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这个说法是很早时候在部队采访期间听说的,当时有些半信半疑。到了日本以后,有意无意间看些资料,才发现这并非虚构,这名日本记者,就是《赤旗报》驻河内的特派员高野功。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获悉中国军队已经撤离谅山,急于掌握第一手新闻材料的高野功匆忙在越南外交部人员的陪同下赶入城中,不幸的是仓促间高野一行错误地乘坐了越军的军用吉普车,结果被担任掩护的中国军队误认而遭到猛烈射击,吉普车被击中翻车起火,高野当场中弹死亡。同时进入谅山的另一名日本记者,《朝日新闻》的特派员井川优,也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遭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的轰击,所幸井川及时亮出身份,才避免了误伤。



赤旗报记者高野功这似乎也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唯一死亡的第三方外国记者。在日本察看文献才发现,高野功其人还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而且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左翼作家。高野功,一九四三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日本共产党党员,先后在《每日新闻》和《赤旗》担任记者,1978年,因为他熟悉越南语,被《赤旗》派遣前往越南首都河内担任特派员。他翻译的越南战争期间的文学作品,如《白衣》,《守望妈妈》等至今在书店中依然可以买到。




说起来,《赤旗》是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日共机关报的记者死于同样由共产党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手,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日本共产党在这次战争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日本共产党当时的路线与奉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而是牢牢遵循原苏联的思想和经济路线,所以,在七九年中越之战爆发后,日本共产党和它所属的《赤旗》就毫无悬念的站在了越南一方。也正是因为如此,除了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外,能够在当时对外国新闻记者视若洪水的河内保留正式新闻机关的报社,只有日本的《赤旗》。这样,高野才有机会前往谅山前线。



《赤旗》后来发表的专题 -- 《三月七日,谅山》,让我们还原高野功死亡的前后经过。



当时《赤旗》的河内分社,地点在河内旧托尼亚特饭店,中越开战的时候里面还有几名其他记者,如朝日新闻的石川文洋(当时在越南的唯一摄影记者)和井川优,日本电波的本多胜一等,这些人本来并非为报道战争而来,而是和茨城大学的历史教授吉泽南等人一起来此参加吉川宏文馆在越南组织的合作纪念活动 -- 《越南战争 – 人民的战场》,正在筹备中,战争就打响了。



高野功当时和太太高野美智子一起住在河内,听到开战消息,立刻四处奔走,不断向国内传递最新战报,中国军队攻占老街的消息,最早就是高野传到日本的。由于消息渠道有限,连当时日本国会讨论中越战争问题,都经常引用高野的报道。



不过高野并不满足,他开始不断向越南政府提出上前线采访的要求。有人说日本人有一个优点就是敬业,这倒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至少,日本的战地记者在这方面可称优秀。中国的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就曾和日本共同社记者大河原一起冒死采访过巴勒斯坦人的暴动,要看看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练的龟息大法,倒是这些记者更继承了些武士道的猛劲儿。最初的几天,越方拒绝了高野的要求,但经不住高野拿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大帽子来压,恰好谅山守军,越南王牌军金星师似乎还很争气,竟在中国军队围攻下坚守了十来天,战线相当稳定。看到如此情况,越南外交部就批准了高野到谅山采访的要求,并派了四名外交部官员陪同前往。

在日本人中间,对高野此行却颇有些担忧,原因是高野在采访的时候有时过于莽撞,前一年他就曾随越军攻入柬埔寨的部队采访,结果采访车误入战场,遭到双方的交叉射击,险些丧命。不过,这次,有另一名记者中村梧郎(现为歧阜大学教授)一同前往,可能不会这样危险吧。



不久,消息传来,高野一行出发后不久就被滞留在北江不得前进。原来,越军统帅部在谅山僵持了几天后,忽然发现(因为苏联提供了卫星照片),谅山没有失守,并不是“金星师”战斗力多强,而是中国军队利用它摆了个口袋,在两翼集中十几万大军,准备围点打援将越军从柬埔寨撤回来看家的四个师一网打尽!看出不妙的越军当然不会让高野等人往口袋里钻了。同时,越军试图将“金星师”悄悄撤出谅山,但很快被中国军队发觉,师部刚刚渡过奇穷河,看到吃饺子无望的解放军就发动了总攻,三月三日一天激战即将谅山攻克,四日,中国军队渡过奇穷河追击,所谓“金星师”除师部等少数单位先期撤离外全军覆没,谅山战役是为此次战争最大歼灭战。由于谅山以南已经无险可守,越南政府紧急动员驻河内的外国侨民撤离。



消息传到河内,留在那里的日本人倒并不紧张,毕竟对于解放军的纪律,当时各国都有好评,吉泽南还取得批准,到北江去看望高野一行。临行前,高野的夫人高野美智子(当时和高野功一起住在河内)还让吉泽带东西给高野。正在这时,就传来了高野死在谅山的消息。



怎么会形势骤变呢?原来,按照预先计划,攻占谅山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五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完成惩罚,撤军回国的命令(也是担心把越南打急了苏联从北面出手),各部随即开始从谅山撤离。



听说中国军队已经撤离的越军大喜之下立即派出先头部队前往谅山,三月六日,越军侦察人员报告谅山市区已经没有中国军队,越军开始返回谅山。这时,高野功就再次提出到前线采访的要求,被中国军队的举动搞昏了头的越南方面未加特别思索就同意了他的申请,七日,高野,中村与四名越南官员乘吉普车前往谅山,在穿过市区的时候被中国军队用机枪击中翻车,高野死亡。



从中国军队的资料上,很难找到相关的战斗,只有一点线索,似乎与其有关。第四十三军的战斗简报上记录,三月五日,该部从谅山撤出,但因上级下令对谅山战略目标,工厂交通枢纽等务必全部摧毁,一二七师一部滞留谅山市内完成爆破任务。七日,在主力部队撤离之后,担任掩护的一个分队于谅山以北某高地警戒中,发现越军“摩托化部队”从南向北穿越市区,有追击我军企图,即用缴获的越军12.7毫米高射机枪对越军开火,当即击毁指挥吉普车一辆。越军随即停止行动。



如果高野功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打死,可谓冤枉之极,但也只能怪他自己,要知道越军主要是步兵,开着吉普车乱跑,不是太惹眼了吗?



高野死亡处的谅山街道,他被击中的地方,就在此路向上一段,战后日本记者石川文洋曾到此地吊唁,并到高野位于谅山市郊外的墓地献花。在得知中国政府撤兵后,高野已经向中越双方提出申请,要求采访双方的交换战俘与停战谈判。由于越方工作疏忽,在战后中越交换战俘的时候,参加会面的外国记者名单中还赫然有高野功的名字。高野功死后,被授予日本记者协会第二十二届年会JCJ特别奖。



因为高野功的死,日本国会第八十七次国会中,共产党议员上田耕一曾经在外务委员会会议上提请讨论,认为中国军队的做法违反战争法则,要求提起抗议。不过,当时的国务大臣园田直对此不予支持,一方面表示了对高野的哀悼,一方面也含蓄地批评了高野在采访中擅入险地的责任。对此,上田也无法过分的坚持,毕竟高野是坐着越军的车辆被打的,他也只能说:“高野君当时戴着标有‘记者’标志的帽子么,中国军队应该知道他不是战斗人员。”



从上千米以外观察一顶帽子,并且因此判断戴帽子人的身份,似乎上田对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视力要求,也未免有点儿太高了。


猜你感兴趣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