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消费

从明中期起,社会各阶层的衣、食、住、行,纷纷突破明初礼制的等级界限,出现违禁犯分的现象,并由俭朴走向奢靡,呈现商业化和世俗化的趋势,而到了明代晚期,这种趋势变越演越烈。


在明中叶以前,儒士阶层或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只不过是移种假定的,非正式的群体。(1)这种状况到了明中叶终于有了转机,明中叶以后,书院勃兴,结社风行,江南儒家知识分子的凝聚力因此的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2)明代的士大夫也由此成为了一个比较特殊比较固定的群体。


而不管在哪朝哪代,知识分子群体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从而也享受到了比较多的特权。


明朝初期,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财害民。”(3)经常告诫臣下记取张士诚因为“口甘天下至味,犹未厌足”而败亡的事例。认为“奢侈是丧家之源”(4),“节俭二字非徙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官守之。”(5)在灾荒之年与后妃同吃草蔬粝饭,严惩贪污浪费。太常寺厨役限制在400 名以内,只及明后期的十分之一。明成祖也相当节俭,他曾经怒斥宦官用米喂鸡说:“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宥。”(6) 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社会局势和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日常消费也开始不象当初一样节俭。万历《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时写到,“国初宫室尚朴,服不锦绮,器用陶瓦。成化以后,富居华丽,器用金银,陶以翠白,市井有十金之产,辄矜耀者有之”,将不思积蓄、与个人收入不相称的消费称作炫耀矜夸,但没有直接用奢侈一词。但随后记载城武县时写到,“迩来不事储蓄,宾客馈遗,流于奢侈”(7)。


明人顾起元对南京风尚奢侈颇有微词,“是以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8)


尤其正德、嘉靖以后,风尚大变。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蓄伎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娼优、耽博弈,并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这些人“不蚕织而文绣,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贷而车马,不商贩而积蓄”甚至有些“昏惰者流,附于安静,万姓死生,浑如醉梦” (9)


明代著名的学士李贽曾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禾康。”


总而言之,明代晚期士大夫的消费开始趋向奢侈浮华。




(一) 饮食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消费生活的物质基础,消费生活的主体不外乎衣食住行,在衣食住行的各种消费中又以饮食活动最能敏感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活水平,各阶层的生活态度和享受生活的欲望,在各类消费中处于领先发展的地位。


明王朝处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经过极度的发展走向下坡路,但又是人才辈出,学派峰起,思想活跃的时代,尤其在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思想界的局面。思想开放,经济发展,为明朝士大夫饮食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剌激人们的生活欲望,人们开始注重饮食


明代商业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货物品种繁多,谷布丝棉、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在商品中的比重上升,并且交换的领域也开始从地方市场走向跨区域市场。。“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0)山南海北货物辐辏,各色品种琳琅满目。在江南名城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11)而在江南的大部分士大夫从正德后就对赚钱感兴趣(12),繁荣的商业提高了城镇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刺激了人们的各种生活享受的欲望。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一点在饮食消费中表现尤为突出。家庭富裕的士大夫穷奢极欲以及文人雅士的讲究饮食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万历《通州志》记载,当地以前“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若有宴请,也“不求丰腆,相与醉饱而别以为常”。可惜今昔不同,“无故燕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不仅宴请频繁,而且显然已超出“醉饱”这一标准(13)


万历《嘉定县志》记载:“若夫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丧葬之家,置酒留客,若有嘉宾……”(14)


著名的士人张岱在他的著作《陶庵梦忆》中记载了许多美食和趣闻,在叙述他嗜食的土特产时,列举的特产竟然多达57种。远至北京、山西的干货,近到江南沿海的时鲜,一个月甚至当天即能送到。如此富饶的产品为制作美味食品提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到嘉靖后期,士大夫之家“宾飨嵛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骏儿,喧杂弦管矣。”(15)他们“一张口‘筵设庭陈,绮靡丰洁,但恨不精,宁怜膏血’”(16)尤其是在迎送上级时,异味珍馐,罗帷锦帐,一味铺张,“酒席下程,备极丰美,铺张供上,竭尽纷华”(17)


但是相比于有官阶的士大夫来说,有功名但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的饮食生活就贫窘的多。明晚期的秀才生员一般借寓僧寺读书、会课,会饮食“但用菜腐,或设咸鱼不知有肉味也”(18)


(二) 服饰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每个朝代都会有特别的服饰制度,用以区分各个阶层的身份。明朝初年,法律严峻,纲纪严整,在这种情况下,服饰制度也得到严格的遵守,人们不敢逾越制。但是到了明朝中叶以后,纲纪废弛,法网疏阔,竞尚奢华,服饰亦僭拟无等。(19)


