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

摘要: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显示,距今4000年~3500年期间全球气温有过明显下降,这一降温事件对当时人类的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国前的商人正处于此次气候发生变异的时期,其活动地域的南迁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关键词:气候变迁/下七垣文化/商


19世纪末叶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的发掘,使得司马迁《史记》中记述的商史成为信史。其后的数十年间,学者们在对殷墟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便开始了对更早的商文化的找寻。20世纪50年代以来,二里岗文化被确认是殷墟文化的前身,即早商文化,使得先商文化的探索成为可能。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商人起源问题多有异说①,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北来说,即承认下七垣文化为二里岗文化最可能的来源,亦即是商人立国前所遗留的文化遗存。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在北起拒马河、南至沁水、东至豫东西部、西达太行山东麓的广大范围内均有遗址发现。观察下七垣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文化有逐渐南下的态势,已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②。然而对于商人南下的原因,学术界却极少有人注意。本文即对此做一尝试性的解释。


现今发现的属于下七垣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上。据相关专家研究,西周以前的黄河下游是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在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曾多次决溢改道,但大致是自宿胥口向北流走,途经浚县、内黄、曲周、巨鹿、深县、蠡县、安新一带③。因而,河北平原的诸多水系是汇入黄河,然后从天津附近注入渤海的。(图一)此外,在太行山山前洪积扇和古黄河之间的交接处,存在着由众多大小湖泊组成的湖泊带,其中见诸文献记载的有大陆泽、荥泽、澶泽、黄泽、鸡泽、泜泽、皋泽、海泽、鸣泽、大泽等,这些湖泊是太行山、燕山山前洪积扇和古《山经》河、《禹贡》河西、北侧自然堤之间交接洼地,由发源于太行山、燕山各河流潴汇而成④。


当时的河北平原东部虽然河流纵横、湖沼密布,然而却并不适于人类生存。如今太行山以东广大的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的土壤为潮土一沙土或盐化潮土、水稻土,生长着小麦、棉花、玉米和杂粮,是河北平原的粮食高产区⑤。但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以前,黄河频繁决溢、改道,并因此在平原上留下了众多的湖泊和沼泽,因而在当时这一地区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与河北平原东部不同,当时的平原西部,即太行山与冲积平原之间为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扇平原区。这些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扇平原呈南北状分布于太行山脉之东麓。巧合的是,现今发现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图二)可见在当时广袤的河北平原沼泽密布、洼地连片的情况下,古人只能选择靠近太行山东麓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平原居住。这一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或可称之为太行山走廊地区。从现今的地理位置看,这条走廊北起燕山山脉,南止于沁河谷地,西依绵延的太行山,东临辽阔的华北冲积平原,为南北陆路交通的通道。而在中全新世时,这条走廊西依太行,东临黄河,其间的宽度仅为70千米~120千米,因而走廊的态势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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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七垣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于这条走廊上,也就是说,建国以前的商人,几百年来一直生存在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区。走廊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商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走廊以东众多湖泊沼泽中生存的大量的水生动物又为商人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虽然走廊东西两面分别为太行山和黄河以及湖沼所阻隔,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商人活动的空间,但太行山和黄河这样天然的屏障,为商人构筑了一个相对封闭和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商人居于此处,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袭击,甚至可以阻隔来自东西两面其他部族的进攻。


然而不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显示出,商人并非一直固定于某个区域,而是处于不断的迁徙之中。由于走廊地区独特的地理走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人向东西方向的发展,因而只能游移于狭窄的走廊地带。观察商人活动地域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约在先商中期之后,商人不再向北拓展,而是选择了南方作为其迁移的方向。为何商人于此时开始南迁?当我们翻检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时,发现其南下与气候变迁之间似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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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专家研究,距今8500年~3000年为中国的全新世大暖期或气候最适宜期⑥。其中,距今5000年~3000年虽然不如距今7200年~6000年大暖期鼎盛期那般温暖湿润,但温度的波动较为和缓,同时也比较暖湿。这一点在粉尘堆积⑦和土壤磁化率⑧、冰芯记录⑨、山地冰川进退和雪线的升降⑩、植被的变化⑾、古河道和湖沼的发育⑿以及湖海平面的升降⒀等方面均有清楚地呈现。


