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战国名将的陨落---因果报应还是另有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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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白起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在37年的军事历程中他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辉煌的战例,但也因在长平战役中屠杀战俘为后人所诟病,在前257年的邯郸战役中他因拒绝服从秦昭王被迫自杀。白起屠杀战俘是在当时复杂的客观环境下采取的不失为明智的行动,不能由此推知其性格的暴虐进而又认定他桀骜不驯的品性,最后定下他自杀结局源自性格缺陷的结论。 白起,中国古代军事家。曾参加秦国东扩的战争,历任秦军左庶长、左更、国尉、大良造等职,获封武安君。在前294—257年他长达37年的职业军事历程中,先后参加了伊阙

白起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在37年的军事历程中他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辉煌的战例,但也因在长平战役中屠杀战俘为后人所诟病,在前257年的邯郸战役中他因拒绝服从秦昭王被迫自杀。白起屠杀战俘是在当时复杂的客观环境下采取的不失为明智的行动,不能由此推知其性格的暴虐进而又认定他桀骜不驯的品性,最后定下他自杀结局源自性格缺陷的结论。


白起,中国古代军事家。曾参加秦国东扩的战争,历任秦军左庶长、左更、国尉、大良造等职,获封武安君。在前294—257年他长达37年的职业军事历程中,先后参加了伊阙战役、鄢郢战役、长平战役等14次涉及秦国的重大军事行动,“南拔鄢郢,北摧长平 ”,立下了显赫战功。史学家司马迁评价他“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 ”。《中国历代军事史话》指出:“古今中外各大名战略家,诚无出其右者 ”。白起为中国军事历史留下了许多辉煌战例和宝贵经验。在前260年的长平战役中,秦军诱敌出击、迂回包抄、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部署表现了白起非凡的作战组织才能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因此有人指出:“吾人细究白起此一巧妙战略部署,及其指挥作战之高度艺术,诚使‘坎尼’、‘坦伦堡’之战,为之黯然无光 ”。

在前257年的邯郸战役中,白起先遭斥革,后被流放,并在流放途中被迫自杀。他临死自慨死于因果报应的命运安排“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但事实真相令人怀疑,屠杀战俘是否合理都有待商榷。


根据实地战争态势来看,选择屠杀战俘是合理而明智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据记载,秦国大规模远征赵国的军队多达60万人,“兴师十万,日费千金 ” ,率领这样一只庞大的军队务求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兵贵胜,不贵久 ”。因为军队在外长期的巨额消耗会导致军队和国家陷入毁灭的危机当中,“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而近40万战俘的押运、转移不仅会暴露军队运动的位置,并且会影响机动能力,将战争的进程一再加长。所以秦军屠杀战俘的行动为军队作战和本国经济甩开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第二,军队越境作战,战区遥远,交通线漫长,对后勤是一个严重的挑战,60万部队的物资补充是否能通过军需供给予以有力的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环节,当时交战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瘠,军队难以找到一切最需要的物资,因此军队后勤完全依赖本国的补给运输系统。据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从秦国战略物资基地将一石粮食运抵秦军驻地需要在运道上消耗一百九十二石粮食,这对国家经济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如果还要满足近40万战俘的物资供应,巨额的战争成本将会使本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为了保证国家有能力将战争进行下去,作为一名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将领,白起必须做出合适的选择。


第三,恶劣的外交环境与当地居民反抗造成秦军参战部队损失是不可能通过动员当地民众来补充,古代薄弱的战时经济无法实现本国大规模的人力动员。有鉴于此,秦军在作战中必须遵循兵力的节约性原则,即将所有的兵力都被包括在战斗之中了,绝不容许某一部分兵力闲置不用。如果保留战俘,那么就需要从一线作战部队中抽调兵力建立战俘营对降卒实行就地看管或者押解回国,在紧急时刻还需增强警备严加看管,这无疑对于兵力的使用而言是一种十分恶劣的管理。


综上所述,发生在长平战役中的屠杀战俘行动是军队统帅在全面考虑战争形势,经过周密考虑并权衡得失后做出的合理决策,是一名杰出高级将官务实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证明了他在自杀前的陈词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消极归因。虽然是用的非正常手段解决问题,不能不说这给史家们留下了笔伐白起的口实,但是事实却就是这样白起这么做了为了大秦他这么做了,牺牲了自己的声誉为大秦的统一搭上了一个台阶.


