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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变节文人”的心态和命运


每当朝代更迭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就成了让群体关注的问题,而一旦处在民

族矛盾尖锐的时刻,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令人困惑。在明清之际,一大批相当有影响

的文人纷纷仕清,名垂被世人视为耻辱的《清史稿》的《贰臣传》,其是非功过、荣耻

毁誉,更成了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他们的“变节”经过:


注:依次为姓名----担任过的官职----主要作品


钱谦益(牧斋)

明万历进士----翰林院编修(明)----太子太保,礼部侍郎(明)----礼部尚书(南明)----

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明史馆副总裁(清)

(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历朝诗集)


吴伟业(梅村)

明崇祯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官(明)----左庶子(明)----少詹事(南明)-

---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清)----祭酒(清)

(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及梅村集)


龚鼎孳(芝麓)

明崇祯七年进士----兵科给事中(明)---左都御史(明)----直指使(李自成)----吏科给事

中(清)----太常寺少卿(清)----恤典给事中(清)----左都御史(清)----加少师兼太子太

师(清)----加太保(清)----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清)

(定山堂集)


曹溶

明崇祯十年进士----御史(明)----御史(清)---顺天学政(清)----太仆寺少卿(清)----左

通政(清)---左副都御史(清)----户部侍郎(清)----广东布政使(清)----山西阳和道(清)

(倦圃诗集)


陈名夏

明崇祯进士----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明)----降李自成----复原官(清)----吏部

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清)----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

,兼太子太保(清)


阮大铖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行人,擢给事中(明)----工科都给事中(明)----兵部右侍郎,继兼

左副都御史(南明)----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南明)---降清

(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咏怀堂诗集)

......


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江左三大家”,即钱牧斋、吴梅村、龚鼎孳。这三

人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都是儒家学说坚定不移的传道者,但其本身却又做出了“变节

”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这一矛盾的现象,正是明清之际一些文士复杂心态的典型反映

。 这其中,心态最为复杂的莫过于钱谦益了,他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却又时

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自称遗臣领袖,将抱首阳、

栗里之节,却屡屡因热衷荣名而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

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

?”),却又在降清后积极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

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他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

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四载一事云:

牧斋尝归里,舟过蠡口,有客舟前梗不得行。客舟中皆苏常士子避难而出者。遽问

来舟为谁,舟子对以常熟钱相公。士子十余人佯为不知,移舟过访。牧斋日:"某明朝太

子太保、礼部尚书,现今礼部侍郎、翰林学士钱某也。"士子讶日:"太保故未死耶可谓

庆矣!"即声别同去。牧斋忸怩者久之。

和钱谦益不同,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明亡后,吴伟业在南明政权下做

了两个月的少詹事,不久托病告归。南明政权覆灭以后,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一样坚

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杀殉国,但更不愿屈事外族,而准备做遗民,入清以后也不再参

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作为极具声望的海内宗主,其是清廷必欲罗致的首要对象,在清廷

下了征召令之后,他也曾表示誓死不出的决心,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

清朝。

对于吴伟业这样有着敏感的心灵的诗人来说,仕清以后的岁月,便是他内心的良知

不断拷问灵魂的岁月。他的深哀巨恸,只怕远在陈子龙辈亡国破家的痛苦之上。陈子龙

写出了“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这样哀婉凄艳的句子,而吴伟业则用他全部的后

半生赋出生命永远的悔。翻开梅村家藏稿的后集,触目尽是缠绵入骨的痛悔,那些铺天

盖地而来的凄怆,如子规啼血,令人不忍听闻。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

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

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在其弥留之际,他

更是写出了“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情。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胸中

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这些诗句已经不

加一丝雕饰,纯是和着血泪,奔泻而出。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

之墓”(见顾师轼所作吴氏《年谱》引),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和

内心痛苦的最后挣扎吧。

与钱、吴二人仕清后的苦痛悔恨相比,被人讥为“三朝元老”的龚鼎孳则表现出了

完全不同的潇洒心态。钱氏娶了名列“秦淮八艳”的柳如是,降清后在其的帮助下从事

抗清复明的政治活动。而同为秦淮艳帜的顾眉,在嫁给龚鼎孳后,却帮助其走了一条惊

世骇俗的道路。和顾眉一样,龚氏也是一位现实主义信徒。李自成攻占北京,龚氏率先

投降,“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数十天后,风云突变,多尔衮

赶走了李自成,龚鼎孳似乎没经过什么犹豫,又迎降了睿亲王。和柳如是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顾眉也劝过曾经龚氏,不过是劝他早点投降。以至于在别人责问

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时,龚慌不择言,竟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成了千古

笑谈。

不论政治背景如何变幻,龚、眉二人之间的爱情却似乎超乎其上。国事糜烂之际,

龚氏明媒正娶江南名妓入京,而且又把婚后两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成诗文公开刊刻。

