》中还保存了一条关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全国户数的数据。文载:“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由于此数据明显不可靠,学术界多不予采用。然而,近年有学者却仅仅依据此条记载,便得出南宋户数到了景定五年“锐减至5696989户,则户数在40年间下降过半”的结论,进而推论户口减少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积蓄至此的大崩溃,充分暴露了南宋后期社会经济的虚弱性”(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第六章第二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又见程民生《试论南宋经济的衰退》,《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这一看法,论据并不充分,笔者在此略费笔墨,进行纠正。


历史人口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表现之一是在基本相似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同一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将上述景定户数,和其前的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其后的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就可看出其极不可靠。据上所述,嘉定十六年有户13349322,德祐二年有户11746000,景定五年虽然介于两个年度之间,其户数却只是前者的42.7%、后者的48.5%。如果认为景定户数可信,则嘉定十六年至景定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须为-20.6‰,而景定五年至德祐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则须达到62‰。事实上,不用说南宋,即使在中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也很少会出现连续十余年高达62‰的增长率,而南宋负增长率较高的年度不过是南宋初期,然而,即使在包括这一阶段的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户数的增长率仍达到-0.8‰(详上)。


为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将只拥有南方的绍兴三十二年的南宋全国人口,和包括南、北两大地域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北宋全国户口作一比较。尽管大观三年是北宋人口的峰值阶段,南宋只占有同一地域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两宋之际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前者较后者也只下降了44.3%,年平均增长率-11‰,均不如这位学者所说的嘉定十六年至景定五年的下降程度。退一步说,即使理宗时发生“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积蓄至此的大崩溃”,也不至于使人口锐减到一半以下,中国历史上并未见到这种因经济衰退导致的人口锐减。因此,《宋史·度宗纪》所载的景定五年户数不可信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了解全国总户数,由于南宋各路人口发展的极不平衡,还需要了解各路不同时期的户口增长状况,表1便反映了各路在崇宁元年、绍兴三十二年、嘉定十六年和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户口变化。之所以采用至元二十七年的数据,是由于缺少南宋后期的各路户数,而此年距元军占领南宋大部分地区的至元十二年或十三年只有十四五年,尚可据此推测南宋末的户口变化。


表1 南方各路户数及其年平均增长率

附图


说明:①为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②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③为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④为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


资料来源:除广东、广西、夔州和福建四路的崇宁元年户数据推测,两浙路嘉定十六年的户数乃刘克庄书所载的嘉定十二年数(均详上),其余据《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文献通考》卷一一和《元史·地理志》。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路级和全国户口,在宋人文集和宋元明清的地方志中还保存着南宋时期东南一些府州军县的户口数据。有的方志记载着两个以上年度的数据,有的虽然只记载一个年度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另外年度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计算该地南宋某一时期的户的增长率,并可利用这些单位的增长率,与路级或全国户口数据反映的增长率进行比较研究,用以补充南宋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此,本文在方志中搜罗了可以用来计算增长率的35个单位的104项户口数据,并计算了若干年度的年平均增长率,制成表2。表2中的户数年度,有的方志原已注明,有的则是依据记载数据的方志的成书年代,不另说明。另有少数户口,因其前、后数据均无确切年度无法计算增长率,未列入表中。


二、南宋初期人口的锐减和恢复


南宋一个半世纪的人口发展过程,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开始,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结束,大致相当于南宋初期,为人口的锐减和恢复时期。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军开始大举攻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进入秦岭——淮河以南作战,不久又渡过长江,追击南迁的宋高宗和隆祐太后。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流民武装也在长江南北攻城掠地。战争的烽火燃遍南宋境内,南宋所属的15路,除福建、广东、广西、成都府、潼川府、夔州等6路未曾或只有较小规模的短期战争,其余9路均蒙受战火,人口损失惨重。约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前后,南宋平定北方流民武装,长江以南地区开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两国签订和约,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以及大巴山以北、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地区的战争状态得以结束。(注:本段据拙著《中国移民史》第八章第一节。)


