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强制医疗亟需立法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正义网”文章


精神病强制医疗亟需立法完善


在《检察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强送村民进精神病院当属非法拘禁》,感触颇多。文中举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讲安徽怀宁县黄墩镇的镇干部,无奈辖内一个汪老头"为了一些琐碎小事上访不断",遂将汪老头秘密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强制医疗,终于解决了"麻烦"。把人拘留了还有期限,逮捕了还可以请律师,那么送进精神病院呢?既然是精神病人,说的话是信不得的,药要吃,针要打,就是别想着出去。幸好汪老头还有儿子女儿在外争取,如果没有家属,或者家属压根就没想到是被送进精神病院了,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这法子还真是绝。

看完之后真是啼笑皆非,而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又感到深深的遗憾。自由是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价值,优先于正义、秩序,位于价值序列的首位。自由是所有文明的前提,所以才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的名句传世。对于个体来讲,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而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没有人身自由,其它各种权利的行使就受到了根本的限制。因此,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人身自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三大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程序、期限、被强制人的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中也规定了因行政刑事强制措施错误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从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必须经法定程序由有权机关批准或者决定,并由法定机关执行;错误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非法为之的,则涉嫌非法拘禁罪,应承担刑事责任;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必须告知并保障被强制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尊重其亲属的知情权,非经正当程序的强制措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总体来说,宪法、刑事法律、治安法律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是比较完备的,然而精神病人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因发病期间不承担刑事、治安责任,遂规定了其它处理办法,不作调整。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就是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法律依据了,然而只是原则性规定,一直也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长期以来都是各省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制定条例来实施。

纵观现有的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对收治条件和程序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甚至很多重要的程序环节设计不合理,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收治标准不一。《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后果,"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现《治安管理处罚法》都规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并未规定精神病人有违反治安行为需强制医疗。吉林省2000年10月发布的《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若干规定》规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触犯了刑事法律,……,不强制医疗将会继续危害社会"的应强制医疗。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2004年8月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把违反治安行为后果较重的"肇事"包括在内。而天津市1991年12月的《收治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办法》和上海市1986年9月的《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早已把有"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治安"行为的精神病人作为收治对象。精神病人发病期间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又带有强制送治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故应慎重从事,国务院部门甚至地方政府扩大法律规定的收治范围,恐怕并不妥当。

其二,送治人规定不清。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具体执行机关,从各省制定的条例看,大多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例如《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事发地公安部门……,依法决定将其送往指定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实施强制住院治疗",但级别规定不清。因强制医疗具有人身强制性,故只能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根据权威精神病鉴定结论,决定或依申请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其三,收治条件不明。从法理角度看,精神病强制医疗的理论依据是精神病人发病时的社会危害性和国家对精神病人的公共监管职责。强制医疗要以危害的现实性为基础,并充分尊重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意思表态。因而强制医疗必须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患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明,对"有肇事肇祸危险"的精神病人,应责令监护人加强监管或与监护人协商送医就诊。"防患于未然"地实施强制医疗的做法,不仅妨害了精神病人和其亲属间亲情交流的权利,还有对精神病人行政侵权嫌疑。

其四,程序规定缺乏操作性,相对人权利保障不足。现有各省条例所形成的制度,大多比较粗糙,程序规定不完备,漏洞太多。这里举例说明。强制医疗是行政机关以公权力阻却私人监护权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法律规定,应在通知当事人后生效,当事人享有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力。鉴于精神病人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强制医疗应在通知监护人后生效。现有各省条例一般只规定在强制医疗后通知监护人,而且缺乏明确的期限,甚至有的省份根本没有相应的规定,就容易导致收治后以种种理由拖延通知或者不通知监护人。缺乏相对人权力的保障,就缺乏对行政权的监督;没有相对人的制约,行政权就可能被滥用。汪老头的案子就是例证。

因精神病强制医疗的立法不完善,严重漠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导致强制医疗制度被违法犯罪者恶意利用的例子,屡屡见诸报端,完善精神病强制医疗立法已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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