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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规定该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在该国的法律中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效力.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皇帝的“诏令”、“谕旨”,以区别于市民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欧洲封建时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对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含有组织法的意思.英国在中世纪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没有得到议会同意就不得征税和进行其他立法的原则.后来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各国,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宪法 ,指确认立宪政体的法律.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由此可见中国虽是受了几千年的专制,但是民治的基础和主权在民的观念总还是不断的保留着,然而中国古代虽有类似于宪法思想的观念萌芽,但是在君主统治之下的中国却没有宪法的产生,只能说是有宪法的基础.

从满清末年开始到二十余年的民国时期里, 由于中国那时已经具备良好的民治根基,因此涌现了大批具有宪法思想的法学家,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宪法运动. 民国时期的法律家群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民国动荡的政治形势和严酷的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一群体的法律思想呈现出开放、多元、复杂的特征,法律家们主要通过运用西方的法治理论来改造中国法制.法律家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背景,或编撰书籍、成一家之言,或投身现实、开展司法实践,有的兴办学校、培养法律人才,为民国的法律发展和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等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一笔宝贵财富.

法律家群体在法律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十分关注于宪法与宪政思想的研究. “懂不懂宪法学,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近代法学家”众所周知,宪政思想在整个民国时期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几乎所有的民国法学家都关注了此类问题,并且对宪法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独家见解.当时的社会一大趋势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因此法学家们虽然在政治主张上各有各理,但是在制定宪法,推行宪政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上几乎是保持一致的.在为数众多的法学家里,笔者认为梁启超的近代民主主义精神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民国宪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梁启超-----杰出的近代民族主义宪法思想家

由于梁启超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政治年代,于是他的一生都要求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要独立自主,不受西方列强的干涉;在经济上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能够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在文化上要保持民族文化并且创新民族文化,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梁启超的一生都在坚持不懈的追求适合近代世界潮流的立宪政治制度.早年他提出”君政民政相嬗之礼”,他说:” 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此犹花刚石之下,不得

复有煤层,煤层之下,不得复有人迹层也.至于希、罗二史,所称者其或犹火山地震喷出之石汁,而加于地层之上,则非所敢知,然终疑其为偶然之事,且非全体也,故代兰得常得取而篡之,其与今之民政殆相悬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西方宪政思想虽较为中国成熟,但中国也是不乏宪政观念的,各朝各代君主都能明白民权和君权的平衡厉害关系.到晚年,他一直关注”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他坚称:”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处今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非借民权无以保国权”等等.梁启超这种将国民政治和民族独立融为一体的思想是他一生最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戊戌时期,梁启超有极大的反满情绪,他认为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满人和汉人应该团结起来抵制外来的侵略.1903年10月4日,梁文发表了文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称之为”大民族主义”.他提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的目标,应该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结合起来.然而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具备了民主的思想,但是还缺乏成熟的宪政理论观念,加之他缺少经济事业的缺陷,最终导致他变法运动的烟消云散,从而无法找到一条通往民主自由的大道.但是梁启超作为一名”过渡时代”的法学思想家,其成就和历史局限对后来的宪法思想探索者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和借鉴意义.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

孙中山较早提出五权宪法思想是1906 年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的演讲中, 他说:“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1917 年至1919 年孙中山写成《建国方略》一书,比较系统地发展了五权宪法学说,提出了五院制构想、直接民权的设想以及国民大会的组织等,此为五权宪法学说的形成时期.1924年前后,孙中山对五权宪法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说,使之更加严密和完善. 涵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内容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精华所在,而民权主义又集中体现在五权宪法思想中. 权能分立说是其理论核心,革命程序论是其实现途径. 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思想相对应,孙中山指出中国也有不成文的三权宪法,就是君权,考试权和弹劾权.他认为中国这三权存在的明显问题就是, 君主一人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在他看来,只有“将君权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作三个独立的权,与考试、弹劾同时一样独立”,才能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 于是,孙中山将外国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组合,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达到其“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的目的. 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首先是建立在民权主义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要把国家政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人民管理政治,就是民权.他还认为, 人民不仅拥有国家主权,而且要掌握国家的四大政治权利———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只有拥有了这四项权利才能算真正充分的民权.虽然孙中山这种区能分治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并且没有冲破阶级统治的国家观,但是,他的“权能区分”理论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是对国家理论学说的一大重要贡献,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思想,而且还设计了实现五权宪法的实践途径,即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而步入完全的民主.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孙中山认为按五权宪法下五院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员、监察院) 组成中央政府后,则进入第三期宪政时代.他对政府五院做了具体设计, 行政院的职能是“执行政务”,立法院是行使立法权的专门机关,司法院属于审判机关,他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院设院长“对国民大会负责”,考试院行使考试权,其职责是通过考试确定“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资格.监察院的职权是向国民大会弹劾其它各院失职的人员.孙中山说:”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五权宪法理论是民主革命的产物,在内容上极具系统性和革命性.五权宪法是中国宪政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对于建立中国的民主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一直强调君权至上,君主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清朝以前中国从未有过任何制宪活动,可以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各法学思想家们启动了宪法运动的序幕,开始了中国宪政艰难曲折的历程,而独创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更是对中国的宪政化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虽然两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学思想家的宪政理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然而在一个封建传统深厚和民主文化薄弱的国家开展宪政运动是极其有难度的,他们的民主理论为中国致力于走向宪政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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