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批蒋介石——维持原判

再批蒋介石——维持原判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文化版整版报道了蒋介石日记入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并向公众开发一事,还摘引部分学者针对2006年蒋介石日记首次开放以来所作的研究。不出所料,这些研究果是一片赞扬之声。

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从进入大学,接触网络以来。就发现以前学习的中国现代史,许多事情面目全非了。典型的,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就从过去反动派的代表,一下子提升到具有相当正面色彩的政治领袖。几年来经常看到网上对蒋介石的种种赞扬,如今这些赞扬终于见诸报端了,而且是具有相当学术气味的《南方周末》。

过去我们对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评价,确有失之公允的地方。近些年思想解禁,这种评价开始回归历史真实。但是不少观点矫枉过正,依据片言之语,断章取义,置客观历史事实于不顾。一定要大反特反蒋介石反面历史人物的定论,做出不正确的结论。

我看过许多网络上的文章,以及这次《南方周末》的报道。深觉有话要说。对蒋介石所做过的坏事,其人的真面目,表达我个人的观点。

一.追随中山,总理信徒——真的是衣钵传人吗?

1906年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期间,结识跟随孙中山的陈其美.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一些同盟会的起义。1912年在陈其美授意下,暗杀同盟会一派的“政敌”——革命元勋、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为孙中山立下“第一功”。1913年,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由于刺陶案,孙中山算是从心里接纳了蒋介石。但是刺陶案的作用并不是大得不得了,这次普通的会面后,蒋介石仍是受陈其美的直接领导,直到1916年陈为袁世凯所暗杀,才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

1916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蒋介石并不是时时刻刻在孙中山身边从事革命。在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的一段艰苦时期,蒋介石或在上海混迹十里洋场,加入黑帮。或时归时离,以各种借口推辞去广州从事革命。此一段时期,蒋实无明显的革命行动。

1922年6月15日夜,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孙中山登上永丰舰。蒋介石于25日收到孙中山电报,从上海出发,于29日也登上永丰舰。与其他56人一起,陪伴孙中山度过不舒服的42天,成为他一生极力炫耀的政治资本。然而到此时,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也只是加重了印象而已。到黄埔军校预备建立时,地位仍低,原定的黄埔军校校长并不是他。不过后来蒋介石耍尽手段,屡次以去就相争,孙中山才任命他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即便如此,职位还是不高,完全在国民党中央之外,直到孙中山去世。不过作黄埔校长却成为他培养嫡系,抓住军权的开始。这也使得我们常常误以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个职位很了不得。

孙中山一生革命,身边常相左右的亲信,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都是知名的革命党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无不很早就跟随中山,具有相当的革命资历。而蒋介石不过是以一军人身份,成为孙中山属下的中级将领,军事资历尚浅,政治资历为零。根本不可能成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物。蒋介石一生都在宣扬孙蒋之间有特殊情谊,甚至蒋是孙所属意的接班人,纯属欺骗性的政治宣传。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信以为真。孙中山临死时没有指定接班人。但是如果指定的话,无论如何也指不到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地位的提升,乃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没有威望足以领袖群伦的人物,才给了蒋介石“联甲倒乙,复拉丙以图甲(冯玉祥语)”,夺取权力的机会。

二.忽左忽右,排斥异己——革命信仰云乎哉?

蒋介石在早期,是一“红色将军”。可以说是以左派身份起家的。

孙中山自1924年开始明确实行联俄联共政策,黄埔军校的创办,得力于苏共的支持。然而因为立场主张的不同,国民党内一直有右派存在。但是正值联俄联共的初期,有苏共鼎立支持,左派颇得优势。像廖仲恺、汪精卫、早期的胡汉民都是左派,蒋介石此时也是左派。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8月就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右派胡汉民牵涉其中,被调往苏联考察,实为放逐。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参与国民党针对右派的一系列惩处。然而蒋介石竟借调查为名,诬陷并驱逐其上司粤军军长许崇智。这件事引起众怒,汪精卫甚至一气之下要逮捕蒋介石。但蒋却因此事取悦了苏共而免于处分。胡、许既去,蒋介石在书生气十足的汪精卫的提携下,不久就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第二号人物。至此可说是以左派身份“正式出线”。谁知第二年就有了震动一时“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阴谋。意在打击汪精卫左派势力与中共。结果汪精卫被迫出走,蒋介石遂成为国民党内第一号人物。在苏共与中共的妥协下,蒋介石又发动“整理党务案”,排除国民党内的中共势力,大权独揽。而后为取得苏共支持北伐,又打击“中山舰事件”中借重过的国民党右派。真是反反复复,极尽“左右逢源”之能事。