与全国的气候变化同步,在距今5000年~3000年的近2000年间,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当时平原上落叶阔叶林极为发育,这一时期的森林成分除有松外,阔叶树在森林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树种亦极多,有栎、桦、榆、桑、胡桃、臭椿、椴、柳等。此外,个别生活在北亚热带的树木如山毛榉、枫香等迁移至河北平原的南部,目前只分布在江淮一带及其以南地区的水蕨则于当时北抵河北平原北端。据有关专家测算,1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度~5度,7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1度~2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200毫米⒁。由于气候暖湿,河流水量增加,流量较稳定,含沙量小,加之海平面上升,地面坡度变小,河北平原主要是弯曲性河流和牛轭湖的河湖相交错。当时黄庄洼—七里海、白洋淀—文安洼、大陆泽—宁晋泊三大洼淀群及其间众多的湖沼洼地断续地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洼淀群⒂。有学者对当时白洋淀地区的气候进行研究,发现在大暖期水生植物孢粉的百分含量较之前大增,特别是以喜暖湿的水蕨植物在本区的大量繁殖最为突出,其含量达到孢粉总数的67.6%,据此推测当时白洋淀地区的气温比现在高2度~4度,降雨量多200毫米⒃。由于气候变暖,水量增加,沼泽面积扩大,所以喜暖喜湿的竹鼠、獐、貉、水牛、四不像鹿等动物活动其间。渤海湾沿岸海平面升高,古海岸线最高时达到海拔3米~5米附近的无棣、孟村、青县、天津、宝坻、玉田、丰南、唐海、乐亭南⒄。所有这些反映出河北平原气候温湿,湖沼交错,草木繁盛的情景。


虽然如上所述,自距今5000年~3000年期间的气候仍然较为温暖湿润,但有学者研究后发现,这2000年间的气候并非一成不变。相对而言,距今4000年之前为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期,距今4000年前后则为一多灾的时期⒅。这一灾难表现为气温急剧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干旱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替带的北界南移了近1个纬度⒆。这次大的气候变异对以后的气候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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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被变化


地处北方的长白山孤山屯剖面的孢粉分析表明,从距今4000年起,松、云冷杉数量明显增加,植被由榆、白蜡树、栎、胡桃和桦占绝对优势的阔叶林演变为松、云冷杉为主的针阔混交林⒇。晋北阳高地区的王官屯也从距今4000年开始出现乔木花粉下降、性喜冷喜湿的冷杉花粉增加的变冷过程[21]。(图三)内蒙古大青山调角海子剖面中的油松花粉浓度在距今3900年之后突然降低1个数量级以上,一度消失的冷杉花粉再度出现。从距今3700年~3500年前后开始,这一地区植物密度降低,森林环境为草原或森林草原环境取代[22]。(图四)二里头遗址在距今4000年之时,木本植物孢粉占总孢粉数量的17.5%,水生草本植物占24.9%,其中乔木以落叶阔叶的桦、桤、栎、桑为主,反映出较温暖湿润的环境。但自距今3900年~3650年,木本植物中阔叶树种突然减少,且以松属为主,草本植物含量大大增加,显示出气候向凉干转化的过程[23]。杭嘉湖地区相当于距今4000年的孢粉组合中常绿阔叶林中的青冈栎、栲属已不存在,柏科增加,水生植物减少。其后的距今4000年~3600年为松阔混交林为主的干凉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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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物群迁徙


以喜爱温暖气候的四不像鹿为例。四不像鹿多居住在山麓、平原和湖沼附近,曾出现于末次冰期的凉湿阶段,距今7500年~5000年期间繁盛于我国东部地区,在北纬40°以南,太行山东经110°以东,南达大别山和江南丘陵边缘的广大区域均可见到其踪影。但据历史记载和14c测年数据,距今4000年~3500年间因气候变冷,四不像鹿减少,直到殷墟时代气候变暖,四不像鹿才又大量增加[25]。


三、海平面升降与海岸线变化


从我国东部海平面变化曲线来看,距今15000年~6000年前海平面迅速上升,其后有过几次大的波动,其中距今4000年左右海平面变化曲线出现明显的低谷[26]。在渤海湾西岸,由4道发育良好的贝壳堤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岸线在4.0kabp之后开始后退[27],其中第三道贝壳堤以巨葛庄为中心向海河南北两岸延伸,堤宽100米~200米,海拔3米~4米,高出周围地面0.5米~2米,呈断续的垄岗状出现[28],经14c测定,其年代为距今3400±175年[29]。(图五)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布有多条冈身和沙冈,如吴淞江故道北岸自西向东共有五条沙堤(又称冈身),其中最东一条形成时间为距今4000年~3000年。此外,自距今4000年之后的贝壳堤下伏滨海相泥层标高为0.5米~1.5米,反映出此时海面下降、陆地向外扩展的情景[30]。


四、湖泊水位变化


位于北纬40°现今季风边缘区的岱海、青海湖等湖泊,在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以后一直持续高湖面,但到距今4000年时湖面开始迅速收缩,湖泊水位急剧下降,并进入低湖面时期[31]。地处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的湖面和湖水温度也自距今4000年~3500年始明显下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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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降水量分配不匀,非旱即涝


