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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瞥明清小说与其背后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明清小说 社会经济 三言二拍 儒林外史 红楼梦


明清两代是我国古典小说蓬勃发展的阶段,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明朝晚期的三言、二拍,从清朝前期的集大成者《红楼梦》、《聊斋志异》,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这些在今天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作为明清两朝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既是纵横两代五个世纪的壮丽篇章里中国文学前进与发展过程的定格和缩影,更是那五百年蹉跎岁月中中国社会生活的忠实见证者。

领略过盛唐气象,感受了宋元繁华,当历史的车轮碾过1368的门槛,它身后崎岖的道路上已经留下两条深深的车辙。中国的封建社会还要再经历最后500多年的风雨,所以前方的道路还要再刻下最后两道沧桑的印记。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注意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封建经济还在继续发展着。应该看到,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城市文化是城市文明中最基本的内涵。小说与城市总是有着特殊的关系,明清小说也不会例外: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小说所描绘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乃是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明清时代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繁荣,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市民阶层比之宋元时进一步发展壮大,城市平民的世俗文化更加兴盛,词、曲这两种文学形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文化需要,更不足以满足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由于根植于肥沃的社会经济土壤,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直至兴盛自然成了历史的必然。

明清前期的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艺术技巧两方面都获得了重大突破。在内容方面,作家们从历史、世情、神话等多角度切入生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寄托了鲜明而深刻的社会思想和理想追求。《三国演义》站在历史的高度,融入时代精神和作者的主观思想,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水浒传》通过描绘英雄们的传奇经历,结合家庭生活,世情风貌为我们塑造了一百单八个鲜明、生动的草莽英雄的典型;而《西游记》则以孙悟空上天入地,西天路上降妖伏怪的神奇故事,曲折地反映了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绝对自由的神话英雄、鲜明地反映了明代中叶的民主思想。这一时期的小说,思想上是一个由渐变到突破的过程,《三国演义》还停留在忠义、仁厚爱民,宣扬儒家思想的阶段,但“义”已经占了上风,有了新的内涵。《水浒传》则从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出发,对“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民主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到了《西游记》更上升到了个性解放,绝对自由的追求。通过对封建礼教,佛、道思想的嘲弄讽刺,民主思想在《西游记》中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来。比起以往的作品,在思想上有了突破。

从1621年到1627年,冯梦龙先后将其收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本小说集出版,合称“三言”。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中评价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分别于1628年和1632年将主要由自己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刊印。“二拍”与 “三言”所的思想特征大致相同,“取古今来碎杂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二者看似只是叙说了一连串的“碎杂事”,但实际上却以神来之笔描摹了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市井风情画卷。这是一幅包罗万象,穷尽芸芸众生相的十里长卷,各色人物纤毫毕露,栩栩如生,再现的俨然是明王朝暮年的社会生活场景。

明朝中后期,传统社会经济开始转型。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扩大的前提下,商业资本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资本形式将财富投向商业的富商,如徽商、西商、江右商等,商业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兴起,并在江南一些地区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工场。苏州出现以丝织为业的“机户”,“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雇佣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了。具有明显经济智能的城市不断涌现全国性的贸易网络在逐步形成。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呈现出来,白银成为重要的货币,大小买卖都用它作交易,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劳动力的价格也以之作为衡量的尺度。商贾的社会地位则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渐渐地提高了。

此时与社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政治。明朝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重典治国,特务政治,实行八股取士,开文字狱之先河,其政治和文化专制几乎使知识分子窒息。八股文章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但是大批渴望通过科举考试登科入士的文人又不得不接受统治者给自己定制的宿命。《儒林外史》之《范进中举》正是对这一悲剧的真切淋漓的写照。登科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仕途官场之举步唯艰亦令士子望而生畏。而且明朝官员薪俸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创下最低的记录。根据史料记载,一名正七品知县的年俸甚至不如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如此一来,官员要过上体面的生活就不得不依靠种种灰色收入。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自然就有不少读书人放弃了仕途,转而经商以谋求衣食无忧,以至锦衣玉食。于是商人不再为士人所不齿,君不见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中不乏羽扇纶巾。经济的魔力、金钱的诱惑力足以颠覆许多学子的思想,甚至连统治者都可以为了钱而“纳捐”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开篇就说:“暂开纳粟入监之例。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中,结未来又有个小小前程。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倒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明朝北京、南京的国子监因纳粟入监之例而收了大批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甚至目不识丁的纨绔子弟。故事中的李甲也无非就是这样一个百无一用的花花公子,只知道花他当布政史的老子的银子。杜十娘居然幻想托身于这样一个人,真是传奇中自须有传奇。于是国子监邃为士人所不齿,不是通过科举,而是通过捐纳进入国子监,而后谋得官位的人被同僚所蔑视也就不足为怪了。“监生”似乎成了文人中无耻的异类。商人们挣足了银两,想在人前炫耀,随便也可以买个监生的头衔赶赶时髦附庸风雅。的确,如果说连《儒林外史》中那个贪婪可比葛朗台,吝啬赛过阿巴恭的严监生也都是监生了,那“监生”的名誉真的早就该扫地了!

但是,商品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冲击远不足以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而资本主义也只是长期在萌芽状态中徘徊,其力量根本无法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富人没有将利润转化为用于再生产的资本,而是热衷于将挣来的银子投资高利贷和典当业、买房置地,或者干脆用于贿赂大小官员,营造地方势力,或者用于个人和家庭的享乐挥霍,过着豪华奢靡的生活。《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当然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依仗家财万贯而横行一方,欺男霸女,为非作歹,而地方官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于是理所当然视而不见。

西门庆的奢侈淫逸比起《红楼梦》里荣国府的贵族子弟们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中国的封建社会走过两千个年头,到清王朝已经是步履蹒跚了。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描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没落和衰败,但书页的背后却演绎着一个王朝的衰落,一种制度的衰亡。荣国府到了贾政的手里已是徒有其表,而满清王朝在经过几代励精图治的君王之后也慢慢成了一副巨大的空架子了,美丽的外表仅仅是帝国的裱糊匠们的手工作业而已。荣国府的少爷小姐们已是一代不如一代,八旗子弟们更是早已磨尽了祖辈们马上得天下的筋力和锐气。朽屋之将颓,大厦之将倾,这根本不是裱糊匠们力所能及的了,他们即便徒有苦心,那又有谁能力挽历史的狂澜,去令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纨绔子弟在曹雪芹的笔下做末日前的纵情欢娱,劫数边上的恣意享乐,因为曹雪芹已经对封建社会失去了希望,但他超脱不出历史的局限,只能求诸宿命来终结焦大口中咒骂的那肮脏的一切,他心中的那块女娲炼制的五色石也无力补天了。

文学不是历史,但由于它记录和反映了社会生活,所以它又是历史,只不过是一部经过多层折射的历史,一部因贴近社会生活而有血有肉的历史。

任何哲学史都是当代史,同样的,任何文学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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