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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俞天任先生的博客载文,同样世界军事也有载文。相同的,只是转来做参考,了解那段历史而已。别无他意。

异类

1947年4月30日,在各种肤色众多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簇拥下,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架子车从日本山形县饱海郡的高濑村的一片松树林里的小屋出来,朝停在树林外的汽车走去。

膝盖上盖着一床毛毯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衰弱的老人,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这个人的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生命正在离他而去。

看起来行将就木的“老人”其实并不老,才59岁。这位看起来随时可能倒毙的人是曾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部长,第16师团师团长的石原莞尔退役陆军中将。

是他策动了“9.18事变”,发动起来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三千多万的死亡和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应该说他是开始战争的第一个人。

然而,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公布的几百人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名单中却没有石原莞尔中将的名字,他现在是到设在酒田市商工会议所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去作证。因为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自行行走,不能去东京出庭。作为一种变通,东京派了检察官来酒田听取他的证词。不夸大地说,这个人的证词将影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走向,所以各国的记者都来了,想记下着历史的一幕。

其实这不仅是因为石原病重。事实上从1946年初开始东京军事法庭已经和石原打过几次交道了,领教了这位软硬不吃,破罐子破摔的滚刀肉脾气。当时一位美国检察官到东京九段的递信病院盘问病床上的石原莞尔:“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

“不知道。”

“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

“不知道。”

“再问一遍,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

“不知道。”

美国检察官火了:“我不相信,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再来。”说着朝门外走去。

可是在他身后突然爆发了一声怒吼,窗玻璃都震的嗡嗡作响:“等一下”。

石原大喊了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已经走近了生命终点的病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虽然都是军人,但肯定有亲疏。你是什么态度?到人家房间来,连问句好的礼貌都不会吗?”

可是第二天去的是另一位美国检察官。碰上石原那天也情绪不错,主动就开口了:“我要是参谋总长,这场战争日本就不会失败,像今天这样你们耀武扬威的事就不会有。”

检查官没理他,直接就开始问问题了:“你认为头号战争罪犯是谁?”

“你们美国的杜鲁门总统。”

“胡说八道,我们美国是战胜国,怎么会有战犯?”

“难道只有战败国才有战犯?你们的杜鲁门总统在就职时候撒向日本的传单里说:‘如果日本国民和军人协力进行战争,我们将不分老人和妇幼地进行轰炸’,那是什么行为?”

“那仅仅是一种威胁。”

“事实上不是有过‘战略轰炸’,不是有了广岛和长崎吗?”

不等检察官回答,石原反而盘问起检察官来了:“日本的战争犯罪准备上溯追查到哪儿为止?”

检察官还是尽力保持冷静:“我想要回溯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为什么?”

“满洲事变的根源在于日本开始侵略大陆的甲午和日俄这两场战争。”

石原笑了:“说得好,那么请把带领黑船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上校请来。”

美国检察官没弄懂石原的意思:“请佩里上校干嘛?”

“我们在德川幕府时代没打过台湾和满洲的主意,是从你们美国来的佩里上校用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把日本赶进了现代世界,是你们自己教会了日本掠夺和侵略。元凶就是那个佩里,怎么样?从地狱里把佩里叫回来怎么样?”

石原莞尔就是这种脾气和性格,真要把石原莞尔弄到东京法庭的主会场去当众作证,谁也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让人尴尬的话来。政治力学又一次起作用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特别在酒田市组织了一个“出差法庭”来听取证言,其实这是远东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季南和石原莞尔的老部下,第202师团长片仓衷少将达成的一个谅解。

开庭后,法庭检察团首先问石原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石原开口就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提出下一个问题:“听说你和东条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

石原总算知道了为什么他不是战犯——东京国际法庭是以东条划线,他不在战犯名单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东条英机的对头:“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法庭的空气顿时就全由石原控制了,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检察官想扭转这种空气:“证人请不要说与询问无关的话,只需回答yes或no”。

接下来的问题是:“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损害?”