距今4000年之后的几百年为全新世大暖期行将结束之时,这一时期的气候波动剧烈[33]。这种气候的频繁波动往往与各种灾异的出现相对应。由于气候极端不稳定,气温和降水量变率增大,旱涝等各种灾害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时期[34]。有学者对近5000年来我国中原地区的年降水量进行估算,发现距今4000年~3800年期间为大旱期,这种干旱一直持续到距今3600年方才结束[35]。(图六)大旱往往与洪水相携而行。一般而言,冷于时期由于降水集中,多数时间没有降雨,年降水变率大,因而河流流量变率也大,所以易发洪水;而暖湿时期由于年降水变率小,河流流量变率也小,因而不易暴发洪水。而此时的华北平原多有洪水的记录,有学者根据古河道砂体以及埋藏在该砂体中的草炭、木炭、漂木及其上面的泥炭层、古遗址的材料,认为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华北平原有过洪水期[36]。还有学者对滹沱河岗南一黄壁庄段古洪水进行调查后,发现距今3500年前后有过一次大的洪水,洪峰流量达25500m3/s[37]。这一变化与竺可桢于20世纪70年代据考古、气候和历史资料恢复的中国近5000年温度变化曲线所反映出的事实正好一致。所有这些反映出在距今4000年~3500年之间有一次较强的降温过程[38]。这一降温过程恰巧与欧洲、北非、近东、美洲和印度等地同时期发生的气候突变相互对应[39]。在距今4000年~3500年,全球性气温突然下降,当时年平均气温下降幅度可能达3度以上[40]。


巧合的是,历史文献也为我们传达出相同的信息。夏朝的建立约在公元前21世纪[41],正好处于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异的时期。《尚书》、《墨子》、《论语》、《左传》、《楚辞》、《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众多文献记载了夏初发生洪水、大禹治水之事[42]。如《尚书·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此外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与大禹治水相关的记载,如《*[上两个“号”+中两个“巾”+下“火”]公盈》开篇即为“天令(命)禹尊(敷)土,*[阝+两个“圣”](随)山*[壑去土加灬](濬)川。”[43]由此可以确知,大禹治水之事当非向壁虚构。尽管对于这次洪水持续的时间,不同文献有不同说法[44],但夏初存在过特大洪水则是可以肯定的。在其后的夏王少康、杼在位时,也发生过大水。《今本竹书纪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45]。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国语·鲁语上》也记载了此事:“冥勤其官而水死。”除涝灾外,夏代还发生过旱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旱灾多集中在夏代末年。《古本竹书纪年》:“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46]《今本竹书纪年》说帝癸二十九年“三日并出”。《墨子·非攻下》:“遝至乎夏王桀*[车+告]有 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商初时仍然多旱灾,因而商汤求雨救旱的故事流传极广,在《墨子》、《荀子》、《尸子》、《吕氏春秋》、《尚书》、《史记》、《说苑》、《韩诗外传》、《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蛛丝可寻。《吕氏春秋·慎大览》:“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汤……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庄子·秋水篇》:“汤之时,八年七旱。”《吕氏春秋·顺民篇》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墨子·七患》云:“殷书曰:汤五年旱。”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整个夏代旱涝灾害极为频繁。尤其夏桀时伊河、洛河枯竭和汤时大旱多年的记载,反映出时至夏末和商初,中原地区仍处于一个气候多灾的时期[47]。


如上所述,自距今4000年来整个北方地区的气温骤然下降,紧接着降水减少,气候的转变引发了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48]。温度的下降、降水量的锐减和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于习惯了以农业为生的商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相关学者研究,作为当时商人主要农作物的粟,对于温度的要求极其敏感[49]。如果温度下降3度,那么农业种植上限降低,有效积温和有效无霜期也相应减少,因而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便无法保证[50]。而降水量的突然减少同样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51]。在此之前的全新世大暖期之时,农业的北界达到今长城地带[52]。然而在经历了这次的降温事件之后,原来农业繁盛的地区或者向牧业转化[53],或者为了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向南迁徙[54]。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北土植物生长期本已短促,塞外干寒,可以容忍的变化边际极为微小。气候一有改变,越在北边,越面临困境,于是一波压一波,产生了强大的推力。”[55]


气候的变化和北方民族的相继南下,给居于连接北方与中原的走廊地区的商人以巨大的压力。当商人所处的走廊中北部的环境不再适宜生存时,向南迁徙无疑便成为最好的选择。当时居于商人南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均较商人先进得多的夏人,商人在南下过程中,接触到较为先进的夏文化,并因此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如果说商人最初南下仅仅是迫于生存压力,最初与夏及夏的与国交往是出于对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倾慕的话,那么其后来的举措则完全背离了初衷,而衍变为一种贪婪的征服历程。


由此看来,商人之所以南下,与狭长的太行山走廊的地理态势和气候的干冷化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促成商人南下的诸项要素中,自然环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气候变化给商人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为商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商人被迫南迁,而接触到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夏文化,从而刺激了商人本身民族文化的发展。


(此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先生、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许清海先生、李月从女士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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