长平战役后,白起将秦军分为三部,一部攻占皮劳,一部夺取太原,白起亲率主力留驻上党,准备进攻邯郸,迅速占领赵国。这引起了赵国及周围各国的恐慌,紧张的态势迫使赵韩两国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赵国密使苏代从个人利益及国家得失两方面来动摇了秦国行政首脑范雎灭赵的决心,并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建议。不久,范雎提出军队疲惫,急待休整,“五苑之草著、蔬莱、橡果、枣栗足以活民, 请发之 ”,建议昭王同意赵韩两国的停战请求。昭王考虑到秦军在历时三年的长平战役中大获全胜,但是自身消耗巨大,“秦虽破长平军, 而秦卒死者过半, 国内空 ”,同意与赵国达成停战协议,于公元前259年1月从赵国撤军。

秦军撤退后,赵国并未如约履行协议,而是利用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现状与齐、韩、魏等国结成联盟,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共同对付伺机东进扩张的秦国。秦国为赵国的背约行为所震怒,于是在公元前260年9月向邯郸进军,但是长平战役后长达九个月的休战间隙为赵国经济恢复、军队补充、外交联络上赢得了时间。赵国统治集团调整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策略。对内,赵国全民戮力同心,发展经济生产,鼓励人口繁殖,加强武装战备。同时,秦军屠杀战俘的行径激起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一心抗秦的民众情绪;对外,赵国使者出使诸国,纵横捭阖,建立了抗秦统一战线。


白起认识到交战国战略势力的细微演化,认为从现在两国乃至两军的实力对比来看,秦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舆论和民众意志上都不具备击败赵国的优势。因此,他反对秦国在这个时候展开对赵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便无法停止,秦赵两国立刻进入交战状态,白起很快也接到了应征令。

很快,秦国的军事行动遭到了赵、韩、魏等国的联合抵制,“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 ”。万分焦急的秦昭王屡次召见白起,希望他接管前线军队的指挥权,但是白起却以健康原因一再拒绝,不久秦军在邯郸战役中失败退却,放弃了河东、太原、上党地区。而白起于前257年遭人参劾,被迫自杀。


对于白起的死因,历史上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白起之死源于他自己所认定的

因杀降而“获罪于天”,有人认为他死于自己暴虐恣睢的性格,还有人认为是他功勋卓著而遭人嫉恨。在我看来,白起之死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 秦国军功受爵机制对草根阶层的刺激。秦国经过商鞅改革后施行军事人事制度改革,

直接以战功大小来决定军官的任命与升迁。白起没有经过系统军事院校的学习,也没有累世公卿的军界背景,他从军队的基层起步,凭借战功逐步升迁,跻身军队高级领率机关。足见秦国军功授爵制对于个人发展的良好激励效果。但白起拒绝参加邯郸战役并非国家授予的军衔与爵位不够荣耀,而是另有其原因。那就是白起的自我实现价值发生了改变。这也就是引发日后与君王权相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全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将官,升迁与爵位已不再是白起军队服役的目标。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言,白起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他在长平战役末期已经着手制定灭亡赵国的作战计划,并部分付诸实施,希望借此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现代管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组织里面,对高层人才的激励,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让他完成可以使他潜能得到最大发挥的工作,了解他的理想抱负,只有这样才能使高层人才的执行力得到充分发展。 ”但是组织领导者秦昭王并未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改变,在未同前线将领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发布撤军令,强行中止了白起的作战部署,这种管理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当组织领导者与高层人才发生冲突时,当整体战略与个人抱负相抵触时,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快捷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让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交换看法,达成一致。假使秦昭王与白起能够在长平战役后就是否立即发动对邯郸的军事行动进行协商,形成一致的意见,那么这种矛盾也会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成就动机和归属需求的双重驱动作用。一方面,阿特金森——麦克兰