明代著名士人张翰的《松窗梦语》:“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20)。


明代人沈德符对此情景做过概括,他说:“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中:其一则勋威。如公侯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只八品尔,乃家居或废罢者,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例为齐民,曾见一人以白身纳外卫指挥空衔,其衣亦如勋卫,而衣以四爪象龙,尤可骇怪。其一为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曾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秀,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21)这里说的是明代的皇亲国戚在服饰上的僭越礼制,而士大夫服饰越制决不亚于勋威。陈洪谟说:“当涂邹鲁以御史谪官县丞”之后,时常仍服豸绣”(22)大理寺卿陈某“妄自腰玉”(23)


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也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埒也。”(24)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25)


总的来说,明代的士大夫服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巾服不再以朴素为尚,而且是以奢侈的华服为荣,其次,是冠服诡异,式样日新,冲破传统的礼制束缚,第三点就是士大夫服饰出现了女性化倾向。


士大夫们的服饰分为公服和便服。做官的士大夫们的服饰特征主要是纱帽、圆领。就公服而言,生员服黑镶蓝袍,举人、贡生服黑化缎袍,监生服黑灯绢袍,均不镶。举人俱戴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添里。到明末时,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同戴儒巾。皂靴与职官相同,至于使服,至职官大僚而下,以至生员,一概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中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以示与庶民有异;而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以示与隶人有相别。(26)


以上服制,本是明朝固定的,方巾峨冠也是士大夫服饰的标志。但是到了明代晚期,不仅市人戴方巾习以为常,下至台舆厮役,也纷纷然戴巾(27)服制一滥,士大夫们只好创制别的样式,以示区别:


“今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饼、侧缀以两大玉环。而纯阳巾、九华巾、逍遥巾、阳明巾等,前后益两板,风至则飞扬。”并且“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28)甚至出现了悉更古制的“时样”(29)也就是时装。而在衣料的选择方面也开始多样化。“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汰,至今日极矣。”


士大夫服装女式化的风气在明中叶以后就有迹象,即男子朱裙画裤,但是到了明代晚期,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辨。”(30)浙江桐乡县“自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于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诗来讥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31)崇祯时浙江乌程县也颇为“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32)。明代晚期这种“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的行为,表明当时士大夫阶层追逐时髦的风尚达到了极点,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他们甚至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士官亦喜奴辈穿着”(33),有的人竟然以穿着奴才的服饰为新奇。


士大夫服饰的僭越礼制在明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明朝法制“法久就弛”,并且明朝后期买官卖官风气极甚,捐了官自可得官爵之爵带, 服饰之禁不攻自破,其次,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对服饰的演变起着巨大的作用。


等级制的服饰制度的改变,导致了森严的封建等级界限的模糊,也从以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晚期“天崩地坼”的社会生活景况。


(三) 住房


明代房舍在明初也是有等第之分的。但是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很明显的准则,主要是以其家庭身份而定的。若为缙绅之家,当然可以享受职官房舍等第的待遇,但是,如仅是普通士人,家庭并不富裕,那么就只能局限于庶民等第。到了明代晚期,士大夫的房舍也发生了变化。


顾起元引明人王丹丘《建业风俗记》曰:“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34)


明中叶以后,宦官进以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与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闹的沸沸扬扬,直至明亡。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诚良将不断遭迫害,受株连,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了失去了安全感,感到了“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前程茫茫似海,心灰意冷,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宦囊丰裕者,造园林以享天年,便蔚为风气。明代很多人的作品中都反映了这一点:比如说韩邦靖的“山坡羊”、屠窿的“渔阳鼓”“逍遥令”等等。


时人载谓:“凡家累千金,恒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名居大半,然不过近距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与一时耳。”(35)


明代王锜曾在他的《吴中近年之盛》一文中说:“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癌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 表示了明代晚期城市房屋之多与豪。(36)


而士大夫嫌弃城市的喧嚣和世俗,宁愿归乡。


莫是龙说:“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37)吴履云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也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埔,不读士籍”


于是从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开始大规模兴建,形成我国私家园林的全盛时期。


这些园林不论面积大小,皆具特色,而且都体现了江南园林所具有的叠石理水、花木种类繁多、布局有法、风格淡雅的特点,每座园林几乎都用了当时造园手段的精华。其格局大都以山、水、泉、石为骨骼,以花、木、草、树为烘托,以亭、台、楼、榭为连缀,自然要素和人工创造融于一体,形成各自独特风格。使得明代园林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


但是明代士大夫的隐居也还是有着其他的原因:明中叶以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鸡鸭鹅,蓄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樱粟。又从海外的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8)


这些士大夫们所建的园林,后来大多数都没逃掉荒废的命运。明代灭亡后,清兵南下,“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所谓锦绣江南……及遭残毁,昔日繁华,以减十分之七”(39)。另一方面,清初在经济追比欠赋,使的不少的缙上的严加控制,绅倾家荡产,所属园林也就成了荒烟衰草。


