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上瘾四百年

“她从南美古文明走来,魅力四射、使人兴奋,却又充满欺骗、暗藏杀机;她被爱过、恨过、禁过,却仍有着过多的魅惑……”

——【英】伊恩·盖特莱



虽然烟草进入中国才四百来年时间,却迅速在中国攻城掠地,风行开来。烟草的进入在满足国人的嗜好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农作物格局和人民的生活理念。

至少在公元432年,人类开始吸烟。1000多年后,中国人开始吸烟。

烟草的进入,不仅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习俗,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在此之前,中国农民的劳作,仅为满足衣食之需。而明清时期从美洲传入的近30中作物中,也唯有烟草,是纯粹为满足人的嗜好而生产的。

仅仅四百年,这种外来植物就将中国催化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种植国和消费国。当然,这个魅惑之物在农耕文明中的生长与蔓延,也充满了曲折与冲突。


飘自美洲

至少在公元432年,人类开始吸烟,其直接证据是现墨西哥贾帕思(Chiapas)州倍伦克(Palengue)一座庙宇的浮雕上,展现了玛雅人在举行祭祀典礼时以管吹烟和部落头领吸烟的场景。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印第安人居住过的洞穴中,考古学家也发现遗留的烟斗和烟斗中吸剩的烟丝,这些遗物的年代为公元650年左右。此时的烟草,仅为印第安人独享,直到哥伦布将它带给全人类。

1492年,哥伦布率领的船队在巴哈马群岛登陆,他们看见许多当地土著嘴含一团燃烧的植物叶子,一口一口地喷着烟雾。哥伦布将发现烟草的地方命名为多巴哥岛,烟草的西班牙语名“tabaeco”由此而来。中国最初也把烟草译为“淡巴菰”、“淡肉果”等。

一个叫德·吉雷兹的船员好奇地尝了一下,成为欧洲第一个确定的吸烟者。

1558年,从美洲返航的税收将烟草种子带回葡萄牙,次年传入西班牙。第三年,发货驻葡萄牙使节Jean Nicot将烟草种子带回法国,法国女王就称烟草为Nicot,烟草的植物属名Nicotiana以及致瘾性物质“尼古丁”因此得名。烟草宽大的叶片,迅速摇曳在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并继续飘洋过海,被殖民者传播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种植物与风尚的传播显然并不顺利,德·吉雷兹把烟草带回到西班牙,邻居们对他嘴里冒烟万分惊讶,认为是魔鬼附体。后来,他被宗教法庭投入监狱并杀头。


“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

第一株烟草何时在中国出现,已无法考证。关于烟草的最早的历史资料,散见于明末清初的一些著作。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姚旅著《露书》有一段关于烟草进入中国的记载:“吕宋国(菲律宾)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日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

明代名医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中说:“此物(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1573—1620年)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有种植之矣……由是遍传,而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

农史学者大多认为,福建漳州、泉州可能是中国最早引种烟草的地方,时间约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的明万历年间,从菲律宾吕宋岛传入。此处还有两条传播途径,一是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另一条是自日本、朝鲜传到辽宁。

烟草登陆中国后,通过福建、广州、辽宁三个中心向外传播。并随军队的调动以大跨度、跳跃式的方式传播,被官兵跨越数省由闽广直接传至云南和“九边”(辽东、蓟州、大同、太原、绥德、甘肃、固源、宁夏、宣府等明代北部边塞的九个军事要镇)。

与此同时,吸烟很快成为“时尚”。明末杨士聪《寒夜丛谈》说:“余儿时见食此者尚少,迨二十年后,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清初王肱枕《蚓庵琐语》也说:“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

从各地的方志资料看,至此到18世纪20年代,仅仅100年左右的时间,烟草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和吸食。一种外来的嗜好品,饥不可食,寒不可御,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国人的青睐呢?

“烟草,火味,辛温,有毒,治风寒湿痹,滞气停疾,利头目,去百病。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这段话出自明末医生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当时许多医书、方志都记载烟草能“辟瘴”“祛寒”,可治妇女胞寒、月经不调、毒蛇咬伤、关节疼痛,可免疫,几乎有“疗百疾”之效。直到今天,在鄂西山区等地,小孩生病,依然有煮饮烟草的偏方。

与番薯、玉米不同,娇贵的烟草,在种植过程中需要人工呵护到每一株,其价格自然很高,加之它传奇般的药效,一传入中国就被作为待客之上品。“酒食可缺也,而烟绝对不可缺,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

商人对这一新商品表现出足够的敏感,明朝北方边贸“匹马易烟一斤”,即为他们早期掏的第一桶金。烟叶流通范围扩大,刺激了烟草种植业发展,而烟草产量增加,又为烟草的进一步扩散提供了条件。


吸与禁

烟草传入之初,其药效被夸大,而过量吸食则会生病。明末崇祯时《恩平县志》记载说,“烟叶,…夷人以御风湿,徒取一时爽快,然久服面目惧黄,肺枯声干,未有不殒身者。”清初《物理小识》里提到,“淡把姑……然服久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为吐黄水而死。”