蒋介石能走上国民党最高位,靠的不是革命功勋。实是利用“刺廖案”和“中山舰事件”,使用鬼蜮伎俩,排挤打击国民党元老及中共的结果。“中山舰事件”中,蒋诬陷汪精卫与苏联顾问阴谋害己。其实但是左派的汪一直视蒋为“左派同志”,具体意见或有不同,哪里会有阴谋?而苏联顾问一直认为蒋只不过是“人事之争”,直到事后还一直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暴露出真面目,开始血腥“清共”。

由此可见,蒋介石并非有些人讲的先左后右,而是忽左忽右,表里不一。时而联合左派打压右派,时而联合右派打压左派。"左"或“右”都不是信仰,而是权术使然,成为他排斥异己的工具而已。有人还想研究一下蒋介石思想的转变,实无必要。因为他的思想根本就没有转变。

三、培植党羽,分裂中枢——不是军阀胜似军阀。

《南方周末》的文章说:“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读来令人作呕。直教人不得不说话。

1926年的北伐,实起于之前李宗仁所属桂军进军湖南讨伐吴佩孚。先后有唐生智的湘军,李济深的粤军,再有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后来又有冯玉祥西北军。北伐非但不是蒋介石领导,而且北伐中蒋的中央军功劳最低!

当李、唐打败吴佩孚拿下湖北之后,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这样可以行成对孙传芳的战略优势。而且武汉位居中部,地势优越,有利于革命。然而当大部分中央委员去到武汉后,蒋介石竟在南昌建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赖着不走了。虽然在南昌建立司令部的理由站不住脚,蒋还是一意蛮干,不惜抗命中央。同时开始招募新客,大建私人班底。不仅有与革命无关的“军阀余类”黄郛、张群,还有与革命更无关的“流氓头子”黄金荣。黄埔门生也纷来相投。编制之庞大俨然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卒至在南京正式成立政府,造成宁汉分裂。

蒋介石之所以不愿随国民党正统中央定都武汉,显然是因为武汉的中央不是他的中央,各军均非他所能控制。此时其羽翼渐丰,所以不惜制造分裂,另立中央,在东南建立自己的地盘。这种行径已与革命南辕北辙,是彻头彻尾的军阀行径。国民党自此以后自家内再无法真正统一,肇端实自蒋介石始!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对抗蒋介石,正是学习蒋介石抗命中央好榜样。

“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又复出后,针对阎、冯、桂发动中原大战,规模为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混战所未见,蒋介石黩武的程度,比旧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形式上完成统一,成为国府首脑。而实际所控制的不过苏、浙、闽、皖、赣五省。国民党内仍然是派系林立,各地依然是割据状态,正如同军阀时代。蒋介石的中央不过是名义上的中央,他实际上也只是个军阀,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军阀,坐拥中央名器而已。

蒋介石在诸多方面,与军阀相比,令人叹息。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军阀时代,官方尚不与流氓往来,军阀纵然贪腐,也决不与流氓有染。孙传芳所属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儿子曾因争风吃醋差点把黄金荣打死,上海人为此拍手称快。而蒋中正到上海后,因早年曾加入青帮,上海滩流氓便受到国民党提携,公然出入公庭,与政府要人称兄道弟起来。李对此深表痛心。黄金荣后来还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帮会头目张啸林、杜月笙也成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如此说来,蒋介石的心胸真比军阀为大,什么货色都容得下。再有,1926年中比条约满60年期限,北京的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要求终止旧约,另签平等新约。然而双方在新约签订前旧约的有效性及新约签订期限上无法取得一致,事情一拖再拖。最后由顾维钧主事,张作霖发布法令,单方面宣布废除中比条约。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意义重大。然而1928年张作霖死后,比利时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提出此问题,南京政府居然承认条约中比利时享有的特权,持续到享有同样特权的缔约国半数以上同意放弃这些权利为止。顾维钧称此举使中国陷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恶性循环。这样看来,军阀的眼界,也不在蒋介石统治的南京政府之下。