石原反唇相讥:“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用yes或者no来回答”。

在众多记者的面前,询问延续了两天。法庭几乎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法庭成了石原莞尔为被逮捕了的原日本陆军领导人,现战争罪犯们辩护和同情的表演场。唯一的例外就是对东条英机。在法庭听证完毕以后对各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中石原莞尔是这么说的:“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只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这就是石原莞尔,也算让检察官们开了眼了。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看见过的耍赖,告饶,痛哭流涕甚至跪地哀求的太多了,像石原莞尔这种软硬不吃哭着喊着要当战犯的另类还是头一次看到。

石原莞尔就是一个这样的另类。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在山形县鹤岗市日和町。父亲石原启介是一个警察,从巡查干到警部,当过附近不少乡村的警察分署长。最后当过崎玉县的饭能警察署长。分署长虽然不大,但却是那一带农村吃皇粮最牛的大官,而且可以随便抓人,所以石原莞尔从小看到的就是人们对他父亲尊敬和唯唯诺诺的脸。推而广之,人们对小石原莞尔也是恭敬万分,因为他是做警察的石原家的公子。这种出身在石原莞尔的性格形成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石原不信邪,不畏权势,颐指气使的作风都来自这种生活环境。

得承认石原莞尔是个天才。1902年,石原莞尔很轻松地考上了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入学成绩是第三名,毕业成绩还是第三名。之所以没拿到首席毕业的原因首先是学习不是很刻苦,起码在旁人眼里不是很刻苦。课余时间主要是花在阅读与考试科目无关的书上,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个“石原式学习方法”的说法。幼年学校的考试以论述题为主,在别人拼命多写一点以覆盖可能在答题时忘记了的要点时,石原莞尔却永远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问题。

幼年学校和以后的陆军士官学校一样,课程分成“学科”和“术科”。学科指课堂授课的知识,术科指体操,马术,操练,射击等体育项目。基本上看不到在学习的石原莞尔总是很轻松地能拿到学科的高分,但石原莞尔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除了“铳剑术”(中文叫“拚刺刀”)之外术科成绩一般。

和石原莞尔在幼年学校同过学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绰号叫“七号”。一次有一个同学生病住院,到医院去探望病人的学生们发现那所医院的第七号病栋是收治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大家突然觉得那儿才是石原莞尔应该去的地方,从此石原就有了这个外号。

石原怎么会被人认为应该去精神病院呢?1904年的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出过这么一回事。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至于这个学生是谁?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石原莞尔。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不处分石原莞尔老爷挂鞭不干了。

但是后来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幼年学校的石原莞尔还有个变态的习惯:不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那个时候幼年学校学生们不洗澡也是一种时髦,因为当时日俄战争打得正是紧要关头。学校号召说因为前方将士洗不上澡,后方的学生们也应该和他们同甘苦,戒澡。因此幼年学校的学生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但人家是想“争取政治上进步”,而石原是干脆讨厌洗澡。日本人是欢喜洗澡的民族,但讨厌洗澡的日本军人却很有几位。石原是一位,制定袭击珍珠港方案的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也是一位从不洗澡,浑身上下恶臭熏天的家伙。

石原抓到虱子以后不是弄死,而是养在钢笔帽里。一有空就打开笔帽放出来比赛竞走,比赛完了再放回笔帽里去,吸引得大家都来看。看了还不过瘾,石原干脆开个赌场,聚众压注,做庄收钱。钱数倒不大,可就害惨了那些赌徒——不是所有人都是石原那样的天才,一赌上了成绩直线下降,直到这种变态比赛被学校禁止为止。

既然沉重的功课对石原不构成负担,课余时间石原就在街上乱转,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买各种课外书。说来可能没人相信,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是没有图书馆的,原因是大家被功课作业压得透不过气来,根本没有上图书馆的时间,所以也就没有设立图书馆的必要。这样一来幼年学校的学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般不读除了军事相关以外的书,只有石原莞尔是个异类,什么都读:历史,哲学,尤其喜欢人物传记。石原莞尔最喜欢的人物是拿破仑,以后他一直收集和拿破仑有关的各种文物,见过他那些东西的人说作为私人收藏是很了不起的。

幼年学校毕业时选兵课。供幼年学校毕业生们选的科目有骑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其实日本陆军当时还有辎重兵,但是日军内部有句俗话:“辎重要是也算兵,蜻蜓也能算老鹰”,所以幼年学校毕业生不当辎重兵的,日军的集团抢劫习性其实是来源于这种轻视补给的传统。

在没有航空兵的时代,各兵种中最让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们神往的就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了。但石原莞尔没有选择骑兵,选择的是步兵。因为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石原已经开始形成了将来的作战是在中国大陆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刚刚露头,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

