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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员长请示。

为什么要“请示”呢?

为什么要请示呢?因为宋子文他们抵苏之前,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梁敬錞说:对苏交涉方针,在子文离渝以前,中国政府本已议有宿案,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Laees与优越利益Eminentinterest之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此与苏联“维持外蒙现状”之要求沿非正面枘凿,或易就绪,遂未深筹对策,今僵局发生,乃在外蒙,故子文散会后,即将外蒙交涉提出三种意见电渝请示:(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但是,外蒙古问题出现后: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先生径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蒋(经国)谈话中,斯大林虽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之理由,但仍持其保卫西伯利亚之观点,不肯让步。又谓: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凡此强横之论,固皆不足重述,但下列数语,则美国今日,似应加警惕,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指经国先生)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第三个力量是谁?经国先生追问,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

梁敬錞写道:斯大林之真意,虽已探明,而重庆之新训令迟至四日仍未到达,宋子文似因无法再缓,乃即以其上述“高度自治”之办法,提出第三次会谈。第三次会谈,为七月七日,时间自下午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宋子文指出原协定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之文,并不承认独立之说,斯大林谓曰:外蒙今日,已日“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宋子文提出中国愿畀处蒙以高度自治之地位,使其军事外交方面,可以自主订约。则苏联尽可与外蒙订立驻兵之约,以达其防卫西伯利亚之目的。斯大林仍不可,且出示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四种,一为友好同盟条约,一为中东路南满路协定,一为旅顺大连协定,一为外蒙独立宣言,宋子文以外蒙独立宣言,如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双方辩难,至为炽烈,如左:

宋:外蒙问题,吾人已有现实之建议。

斯:此建议并不现实。

宋:自我政府视之,则属现实。

斯:然则吾人未能同意。

宋此为予所接到之训令。

斯:容吾人与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至为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亦至遗憾,容吾人到此为止。

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着告诉老K,你不卖国:一切都免谈!并没有要你卖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老K终于示弱了:

蒋委员长于七月四日接获宋子文三日第二次谈话报告后,五日返渝,六日召集高级幕僚,盱衡全局,通筹审议,当晚发出训令,其电文要旨如次: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三)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有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电中谓“此系中国最低之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则牺牲无益,即可相机中止交涉,先行回国,俟报告后,再复苏联”辞意坚决,嗣后又于七日续发两电,均同此旨,并有此是一劳永逸之指示。

照老K的自圆其说说法,外蒙古独立是因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私下答应了苏联,以致不得不屈从,但是,照梁敬錞所说:外蒙独立所以成为问题,系由于“维持现伏”一语之解释。此解释罗斯福与斯大林便已不同。罗斯福面请魏道明大使转告蒋介石,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可见美国并没有要你卖国卖这么多!据王世杰、胡庆育《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有这样一段:

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各国”)的现状应予保持”。我方认为这只是早明当时的情势:即蒙古自称独立,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仍然存在。可是斯大林却坚说“现状应予保持”几个字放在括弧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之后,其意义乃系外蒙的“现状”即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现状”即是保持外蒙的“独立”地位。谈判开始时,我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以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相要挟。嗣我方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我在原则上承认外蒙独立,但须:(一)由外蒙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愿否独立;(二)俄国声明尊重外蒙独立;(三)应明白划分外蒙与中国之边界,以杜纷扰。关于疆界问题,我方最初主张以丁文江等所绘外蒙地图及一九二六年苏联旧图之边界为界线,斯大林表示不能接受,亦不愿于换文中作任何关于疆界之声明,我方坚持,苏方让步,并决定“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可见老K当时明明也“认为”中国至少有宗主权。由此反证,老K卖国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如今怪老美,但老美并没要你卖那么多啊!

官样文章出笼

老K既然“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老K明明出卖了外蒙古,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其谎言无耻,真是中外罕见。

如此参观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方面,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假戏的,以便使国民党得以御卖国之责。演出这幕假戏的国民党代表是雷法章。据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之四》,雷法章“湖北汉川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廿六年,抗战军兴,先生开始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调兼民政厅厅长。卅一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

卅三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转任渐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卅七年,又调任考试院秘书长。四十一年六月,复膺待命,出铨叙部部长,以迄于今。”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时,他的身份,正是内政部常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三月,雷法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有回忆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签订条约。政府同意外蒙古完成法津手续之后,允许其独立。而所谓法律手续,即是举行外蒙公民投票。至于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行,并不能主动干涉。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则应促请外蒙当局,派遣代表团至渝,与我外交当局商定之,在居留外蒙期间,一切言语行动,务须特别审慎,避免发生任何枝节。法章外蒙之行,即在奉行此项使命。归国后所提出之报告,亦在上述使命范围之内,并无逾越。参观与监督不同,任务范围亦大有差异也。