四、被逼抗战,领导全国——态度坚决有几分?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是毫无争议的主和派。且不评论他“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单从“九一八”事变后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到《塘沽协定》,再到《何梅协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蒋从一开始就是主和的。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是促成蒋介石抗日的直接原因。蒋事后死活不承认与张杨有协定,并出版宣称是以其日记为基础的《西安半月记》,反说自己对张杨晓以大义,而二人最后悔过云云。其实全是胡说,此书不过是陈布雷根据其意思杜撰的伪作。不少人还以此为据,实在谬之大矣。然而西安事变的结果很明显,蒋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但“剿匪”立即终止,而且庐山会议联络各方准备抗战。正是因为抗日,国民党各实力派、共产党、民主党派乃至全国团结一致,奉其为领袖,蒋介石的声望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他日后宣扬自己“民族救星”的根据。

那么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是不是就一心一意抗日,决不言和呢?不是!

“七七事变”,全国性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还在通过德国大使调停中日之间的矛盾,但是调停失败。至1938年,蒋已与日本人搭上线,和谈不断。遂有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实际上,由于日本内部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意见不同,加上战线过长力有不逮,“三原则”下的和谈条件已优于德国调停时期。蒋、汪都主和,此“三原则”确可作为和谈基础。然而因近卫没有明确撤销日本之前一直坚持的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的声明,蒋担心和谈后自身地位,不愿附和。但汪精卫不愿再拖延,遂出走越南河内,公开发表和平主张。敦促国民党进行和谈。为摆脱私自与日媾和,受日本支持而夺国民党或者蒋介石声势的嫌疑,汪在其著名的“艳电”发出后,还准备出国赴法修养。然而蒋介石还是生怕汪精卫先声夺人,为自己和日本谈判时制造障碍,派特务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了汪的秘书,是为“河内刺汪案”。虽然当是并没有证明是蒋的所为,但汪精卫已确信是蒋无疑。这一毒辣的行为刺激了汪精卫,遂不顾一切,径自与日本谈判,法国也不去了。并且还公布了1937年12月20日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证明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尤主其事。最后在日本人支持下建立“汪伪政府”。所以说,汪精卫之事,有蒋介石国民党秘密主和的基础。

蒋介石最痛恨日本人承认了汪伪政权,但是他最痛恨的事发生后,还是不死心。迫于全国的压力,一直处于敢和却不敢言和的状态。诸如“桐工作”之类与日本私下的和谈不断,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过来帮忙才算完。主和派甚至有为国家利益而主和的,而蒋介石主起和来,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才行。

态度归态度,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也一直进行。然而我们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奇怪,很像郎咸平批评国人对国企老总的态度,不抗战是应该的,抗战是不应该的。一得到蒋介石抗战的资料,则大有欣喜若狂,冤枉了好人之态。其实,当时全国齐心协力,共御外侮,需要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而蒋又拥有国家名器,于是被奉为领袖。当此之时,领导全国,捍卫民族利益是任何一个领袖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对蒋的这种心态实在荒诞,怎么不想想当初是谁放弃东北又置华北于不顾,打击抗日力量,一意内战,直到被自己人“逼上梁山”?更何况国民党正面作战的军队也来自各个派别,并非蒋介石一家。而据李宗仁回忆,在抗战时,对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仍摆脱不了“嫡系”、“杂牌”之见,在装备、战区各方面分配不公,几欲置抗日的“杂牌”军队于死地,靠抗日来消灭异己。像“皖南事变”这样的事就不用再说了。

五. 军队拼光,经济崩溃——统兵治政俱属低能

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是其众多欺骗性政治宣传中的一个。他在日本受到的,其实不过是不足三年的普通士兵教育而已。蒋日后在军事上暴露出来的无知,也反映出这一点。

蒋介石政权的支柱之一黄埔系,是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早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就把黄埔军校当成他培养私系的摇篮。刻意拉拢学生为其效命,为建立私人关系,罔顾军令。黄埔中受其拉拢的人也多以“天子门生”自居,各人都自恃有“通天本领”,在军队中不服管理,上下不和。