石原莞尔被分到了家乡的酒田连队——步兵第32联队当士官候补生,三个月的1907年12月以后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是第21期。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是一年半,石原士官学校毕业时的成绩是第六名,而前五名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石原没有。

其实石原在校的学科成绩是第三名,术科没有学科好,但统算也不会跌出前五名,导致石原莞尔没有拿到银怀表的原因是品行分太低。石原永远和上官搞不好关系,经常和中队长,区队长发生争吵,因此经常被扣去品行分。后来石原莞尔对人解释他为什么能以次席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的理由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陆士毕业以后,按惯例石原莞尔回到了原来的第32联队。一起回到联队有7人,按成绩是石原莞尔排在最前,应该受到重用对不对,可是1909年12月新组建第63联队,要第32联队支援人的时候,第32联队居然把石原莞尔踢了出去。

调人去新联队按常规做法不应该有石原的份。但是不管是哪儿,调出去的人肯定是长官所不喜欢的人。联队长冈泽庆三郎大佐看到石原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次军官聚会,联队长让他喝酒,石原莞尔不喝酒就拒绝了。可是联队长觉得这是不给面子,还是逼着要石原喝,到第三次石原莞尔也火了,喊了起来:“说过了不喝酒!”,这就得罪了冈泽,因此冈泽大佐听说有新联队要人,忙不迭地就把石原送了出去。

不光是石原一人,这个联队就是“不受欢迎的人”的大本营,一般联队多少有几个怪脾气的军官,而这儿几乎人人都变态。比如联队有个养鱼池,里面养了一些红鲤鱼,可是一天联队长大岛大佐发现鱼没了,一问才知道一个大尉觉得观鱼不如吃鱼,全捞起来吃了,联队长也糊里糊涂跟着动了筷子。再比如一次师团参谋长来检阅部队,发现一个上尉下的口令不合条例规范,向他指出,那位上尉满不在乎地说:“那是条例错了”。

这个变态者辈出的联队,就是后来在南京幕府山实行大屠杀的那个联队。后来第32,第63这两个联队全在冲绳让美军灭了。

因此石原莞尔在这里如鱼得水,十分欢畅。他的《最终战争论》就是在这里开始打腹稿的。1941年出版时石原莞尔在序言里写了“那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的集合体”,东条英机正好抓住这句话把那本书给禁了。禁止发行的理由是:都是天皇陛下的军人,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受欢迎的人”,你这样说是恶毒攻击皇军。

一年一度的陆军大学校招生开始了。大家都在削尖脑袋想方设法弄到联队长的推荐信的时候,第63联队的大岛联队长却正为了如何说服石原莞尔去参加考试而头疼呢。一个联队有考上陆军大学校的人是很荣耀的事,有人能爬上去联队也跟着沾光。但这是个新联队,全是一帮别的联队扔出来的垃圾,够考试条件就没几个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面20%的人才能考),怎么看怎么觉得以第六名身份毕业的石原莞尔最有希望,可石原一口拒绝了。急得联队长只好把石原莞尔的活全免了,哼哼,让你失业,看你去不去考。

石原莞尔答应是答应了,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还是让联队长放不下心来,但又不敢去催,生怕惹急了那位滚刀肉干脆脱了二尺半军装卷铺盖回家,只好偷偷祷告天照大神开眼让石原莞尔努努力。

其实石原莞尔的扬言不考也就是个姿态。这种姿态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很常见,主要是陆军大学校考试的难度,使得这些特别注重面子的所谓佼佼者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这样万一考砸了来上一句:“我本来就不想去考的,是联队长愣逼着去的,考不好很正常”。辻政信在报考时也玩过这一手。

1915年那年陆军大学校第30期共招收60名学员,考生先参加设在各个师团的考场进行初试,考出120名再去东京陆大进行复试。石原所在联队参加初试的有四人,通过的就只有石原一人。1915年11月,背负着全联队的期望,石原莞尔去了东京。

可能是石原对自己的聪明有充分的自信的缘故,温习功课确实不太认真。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十分突出,但口试给教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陆大学生们对于入学时的口试的评语就是“变态”这个字。比如给考生一个题目:“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最多的CASE是让考生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考官和考生叫劲。考生就傻了,你要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吧,你是“固执己见”;你要是跟着考官走吧,那就是“没有主见”,反正里外不是人,到底算什么,全看考官那时的心情状态而定。