明清代替,他们一面屈节投降,一面却不避忌讳,在诗中写下对世事沧桑的悲叹和品评

,持论公允,颇有见地。他们的夫妻恩爱在新朝被列为罪状遭到攻击,言官说他“前在

江南,以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

安,已置父母妻孥于度外。”在回江南奔父丧时,其又公然携顾眉同行。守丧期间,顾

眉无视官员服丧的严规,带着龚鼎孳重游金陵,沿江访友,在镇江、苏州、扬州、杭州

等地游赏欢宴,屡兴诗酒之会,甚至招妓歌舞佐酒。这些举动在当时足以使龚氏丢官甚

至入狱。龚氏夫妇在此时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他们其实并不缺乏胆量和气魄。

不管原因如何,这些文人的“变节”行为,都成了道学家眼中抹不去的污点,不但

将其人品置于不齿而不顾,其作品也长期受到禁毁,其历史地位更是久不为人提及。而

与之学术地位相当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却因其身为明朝遗民而备受推崇。

历来这些评价上的不公允,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违背了传统的“忠君”观念,而是有一种

更深的民族主义的偏见在作祟。韩非子的仕秦,萧何、张良的仕汉,房玄龄、杜如晦等

十八学士的仕唐,从传统道德来看,都是丧失气节、品行玷污之举,但却从没有人略加

非议。因为那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效忠的仍是汉人,不

是“异族”。而方回、王沂孙的仕元,钱牧斋、吴梅村等人的仕清,之所以不能为人容

忍,其实正是由于其降的是异族,有汉奸之嫌。从夷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

都,这种观念自古就是一脉相承的,其绝不等同于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而是根源于原

始的氏族观念,即视不同氏族为异类,比之虫兽而贱恶之。伯夷叔齐作为殷朝的遗民,

誓死不肯降周,也是因为殷周本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帛之书曰:“古公亶公,陶复陶穴

,未有家室。”(复,说文释作“地室”也),此周人自述其先代之诗,犹云居于复穴之中

,未有家室,可见在当时周文化远不如商文化。但周是当时的新兴之邦,国力既盛,并

曾受其锡封之大国而灭之,如金之于辽,元之与金,清之与明,其事先后如出一辙,都

属于兴盛的野蛮民族对有先进文化的民族的侵略。而败者之遗民不愿降胜者,是出于对

异族的贱恶和排斥。周人后来也称商民族为“殷戎”、“纣夷”,其实是出于同样的观

念。这种排斥异族的意识,来自于图腾文化中氏族内部对异图腾的排斥和敌视,本是原

始文化的产物,却残留在了儒家文化中,转化成了一种盲目而又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

,既而竟成了后人据以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实在可笑之极。

同时,如果仅仅因这些文人做了两朝贰臣就将其归为大节玷污,同样是对其不公正

的评价。爱国不等于忠君,天下不是一个君主的天下,国家也不是某个政权的国家。所

谓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便要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的观念,其实就是

混同了某姓王朝和祖国的概念,这也是历代统治阶层竭力要灌输给人民的意识:即爱国

就是爱现政权,但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和儒家思想有冲突的,按照儒家大同的社会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清人孙希旦《集

解》注:"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既然天下不应该是一家的,而是

公众的,须以贤能的标准选择主宰(在现代是政府),那么在民族和文明力量的竞争结

果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顾炎武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

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就明清之际而言,连老百姓都不愿做朱家的子民

,要随李闯王造反,书生要找出路,必然要依靠有力的主宰。而皇太极、多尔衮、福临

、玄烨几代统治者的英明练达都非明代末期的昏主可比,做范文程还是做史可法,不仅

关系到个人前途,也影响及天下民生。我们可以为明代政治的黑暗腐败而愤慨而扼腕,

也可以为顾炎武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发奋图强,谋求改造文化的出路而振奋,但又有什

么理由责难晚明士人的仕清呢?难道都要他们效死于靡烂的南明小朝廷,成为左良玉、

史可法那样的殉葬品吗?

明清之际,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化关系早已解除,民主思想也已启蒙,当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甚至振耳发

聩地喊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之时,我们还能迂腐地以此来要求那些“变

节”文人吗?蒋寅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清

之际的知识分子考虑得更多的是民族、文化的命运,“不言而喻,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知

识分子更应该理智地审度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因为这时个体的命运已和民族、文化的命

运联系在一起,个体的选择将成为民族、文化的选择,并决定其未来的前途。在这严峻

的历史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兴灭继绝,拯救汉文化的沉沦。而个人的出处穷通,

相比较之下就成了细微无关大局的问题。”我们可以为钱谦益“变节”后的再度反清而

欣慰,可以为吴梅村晚年的痛苦忏悔而感动,也可以为龚鼎孳超脱世俗的勇敢而喝彩。

但我们应该看到,钱谦益和吴梅村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

和士人面对历史的变迁时个人难以自主的悲哀。但这一切都不应该使我们在评价历史上

的知识分子时,忽略其真正重要的根本性价值和所担负的责任,而将个人出处取向作为

评判人的大节的标准,明末清初的学者的观念实际已超越了这个命题,三百年后我们如

果复拘泥于此,见识不是远出古人之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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