政府遣派参观外蒙公民投票之代表,虽为法章一人,而奉派与法章同行赴蒙者,尚有十一人。居留库仑六日,实地参观投票情形,并考察外蒙各种事业情况。归国之后,编制报告,赍呈中央。该报告共分四节,都六千言。一为在外蒙古工作概述,二为外蒙古公民投票情形,三为在外蒙古各种参观情形,四为参观后之感想。内中对外蒙当局甘受苏俄诱编,而不自觉,以致背叛祖国,附庸苏俄,以及苏俄对于外蒙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控制外蒙政权各节,叙述颇多。因苏俄侵蒙,人所共知,法章赴蒙参观,所得实际认识尤为深切,据实报告政府,乃责所应当,焉能有所忽漏。

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除详细报道其办理之程序、方法、与手续而外,并特别指陈“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及“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之举”等语,报告中央。至于当年政府公允许外蒙独立,系根据中苏条约之规定,事关政府适应当时国际情势之最高决策,初非依据法章之报告,而所作之决定,事理甚明。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

雷法章又说:回忆法章从政,逾二十年。忠党爱国,笃实谨慎,为生平素志,从未曾取巧亏职,自背良心。先是,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

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抗战发生随沈主席鸿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继并代理主席职务。号召青年,争取民众,从事游击战争,树立敌后政权,破坏敌人统治,日军竟悬赏伪币百万元,求购法章首级。其衔恨之深,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足以证明法章忠于国家之事实。抗战胜利之后,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任务,体念国家付托之事,安肯违心论事,丧权辱国,自毁历史哉?

苏俄强暴,举世愤恨。政府今日从事反共抗俄,胜利在望。光复大陆之后,拯救名存实亡之外蒙古,当为急要之图,惟是已往史实,本有其时代背景,非可一笔抹杀。法章确信当年政府当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自尊心,与保存民族光荣历史之自信心,远在任何爱国志士之上。然所以必采断然处置,允许外蒙独立者,当有其万不得已之理由与苦衷,非局外人所可了解者,吾人信仰领袖,拥护政府似已勿庸于再议。法章才识谫陋,谬膺政府派遣,曾为参与此重大国事有关事务之一员,鉴于当时情况,难以得人了解,易生误会,用为说明实际情况于上。

奉命谕,不吭气

雷法章这一回忆,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第一、在“公民投票”结公布之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叫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处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帮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老K大员的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老K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

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谨慎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何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老K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公民投票”结果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老K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不也不敢吭气了。

“公民投票”大特写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这一真相,雷法章在《中外杂志》发表《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有大特写如下:

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决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第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即令鼓起勇气这样做了,难道不怕事后遭受严重的清算?在这种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这是“控制”了人民的真正愿望。

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第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是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这些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也绝对不会指示他们捺印在反对栏之中,结果他们是被欺骗着捺了一个违心指印而不能自觉。这是“强奸”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第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居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来投票的人只给你一条“赞同”的路走,如果不来投票的则由事务人员在代你有赞同栏签上一个名字,轻而易举,毫无稽考,等于来一个缺席裁判,又有何不可?观乎投票人数的比例之高,这样情形的可能性,是不容漠视的。这是“伪造”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所谓“伟大的行动”也者,可能就不够有“光荣的成就”了。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聪明,实在也是非常惧怕,有些做贼心虚,惟恐投票结果发生意外的情势,妨碍了他们做苏俄附庸的机会,所以采用也上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这种方式既有“控制”的作用作为基础,又有“强奸”机会可补损失,更有“伪造”的便利作为保障,最后才能完成自我陶醉的得意之作,揆其用心,也就实在可怜而可笑了。

“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回想有关外蒙古独立谈判之初,据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曾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上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斯大林)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是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理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复,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这段话是很能道出国民党的立场的,国民党清楚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他们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民党辛苦多年来的舟张为幻,最后还是落了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内幕抖落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代结论

所有的文章都该有结论,这篇文章的结论,不必我来写了,我抄一段《蒋总统秘录》做为“代结论”:

尽管这个条约的缔结,并非出于中华民国之所以乐意,但是中国政府对它还是寄托了一线希望,就是说如果斯大林还能够在“道义”上尊重这个条约的话,则至少在亚洲地区能有二十年左右的和平保障。

谁知道,斯大林就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却已表现出毫不顾惜地毁弃这个条约的背信行为。

在八月九日拂晓展开攻击行动的苏军,迅速将日军压制;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已经占领了整个的东北地区。苏联凭借了他的实力,造成了正中下怀的“既成事实”。

在苏军出动进入东北地区作战的那一天,中华民国以蒋主席名义对斯大林发出佩慰的电报,电文如下:

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在内心,则由于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原委,未来的不安,是难以拂拭掉的。

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

这是蒋主席在九日夜晚的日记中,预感到将来的危机,而留下的一段文字。

一如预感,“世界全面和平”并没有来临!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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