但这难不到石原莞尔,石原就有说服人的本事。考到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在考谁了。口试试题里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啪啪啪,啪啪啪”,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了起来。

主考官们全愣住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在1915年的当时是震撼性的。要知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是在石原莞尔考进幼年学校的第二年,1903年。不能说没有其他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可以肯定想过的人不多。

于是石原莞尔就挺着胸脯,挂着军刀进了陆军大学。这个军刀就可以说是日本军队保守的一个例证,军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的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在日本军队里还是制式武器,死抱住不放,一直到二次大战。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里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日本军队的军刀还有点怪的是军刀作为制式武器,却可以随便找来用,不强制使用军工制品。谁家有把“宝刀”的话,只管拿来挂在腰上没人管。有人到现在还在抱怨这种“有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因为不少日本刀的瑰宝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作为战利品到了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手里,还成天在网上拍卖气日本人。石原就挂了一把比谁的刀都长的“传家宝刀”,成天拖来拖去,特别扎眼。后来石原倒霉也倒霉在这把刀上,1930年在关东军参谋任上,一次下马不小心被那把好长好长的“家传宝刀”的刀柄在档部扎了一下,把那个“宝贝”扎坏了,引起尿道撕裂医治无效,长期血尿最后转变为膀胱癌,所以石原莞尔早死而且无后。

但是现在那个宝贝还在,所以石原还是继续神气活现地挂着他的好长好长的宝刀到处招摇。陆大学生们一般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就石原成天无所事事,因为别人用几千字才能说清楚的问题,石原几百字加几张地图就能表述得非常清楚,空下来到处串门侃大山,但别人应付功课还忙不过来,谁也没空陪他聊,石原就到校外找人聊天,星期天坐火车回老联队去玩。石原当时拜访最多的是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和学者,而人们是在9.18事变以后才弄明白石原在陆军大学就开始在考虑所谓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但在当时的陆大,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举止与常人相异的怪人。陆大毕业生一般都是在校时结的婚,原来由于忙于应试,没工夫结婚。考上陆大以后,前途有了保证,想当丈人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大军杀到,于是一个一个都被人捡走当了女婿。就这结婚,石原莞尔也和别人不一样,陆大三年级时石原经人介绍结了婚,不到半年又离了婚。当时日本军官结婚要经过上官批准,陆大学生的结婚更是要陆军省批准,石原莞尔的离婚更是陆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海外奇谈。不少教官主张给石原退学处分,后来还是在陆大监事的田村少将斡旋下才平息了这件事。一年以后石原又娶了在陆大时的一个教官的小姨子国府锑为妻。

1919年,石原莞尔作为次席从陆军大学校毕业。本来石原应该是首席毕业生的,但陆大硬是把他从首席降到次席。因为首席毕业生有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而谁也不知道这位疯疯癫癫的天才会当着天皇的面说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出来,为了保险,还是不给他这个首席毕业生的称号对谁都有好处。

石原到底干过什么事让上官如此戒备他?前一年的1918年特命检阅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所谓特命检阅是每年由陆军元帅或大将代表天皇到各地去检阅部队,和平时期日本陆军最大的事情。那年到陆军大学校来的是元帅梨本宫守正亲王,这位守正亲王后来是战后被关进过巢鸭监狱的唯一皇族战争犯罪嫌疑人,梨本宫老远就看着石原莞尔不对劲,倒不是因为他那把好长好长的军刀,而是石原穿的军装实在太怪。日军军官有两种军服,一种是黄呢料子的,一种是卡其布的。在像这种正式的场合,应该是穿呢军装,挂出所有的勋章——其实所有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做的,就石原莞尔一个人穿的是卡其布军装。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守正亲王特地走到了石原面前问他:“这就是你最好的军装?”