但是在明代中晚期,家有资财的缙绅之家才建园林豪居,相对较为贫穷的一般士人,除了原先在学校号舍肄业以外,基本上家里没有专门用的书斋以供学习,往往是在僧寺、神庙、社学中读书。(40)


(四) 游历


明朝的疆域东起朝鲜,西控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帻,东西5875公里,南北5452公里。到,明代中期,明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辽阔、势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明代中期以后的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稳定,在社会各阶层中,多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使得人们有了出门的欲望。士大夫的游历最大的因素应该是由于官位调动而随之流动。但是到了明朝晚期,士大夫们在从政危殆的情况下,愤而弃官,谢职归里,无意仕途,专心于学,寄情志于山水,或问奇,或求知,或求乐。此外 ,由于生产的发展,从明中叶起,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索自然界的某些规律,逐步形成一种钻研实物的学风,一变过去那种侈谈理性、不务实际的风气,使旅游在审美、愉悦的同时,向实地是游览、调查、考察、科学研究方向发展,使明带旅游活动具有深刻的科学文化内涵。而其最基本 的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


明代中期以后,游寓之风相当兴盛。究士人游寓他乡的原因或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以 下四类:


其一,天下山川秀灵,可以触目寄怀,“遂趋逸驾”;(41)


这个主要代表有:明朝末年最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县马镇乡人。徐霞客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群书。自谓:“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悟,乃以一隅自限耶!”于是决心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毅然冲破封建传统的藩篱,“问寄予名山大川”,以饱览祖国山川,描绘壮丽山河,探索大自然之奥秘为毕生快事。


他从22岁开始“周览名山大川,以扩大心胸,增广见闻”。直到他56岁(1640年),即逝世的前一年止,东渡普陀,南涉粤闽,北历燕冀,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高原的腾冲,足迹踏遍当时两京十三省,相当今天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河北、北京市、天津市、河南、山西、陕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18省(市、自治区),行程45000公里。并写出了《徐霞客游记》一书。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称赞《徐霞客游记》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西方的地理学界耶高度评价这部巨著,并于17世纪译出。应该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曾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探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其二,他乡有知己,一 些朋友契己相邀,“揽衣结睇,遂相联附”;(42)


儒士群聚,使得凝聚力加强外,也使得他们的地域关系和师徒关系得到突破,由于书院及学派的发展,很多士人亦不驻足于本土,而是游走于四方。士人聚会也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跨区越省。各书院和文社之间也不自闭门户,而是相互流动,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43)

其三,感乱丧时,希望通过流寓他乡,“ 图存裔孺”;(44)

其四,流寓他乡,是为了绝尘远俗,“寄兴幽贞”(45)明代晚期政治混乱,一些士大夫无心政治,远离朝廷,流寓他乡,绝尘远俗


其五,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吏治日下,纷纷放弃“科举入仕之路”提倡“经世致用”走向实地考察的大课堂。


其主要代表有:明代著名医学家、书画家王履。王履,字安道,号畸叟,江苏昆山人。他认为书画真正的创造不是“仿”而是“去故而就新”,深入自然,并由此提出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精辟名言。


吴门画派的始祖沈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等人的成就也是与亲临仿画自然山水分不开的。


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字学先,号玄扈,上海人。他最著名的著作《农政全书》就是通过旅游考察实地调查取得的 辉煌成果。


晚明士人的出游一部分是步行,但大多数是乘轿的,至于地方学校的生员,“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自隆庆四年(1570)以后,新进学秀才,亦有乘轿者(46)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47)甚至有些比较有钱的士大夫一出门“旌旗鼓吹,数里扬尘。奔走百司,饥困千人”。

士人游寓之风的盛行,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明代取士之制,从府、 县考试一直到乡试,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参加考试,禁止冒籍。明代中期以后州县“土著 人少而客居多”现象的出现,无疑给科举考试中的籍贯问题带来严峻的挑战。如山东临清,十九都是徽商占籍,而“商籍”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商人子弟的客居地的科 举考试资格。有了这么一种大形势作铺垫,当嘉靖年间,浙江会稽章礼参加顺天府试, 并获取解元之时,众人哄然相攻,指责其冒籍,但这次明世宗的回答似乎大出攻击者的 意外,他说:“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48)这显然是对那些客居或游寓他乡的读书人能合法的参加当地科举考试的一种默认。


明代人们出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纵深发展,使城镇经济同周围乡村联合起来,而且实现了和外地经济的沟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的士大夫也开始涉足商场,上面也曾经说过,江南的大部分士大夫从正德之后就对赚钱感兴趣,于是这些经商的士大夫们也开始游走天涯,并不固定在某一处了。


明代社会流动的加剧,无不显示出明代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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