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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字,刚刚完成出版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用文字所承载的70年前那段血腥历史。目前已经完成的该史料集是全世界资料最完整、最权威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据南大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该史料集主编张宪文教授介绍,史料集的材料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开始于2000年,主要由南大历史系老师完成,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先出版了28卷15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是全世界范畴内首次系统地对南京大屠杀史做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而在今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第29卷至55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也于日前出版,“因此目前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55卷,计3000万字。”“按照我们的计划,最后完成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可能共有80卷,近4000万字。目前没有出版但已经完成整理的还有10卷。”张宪文教授说,“这肯定是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而材料整理工作将为我们进一步作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做材料准备。”

张宪文:一个名字,也可能蕴含着史料价值

因为第二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领衔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的张宪文教授这几天的日程被各个媒体的采访占据,“但我还是希望能多关注史料集本身。”

张宪文毫不掩饰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成为今后国内研究历史基础材料的自豪和雄心,“我计划明年进一步收集材料,我们知道外面应该还有相关的材料。我们预计,经过三批整理与出版,最终能将现存的南京大屠杀资料收集整理到80%,真正全部收集完整是不可能的,任何材料的收集都不可能达到百分百。将来发现新材料,那就进一步补充。”

“目前出版的资料主要来自三方,加害方日本,被害方中国,以及旁观者,都是当事人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比如日本官兵、日方军事文件、中国受害者中国民政府的调查材料。”张宪文教授向早报记者介绍。55卷长长一排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每个人面前都是一道奇观,也可以想象其中的心血。据张宪文教授介绍,自2000年整个工程开始,7年来,南京大学大屠杀史研究室的几十位老师常常放弃暑假在全国各地和国外收集整理资料,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寻找所有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做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悲剧发生几十年,直到现在才开始系统地收集南京大屠杀史资料。”

从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台湾的“国史馆”,到上海、东北,再到美国、德国等国家地区的档案资料馆,或东京大审判的庭审记录,或《纽约时报》的片言报道,

或西门子公司员工资料,更有可能只是一个叫“小二”的受难者名字,所有这些都成为参与收集整理工作老师们的目标,“一个名字,也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张宪文教授说,“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材料收集工作可能扩大到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地区。” 而所有这一切工作,也正让《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成为全世界史学界一个备受瞩目的工程,“我们只是要让事实真正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特别是极力否认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面前。”谈到日本国内右翼经常挑起的所谓“南京大屠杀否认说”,张宪文教授说,“作为历史研究者,对于中日之间的这种处境,我始终讲是日本挑起的。日本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所有中日战争争议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但与此同时,国内之前对于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明显滞后,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已经成为一个转机,“他们有些人不承认,说‘没有’,但我说‘有’。怎么办?找证据。我们这些资料就是其中最有力的文字证据,都是第一手材料,老兵日记、老兵回忆、审判材料、媒体报道等等。”

而让张宪文教授感到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70年前这场悲剧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更多的还处于情感性阶段,“我曾说过,我们的研究要从情感性上升到理性化。”

与南京大屠杀相对应的是欧洲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史,而后者无论是在史学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反思都已经达到非常的高度,渗透到各个领域,“但我们的研究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研究不同。德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问题,然后进一步地认识反思。我们这里还在和日本纠缠在有无、程度上。特别是如何理性地看待大屠杀。以前我们也出过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书和文章,但多半就事件本身作研究,往往写成中国人民的苦难史、迫害史、控诉史。但解决中日关系不能只控诉‘你错了’。当然确实他错了,但如何理性地对待这个事件。从我们受害者一方看,在认识上要进一步。”

而谈到预想中的大屠杀史研究,张宪文教授说,这肯定是个跨学科的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都将参与进来,这些研究目前都还是比较弱,甚至空白。”作为国内研究那段历史的权威,张宪文教授对记者反复强调,“我们为的还是中日记住那段历史,形成共识后共同面对未来双赢。从学者来说,厘清事实,加以分析研究,做出判断看法,这是学者的职责。政治问题不是学者的事。”

张生:大屠杀许多答案都在美国

约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教授的时候,他刚刚从芜湖田野调查回来,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要编辑人员,张生教授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另外还远赴美国收集史料,“我去芜湖主要调查大屠杀幸存者汤英,他当年是拉贝家保护的600多位南京市民中的一员,是现在找到的第三位受拉贝庇护的难民幸存者。” 在此次出版的第二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收入了602名难民当年写给拉贝的感谢信以及每个人的签名画押,这批史料来源于西门子公司的档案,当年拉贝在南京期间曾供职于该公司。“汤英并没有出现在602人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当年属于受拉贝庇护的中国难民之一。”张生教授说,“他回忆的许多细节都与拉贝日记的记录基本吻合,他当年是拉贝的邻居。”更让张生教授兴奋的是,这位幸存者当年的师傅是一位鞋匠,“拉贝日记中曾提到了一位鞋匠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师傅。一切都对上了。”而2005年寻找到的首例拉贝庇护难民幸存者穆喜福夫妇,他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收集到的对拉贝感谢信名单中。“目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根据我们的调查大概还有千余人,其中不泛90、100岁的老人,身体好得很。”聊起这些曾经接触过的大屠杀幸存者,张生教授说,“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但是对女性受害者的创伤可能更大。”《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张生教授负责了一部分散落在美国的大屠杀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材料最集中的地方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特别是东京审判时关于大屠杀的资料。东京审判的材料有5万多页,而南京大屠杀材料也有几千页。”