德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个体的成就动机中存在一类避免失败的动机,“这类个体往往会选择容易的任务确保成功避免失败,而较少选择完成难度较大的任务 ”。白起作为一名成功的职业军人,一生不败的战绩为他博取了崇高的声明与威望,他不希望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在邯郸战役中留下不光彩。另一方面,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出人有归属与爱的需求,“个体都会有使自己从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的愿望 ”。在组织中,个体的利益会得到保障,个人的价值会予以实现。进而个体会将个人命运与组织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归属感中产生了对组织的责任感,一旦组织取得成绩有所发展,个体会对组织产生自豪的感觉。军队是白起发迹的起点也是他走向巅峰的舞台,军队也因他而赢得了荣耀与辉煌,他为这支成就自己的军队而骄傲与自豪,因此,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白起慷慨陈词“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 ”,拒绝了秦昭王。


第三,个人理想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冲突。范睢入秦之后, 向秦昭王提出了向东扩张的“远交近攻”战略, 实现“得寸则王之寸, 得尺则王之尺 ”的国家利益。很快,秦国在 “主攻三晋”方略指导下于公元前259年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而长平战役结束后秦昭王停止军事行动是考虑到战争对于国家经济、政治生活造成的严重干预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行调整恢复,而并不是放弃首攻三晋的既定方针。但白起作为军队高级将领无视战略域中军事以外的因素,没有认识到“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的发动与中止取决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种要素作用的结果,这种战略视野的长短导致了白起对于邯郸战役的主张与“远交近攻”的国家战略相抵触,这种冲突伴随着秦国东扩战争的实施最终将白起抛弃。


第四,个人情感与君王意志冲突的结果。秦国自商鞅改革后国家组织大为简化,军政权力集中控制于一人。范雎在给秦昭王的信中指出: “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 何也? 为其割荣也。 ”并明确说:“今臣闻太后、穰侯用事, 高阳、华陵、泾阳佐之, 卒无秦王。 ”不久, 秦昭王着手粉碎当时专权的魏冉集团: “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 ”建立集权独裁统治。因此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当个人情感一旦和君主意志发生冲突时,个人要么选择服从君主意愿,要么就选择死亡或死亡,而白起选择了死亡,他一再拒绝服从秦昭王的命令,并以死相抗,那么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第五,个人威望和君王地位的冲突。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是以人治为主要特征,人的地位在传统的行政权力结构中相当突出,个人权力与威望往往超过职位权威,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导致权力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白起的才能与战功为他获得了崇高的声明与威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 ”,这种源自人格与知识的权力与威望在无法律条文的制约下不断膨胀,对秦昭王形成了客观上的挑战。秦昭王日趋强烈的不安最终在以邯郸之战为表象的情况下得到总爆发,范雎的参劾“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馀言 ”只不过是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毋庸置疑,白起在其军事历程中无可避免的对交战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长平战役中屠杀战俘的行动遭到历代宣扬人权思想的文人阶层的诟病。显然,这种评判结论是建立在道德伦理基础上。中国长期奉行儒教传统,礼义道德代替了法律,在历史人物评价上也往往以人物品性评估成就。长平战役中屠杀战俘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幕令人感到遗憾的惨剧。但是,长平战役也极大缩短了国家统一的进程,开创了新的纪元。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因此对于白起的功过评价应建立在综合审视诸多客观历史因素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走向简单与偏激。

从白起的军事历程来看,其军事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擅长实施野战进攻、追击。在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各诸侯国人口有限、增长缓慢,人力资源较之国土资源更加宝贵。只有通过对敌武装力量实施歼灭性打击才能达到消耗敌国,制造比较优势的目的。白起的军事思想刚好适应了历史发展水平对交战形式的限制和要求,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战争规律的,这是他作为一名冷静理性的军事将领所应具备的素质而非他嗜血残暴的性格写照。因此我不认同有人在评价白起时由他的屠杀战俘来顺理成章的认定他性格的暴虐恣睢,进而又推测他居功自傲、桀骜不驯的品性,最后定下他的悲惨结局源自性格中的缺陷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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