蒋本人的军事指挥也毫无章法。最严重的是经常以电话、电报直接指挥前线的师团级指挥官,有时私自调动军队,连战地最高指挥官都不知道。前线部署一旦被打乱,最后只有吃败仗。并且蒋在不明前线战况的情况下,胡乱指挥作战。有时竟坐在飞机上,军舰上瞎指挥起来。抗战乃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许多败仗,责任都在蒋介石本人身上。

蒋介石军队不堪作战,指挥乏术。纵有美式硬件护身,也难以弥补。终至辽沈、淮海战役,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政治上固然有其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军事水平也难逃干系。

在蒋介石的主力崩溃之前,其治下的国统区的经济已经先行崩溃了。主要还是货币制度的崩溃。蒋介石政府自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后,就逐渐走上邪路。发行本身没有价值的信用货币成为他以纸易金,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大肆发行法币。直到1948年8月辽沈战事还没有结束前,开创人类金融史上最瞩目的货币大贬值记录的法币,再也发行不下去了。随后的金圆券政策如出法币一辙,又成为他攫取人民金银外汇的工具。现代金融制度到了蒋介石手里,只沦落成为以他为首的四大家族的摇钱树。在他的一个个货币政策下,人民的财富也被搜刮殆尽了。国统区的经济没有死于战火,已经先死于蒋介石的治政本领了。

李宗仁对蒋介石有一句评价:“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堪称评论蒋一生特色的经典之语。

六.退守孤岛,维护统一——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蒋介石得到的一个强有力的好评是,依附美国却反对台独,坚持一中原则,维护祖国统一。

1958年八二三金门炮战后,中共与蒋介石确有默契。中共对金、马外岛攻而不取,蒋则对外岛败而不弃。成为美国无法使台湾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在台岛上对台独分子也是极力打压。在台独势力受美国摆布,甚嚣尘上的今天,颇有历史意义。

然而鉴于蒋介石出卖领土,不维护国家主权的记录太多,实在让人感觉他老来悔过,重新做人的难度未免太大。蒋抗战前期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何梅协定》又放弃华北主权。1945年为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卖面积是台湾44倍的外蒙古。后来又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又卖国,又不卖国,真是令人困惑不解。

但是当我们把国家利益和蒋介石的个人利益分开处理时,就好理解他的这些矛盾行为了。抗战前举国一致要求抵抗时,蒋介石为达到消灭国民党其他派系和中共的目的,枪口对内。乃不惜对日屈辱,置国家主权于不顾,签订卖国条约。解放战争中为取得苏联和美国支持,同样以国家主权相赠。这是他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时候,蒋介石显是取了前者而不顾后者。当他个人利益又恰好与国家利益一致时,自然两者都取了。

退居台岛以后,蒋介石需依托美国而存在,但美蒋之间利益也不完全一致。在蒋来说,保证自己在台湾的绝对统治地位,是最根本的。而对美国来说,把台湾从大陆独立出去,最符合国家利益。而台岛独立,脱离大陆的后果,对蒋来说,则意味着失去“携共自重”,维持对台湾统治地位的基础,势必导致完全听命于美国而地位不保。蒋介石后来为驱逐军队将领孙立人,造的就是美国人支持孙谋反的谣。金、马外岛远离台湾本岛却与大陆相望,是台湾与大陆分离的障碍,蒋介石可以放弃离大陆更远的海南岛,却不放弃这些外岛。而大陆对其探囊就可取物,也维系其归属台湾的地位。至于台独分子,不仅有损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有损于蒋的利益,自然为蒋所不容。

但是客观上,蒋令台湾避免了独立是现实。所以当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说,在台湾让蒋当总统比让别人当好。毛泽东还开了玩笑,说可以给蒋介石资助,“帮”他向大陆派飞机、派特务。

蒋介石一声的功过是非,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一两本书所能表述得清的。然而对其的总体评价,早已能盖棺定论。我们固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听风是雨,一有片言之语对他的好评,则顿觉过去对他的定论一无是处,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蒋介石的反面形象,难逃历史的无情定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艾恺访问梁漱溟时,问梁漱溟蒋介石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梁笑答:“他最大的贡献,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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