事实上,这几千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检、辩双方材料是了解南京大屠杀最丰富的史料之一,但几十年来因为各种原因,鲜有学者前来翻阅研究,在张生教授看来,国内对大屠杀和东京审判的某些研究和结论错误百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则将比较完整地将这些材料收入、介绍过来。”谈到目前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现状,张生教授略有遗憾地表示,研究大部分都还处于皮毛阶段,“有些问题,如到底有没有下达屠杀令,现在研究表明有的。有问题说,松井石根有没有下达命令,但如果看看东京审判资料的话,研究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因为东京审判的结果表明,松井石根是知道屠杀事实,却没有制止,是渎职。所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必须回到东京审判。”在张生教授看来,所有大屠杀研究缺陷的一个最重要问题还是材料的缺失和不完备,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这方面将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批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张生教授最为看重的是第48卷至55卷的“遇难同胞名录”,“1万3千多个受难者同胞,有他们的名字、受难地点等信息,活生生的存在着,对他们也可以做出许多重要课题,比如根据这1万3千名有信息的受难者样本,可以对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年龄结构、籍贯结构、性别结构做出研究。通过这些样本,甚至还能研究战前南京的城市结构、移民结构,对那个年代的南京社会风貌史都有贡献。”虽然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也已经出版了3000万字,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张生教授看来“基本上还没有超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即使到现在,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没法和纳粹屠犹史深入研究相比。南京大屠杀研究将来会成为一门学科。” 【附录1】

《作战日志》证明屠杀是蓄意暴行

第32卷《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是此次出版的第二批27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相对最引起各方重视的一部史料集,它主要收入了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官兵的日记、作战命令、报告。

“特别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原一策大佐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手书的军方《作战日志》证明了大屠杀绝对不是日军个别士兵的行为,而是来自高层的蓄意暴行。”张宪文教授向早报记者介绍。

12月4日“第十一师团辎重队将十二三岁的少女强行带走,并在行军途中加以凌辱。根据宪兵的报告,其他类似事件还有很多,这使我感到有必要设立慰安所。”(第32卷《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第108页)

12月14日“南京沿岸的尸体多得惊人,太平门外也是如此,正在一个劲地燃烧着.……挹江门道路上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令人掩鼻……”(第32卷《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第110页)

12月18日“山田率团处置了15000名俘虏……”(第32卷《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第111页)

在南京采访期间,早报记者正好偶遇来南京大学作演讲报告的二战老兵坂仓清,87岁的坂仓清在讲座前一晚不小心摔破了头缝了针,第二天裹着绷带坚持要为学生演讲。“我是对中国人民犯下重罪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怎么会做那么残忍的事情。我们不断地重复做那样的事情(杀人),逐渐麻木。我们当初深信,所有这些都是为天皇而做。”

战败后,坂仓作为战俘先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和抚顺。谈到目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侵略史实的歪曲和否认,坂仓清说:“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战争。我们这些亲历者必须站出来。”此次陪同坂仓清前来中国的“抚顺奇迹继承会”主席熊谷伸一郎则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日本的教育出了问题,其次是日本的媒体都属国有,很多信息都被屏蔽无法让公众知道真相,最后最重要的是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而这个政党传统上否认战争事实。 附录2

600多名受庇护者写就感谢信

此次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发现并收入了600多名受拉贝庇护的大屠杀幸存者的感谢信。“避居于南京西门子电机厂代表住宅院内之六百余难民谨以至诚向西门子爵士致谢并祝福寿无量。”这是1938年1月6日,避难者们写给拉贝的感谢信。此外还附上了602人的签名名单,302名男性,300名女性,其中包括126名10岁以下的儿童。拉贝的工作人员据此整理的名单表格,上面分列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信息。如今还生活在南京的受庇护者穆喜福的名字下面就注明了“14岁,南京人,男……”等信息,而在其父穆桂生的名字下面,则注明了“49岁,南京人,男,卖菜,家长”等信息。

第29卷《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还收入了东京审判期间检方曾计划让拉贝出庭作证的电报记录,但最后没有出庭的原因还有待研究。有关寻找证人拉贝、马吉、威尔逊的电报致:副检察官希金斯先生;来自:D.N.萨顿;主题:电传要求……在德国找到、面试并得到约翰·拉贝的陈述,他在1937年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当时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据报道在柏林被占领之前他在那里。他能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吗?

穆喜福和李世珍夫妇是首例被发现的受庇护难民。目前夫妇俩仍然生活在南京。采访中,老人对70年前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根据穆喜福回忆,1937年12月13日上午,14岁的他躲进了南京小粉桥1号的拉贝住所,同样幸存下来的600多难民中有10岁远房表妹李世珍,他们在拉贝住所度过了70多个日子。10年后,他们成婚相伴至今。穆喜福说,当时有许多亲戚都躲在他们家,“拉贝就住在我家对面。”12月13日,穆家53口人都躲进了拉贝家,也是拉贝家庇护的第一批人。“第二天出门才看到,外面全是死人。”当天难民也陆续涌入拉贝家,“当晚有300多人,最多600多人,挤在拉贝的院子里。”穆喜福说,大人小孩都登记了名字,拉贝整理后,让大家按了手印,以发放食品等用品。大家也都睡在院子里,用芦苇稻草铺在那里,在穆喜福回忆中,每家每天分到一碗生米和杂粮,虽然挨过饿,但没有断过。让穆喜福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年时,拉贝给每家人都增发了大米,给小孩子还送了压岁钱和糖果、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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