石原莞尔立正敬礼回答:“这就是下官最好的军装。”

熟悉日本人习惯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在穿着上面非常烦琐。这种场合下不穿最好的军装就是一种失礼行为,石原莞尔明显在撒谎,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守正亲王想不出来,只好莫名其妙地走了。边上的陆大校长河合操少将知道石原莞尔这么做是在抗议,望他脸上抹黑,是又气又急可又说不出来。

石原有个同乡叫斋藤元宏,在陆军士官学校高他一期,在陆军大学校还是高他一期,两人关系相当好,在陆大都住在一起。斋藤和石原的性格也一样,不喜欢在学校读死书,喜欢到外面去乱逛,关心的也都是中国问题。但斋藤不是像石原那样的天才,一乱逛就拉下了功课,在讨论要不要对斋藤实行退学处分的会议上,同意和不同意的票数一样多,结果是校长河合操一票定胜负,斋藤被退回了原联队。石原对河合校长的这一票不满,找了这个机会来发泄。

所以校方不敢给石原“御前演讲”的机会,万一这位石原又有什么怨气要在天皇前面发可就要捅大漏子了,干脆把他从首席拉下来,这样大家能过安生日子。

陆大毕业在原联队干一阵子以后大家都去陆军中央。石原莞尔是军刀组,按理是应该去参谋本部作战部的,可是调令很奇怪:去陆军三大衙门中最没名堂的训练总监部。这是因为石原的种种反常怪癖实在是太有名了,大家对他都有点敬而远之。周围对石原的这种心态一直持续着,用第二师团最后的师团长马奈木敬信中将的话来说就是:“聚在石原莞尔的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

到训练总监部干什么呢?搞训练纲要和操典。别看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校对校对稿子,石原莞尔有个陆士陆大全是同期的朋友,后来做到由良要塞中将司令官的横山正雄,两人这次全在训练总监部搞校对,一个念稿子,另一个看样板。

其实中央机关的工作就是这样,想往上爬就必须先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可石原哪受得了这个,有意大着嗓门对横山就喊上了:“这种工作干吗要你我这样陆大毕业的精英来干?随便找两个下士官不就行了?”

见没人答茬,石原莞尔干脆就泡上蘑菇了。成天什么活不干,叉着双手侃大山。石原侃大山是一绝,他看过的书多,口才又好,大家都喜欢听,这样一个办公室就被石原搅得什么都干不了了。高级课员浅田中佐看不下去了,让人把石原和横山两人的办公桌移到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省得干扰大家,同时在本官鼻子底下,还怕你反上天去?但是马上就发现他自己也觉得和石原聊天其实挺有意思。

但是活还得干,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哪能成天侃大山?可这位就是位神聊,怎么处理可成了问题。既然石原如此不安心本职工作,成天在神侃什么“支那大陆”,那你就干脆去中国吧,这是你自己想去,可不能埋怨是中央衙门在驱赶军刀组人才。就这么石原莞尔大尉在训练总监部干了不到一年,在1920年4月就被派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去了。

在别人看来是受了排挤,可石原无所谓,他早就想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了。石原莞尔在武汉的顶头上司就是当时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少佐。日本陆军有好几对“一帮一,一对红”的,比如大山严和儿玉源太郎,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人们在谈到其中一个就必须要提到另一个,这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也是这么一对。

在武汉的日子里,这位军刀组精英不辞辛苦,到处化妆考察侦察。有时化装成扛大活的苦力,被中国警察扒光了搜身,被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这种经验让石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这个结论对后来的9.18有相当大的影响,但石原的见识毕竟还是没有脱离陆大精英的局限,他没有认识到民族矛盾的优先度经常会高于阶级矛盾,他没想到在他看来是完全敌对的苦力和官府到时候是会联合起来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的。

其实如果让石原在中国大陆再多呆些日子,也许他会弄明白这一点。但是这里没有如果,军刀组的石原被弄到武汉成天在做小探子这件事总让军部有点不自在,结果在一年后的1921年7月又把石原莞尔大尉从中国大陆给调了回来,但三大衙门(参本,陆军省,训练总监部)谁都不要这个出了名的变态者,只好把他弄到陆军大学去当兵学教官,不是喜欢侃大山嘛,那儿正好。

军刀组毕业的优秀学生有选择到国外留学的自由,而石原莞尔由于毕业以后一直东奔西走安定不下来所以还没有出国。现在定下来了,就应该让石原出国了,因为石原主修的是德语,加上日本人最佩服的就是德国人,所以石原莞尔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去德国留学。

1922年7月,石原莞尔去了德国。

刚开始德国参谋总部的参谋军官们并没有把石原看在眼里,只不过是又来了一支黄皮猴子而已。谁知道这支黄皮猴子有点不一样,他不是光听教诲来的,他是来挑刺的,从一开始石原提出的问题就让骄傲的条顿军官们不好回答。

石原的问题是:“一战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狭窄的道路困的一筹莫展,是不是本来德军的进攻路线不是比利时而是荷兰?”