战乱给南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江、淮之间和汉水上游因居南北交界地带,为南宋境内战争开始最早、结束最晚的区域,人口损失最为酷烈。这一区域的淮南东、淮南西两路“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还”(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四年十二月。)。荆湖北和京西南两路“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乱离以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注: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阳台虎精》,中华书局点校本。)。秦岭以南的利州路也不例外,“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残弊特甚,户口无几”(注:《宋史》卷三六七《郭浩传》,第11442页。),梁(治今汉中市)、洋(治今洋县)“两州之民,往往逃绝”(注:《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八。),景象均十分凄惨。长江以南的两浙、江西、江东、湖南四路及湖北路的南部,因蒙受了六七年的战乱,人口也有一定的损失。据载,江西一路“洪州分宁、奉新等县,人户所存才十之三四,其余县分号为多处,不过十之六七。通一路计之,多寡相补,才及承平之半”(注:李纲:《梁溪集》卷九六《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四库全书》本。);湖南“连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气萧瑟”,一些地方“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注:李纲:《梁溪集》卷二九《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两浙北部在两宋之际特别是建炎四年蒙受金军的破坏十分惨重,“兵火之后,民间荒废田土甚多”,“沿江两岸沙田圩田顷亩不可胜计,例多荒闲”(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七。)。两浙路的严州(治今浙江建德市东)、江东路的徽州(治今安徽歙县)和江西路的赣州,绍兴前期的户数均不到三四十年前的北宋崇宁元年户数的90%,(注:严州和徽州的数据见本文表2,赣州据嘉靖《赣州府志》卷四。),表明上述关于人口锐减的描述尽管有夸张,仍反映出战乱波及地区人口数量有一定下降的事实。


表2 南宋部分府州军县的户数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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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靖康之乱期间,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注: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十一章第一节。)绍兴六七年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和当地人民的复业,长江以南各路的人口数量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三年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说:“两浙号为膏腴沃衍,粒米充羡,初无不耕之土”(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六月戊子。),可见此前不久因人口增加和农业经济的恢复,两浙已不复有大片荒地。江淮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恢复主要开始于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签订以后。绍兴三十一年,王之道向朝廷报告:“自经兵火,江北之民,十不存一。绍兴以来,生养蕃息,而杂以江、浙等处流徙之人,通计十有三、四。”(注:载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换言之,江淮人口已恢复至北宋后期的三分之一左右。汉水上游的状况与江淮相似,估计人口恢复程度也大体差不多。


表1数据表明,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4年),在靖康之乱时人口下降较多的诸路中,两浙、江西、湖南三路的户数均已超过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江东、利州二路接近崇宁户数。不过,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均不到崇宁户数的十分之四,表明此三路在靖康之乱中人口损失之惨重。


离中原较远而在靖康之乱中未曾或只受到较少战乱影响的路中,成都府崇宁元年至绍光三十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潼川府路、夔州路、福建路、广东路、广西路的同类数据分别是6‰、4.3‰、1.7‰、-4.4‰和9.4‰(见表1)。简言之,除了广东路户口的下降值得探讨外,其他五路的户口在南宋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增长幅度大多超过长江以南和江淮各路,表明比较和平的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综上所述,两宋之际的战乱导致南宋大部分地区人口数量锐减,但经过战乱以后的恢复发展,绍兴三十二年除北部的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的户数仍少很多,江东、广东、利州三路比较接近外,其余各路的户数均超过崇宁元年。以南宋全境而言,绍兴三十二年的户数11622626已为崇宁元年相关地区估计户数12196307的95.3%。换言之,到高宗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已接近于北宋后期的水平。


考虑到绍兴五年以后,活动在南方的北方流民武装及其他具有一定实力的反宋武装相继平定,自该年十二月起直至绍兴三十一年海陵南侵时止金军不曾进入淮河以南作战,两宋之际人口的谷底应定在绍兴五年。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南宋有户1162万余,如果从绍兴六年开始的缓慢恢复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绍兴五年大约有1015万户。如上所述,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南方估计户数为近1220万户,如以年平均增长率5‰计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南方估计有1360万户,两宋之际人口谷底的1015万户只及其74.6%。换言之,从北宋末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算起,至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这10年间,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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