确实是这样,但一战爆发时德军总参谋长天才谢里芬已死,继任的小毛奇是个无法理解谢里芬计划的凡才,所以才有借道比利时,结果被狭窄的比利时街道困得动但不得的情况。但这是德国陆军的耻辱,德国人绝不肯公开承认这点,现在一只他们所看不起的黄皮猴子愣是自己推导出来了这一点,而且很接近事实真相,怎么不让德国人刮目相看。于是石原莞尔索要的任何资料德国人都很大方地提供出来。

石原莞尔在德国的时候,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长,后来的训练总监,皇道派的重镇真崎甚三郎少将也在德国访问。真崎亲眼看到了德国人是怎么把他这个少将扔在一边而捧着那个大尉的,所以从此以后真崎在一切场合尽力拉拢石原莞尔。但说实话石原莞尔对那个什么天皇没多少敬意,到后来连关东军集体放弃日本国籍的胡言乱语都说得出来的主,怎么会理会他最讨厌的官僚人才。

德国当时正值一战战败后的困难时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日元相对于马克是异常坚挺。石原在德国成了个大富翁。到了德国,石原莞尔立即喜欢上了照相机,买了一整套照相设备和冲印设备,从此喜欢摄影的习惯陪伴了他一辈子。不管到哪里,除了军刀望远镜之外,他还永远带着照相机。现在留下来的有关“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的照片中不少是石原莞尔亲自拍摄的。

但石原莞尔在德国人眼里就仅仅是一个能够猜出作战计划的怪才罢了。高级军官在欧洲属于贵族阶级,都应该是有教养的绅士,而石原莞尔只是一个粗俗的流氓。比如照相机的望远镜头就被石原莞尔称作“马摩罗”。“摩罗”在日语中有生殖器的意思,石原莞尔把手电筒,照相机镜头等全叫做“马摩罗”,不但在日本人面前这么叫,还兴致勃勃地对德国军官们开设这种日语俚语课程。

剩下来的钱石原莞尔包了个二奶。据看见过的人说,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金发美女,就是石原莞尔不知从什么旮旯里捡来的一个失业女工。石原解释说,只要是母的,能用就行,“毛唐”嘛,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毛唐”,是日本人刚见到西洋人时少见多怪的称呼,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了。就石原莞尔顽固地坚持这一称呼。石原莞尔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在德国时除了在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工作时穿军服之外,在什么地方都是穿着和服拖着木头趿拉板,参加什么宴会也是自己带着筷子去,拒绝使用主人提供的刀叉。理由是和服,趿拉板和筷子是日本的国粹,比“毛唐”们的东西崇高,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去用“毛唐”们的东西?至于照相机也是“毛唐”们的发明,石原莞尔好像没有意识到。

就这样还有钱富裕,剩下来的钱全让石原化在收集拿破仑的文物和纪念品上了。

回国时美国驻德国武官邀请石原莞尔绕道美国,石原傲慢地对人家说:“nein, 我去美国得有美国占领军的司令官的身份”。

石原是狂妄,这种话是出格,只有石原莞尔才说得出来。但是值得指出这种狂妄的口吻当时在日军军官和欧美军官交往的场合中经常会出现。日本人在欧美人面前总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又特意表现出狂妄的自大,想扭转自己在欧美人看法中的“野蛮,不开化”的印象,殊不知正是这种表现反而充分显现了日本的野蛮和不开化。

但是当苏俄的武官请石原莞尔绕道苏俄,乘西伯利亚铁道回日本的时候,石原倒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然最后没有成行。大概石原是想亲眼看看这个日本帝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从德国回国的两个月前,1924年8月石原莞尔被晋升为步兵少佐,从德国回国以后,石原莞尔还是回到陆军大学校去当兵学教官。

1928年8月,石原被晋升为步兵中佐,两个月以后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10个月以后的1929年5月,济南驻在武官板垣征四郎大佐被任命为关东军高级参谋。

(太长,等会接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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