几乎在烟瘾盛行之始,吸烟与禁烟的对抗便开始了。在几次禁烟风潮中,有人甚至付出了官位或性命代价。

1639年,明崇祯帝传谕禁烟,“犯者论死”。次年,有个举人赴京赶考,潜出城买烟,第二天就被处死。一种说法是,崇祯帝之所以如此,是他觉得“烟”与“燕”谐音,吃“烟”即意味这燕京的陷落和灭亡。

然而,虽然犯者处死,但民间依然普遍存在“私种”、“潜鬻”和“偷吸”。不久,蓟辽总督洪承畴以“辽东戍卒,嗜此若命”为由,奏请开禁。此次禁烟令仅仅维系三年,就不得不撤销,并允许民间种植和商人贩运。

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掀起了第二次禁烟风潮,对烟草的种植、吸食、贸易乃至制作烟具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下令“大禁之”。告示颁布三个月内,刑部审理“烟案”多达60余起,处处以游街示众、鞭打、贯耳和罚款者多达百人,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官员受牵连而受罚。但是,诸多的文武大臣依然吞云吐雾。禁令只禁“小民”,不禁官吏,“禁下不禁上”,没过几年就失效了,皇太极不得不在1641年开禁。

到了1718年,康熙帝再次下旨,禁止军民和官吏吸烟。但吸烟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习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依然照吸不误。

毋庸置疑,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是禁烟的原因之一,而禁烟行为背后更深刻的动机,其实是烟草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民以食为天”,对其他“本末倒置”的经济作物是排斥的。与同样出身美洲的甘薯和玉米不同,烟草侵占良田,消耗劳力、肥料和资金,影响粮食生产,反对者颇有不满。比如皇太极,他禁烟的理由,就是认为烟草比五谷杂粮“耗财货”。

另外,烟草是一种昂贵的嗜好品,吸烟耗费钱财,这和勤俭节约的传统思想有很大的矛盾。蔡家琬在《烟谱》里记载明代流行的一条民谚,“一日吃烟钱,多似一日吃饭钱。”因此,有人上书乾隆皇帝请求禁烟说:“民所习而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资,未有如烟也。”

虽然禁烟多次,但都收效不大,政府的态度越来越暧昧。1736年,大学士方苞奏请禁烟,乾隆认为如果全面禁烟,则“偷种者多,犯法者众”,处理起来必有困难,没有批准,只是限定在城堡内间隙和近城菜圃中栽种烟草。

而到了嘉庆年间,原来的禁令几乎完全被抛弃了。江苏监生周斫奏请将种烟地改为种五谷,非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反而被革职遣送回乡。

禁烟,则烟价倍增,烟商更加活跃,每禁一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烟草的发展。

至康熙年间,民间种植烟草非常普遍,特别是福建、广东等地盛产烟草。

18世纪以后,中国烟制品逐渐增多,制烟已趋向手工工业生产。嘉庆时陈琮编辑的《烟草谱》记载:“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衡烟出湖南,蒲成烟出江西,油丝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兰花香烟出云南……水烟出甘肃之玉泉,又名西尖。”由此可见,清代中、后期烟草栽培及其工业生产已相当兴盛。

而烟草的贩运形成了一批贸易中心,除了福建烟区外,湖南衡阳,湖北汉口,甘肃兰州,浙江杭州等烟草集散中心先后形成,“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岁靡数千万金”。 19世纪90年代,仅上海一地年平均烟叶流转量即达12500吨以上。

同时繁荣的是烟草文化。文人名士和达官贵绅认为吸烟是一种雅好和时尚,以烟草为题吟诗做画,着力渲染吸烟的情趣。清朝女诗人朱中湄在《美人啖烟图》中描绘出一个十分动人的情节:“惜惜佳人粉黛匀,轻罗窄袖晓妆新。随风暗度悲笳曲,馥馥轻烟漫点唇。”

到了晚清,朝廷上下,吸烟蔚然成风,就连不少太监也开始吸烟。贵族与亲戚朋友相见,互敬旱烟,相当讲究烟袋烟嘴的品味。慈禧太后既嗜好鼻烟,又吸水、旱烟。而1900年8月15日,光绪帝被八国联军赶出紫禁城时,依然“手携一赤金水烟袋”。


中外之争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美商老晋隆洋行来中国推销卷烟。而在此之前,中国的烟草,因制作方法都是晒制或晾制,故统称晒晾烟。习惯吸水烟或者旱烟的中国烟民,起初对这种用“白纸卷纸的烟棍儿”并无兴趣。

刚开始几乎没有什么销路,英美两家烟草公司联合采用白送的方法,渐渐地让人上了瘾,终于有一天改为一包大英牌香烟卖三个铜板。这时,上瘾者不想买也得买,“哈德门”、“二炮台”、“老刀牌”(又称“强盗牌”)等多个品种的香烟在上海畅销,继而流传到各地,而专门用来生产卷烟的烤烟,也被引入中国种植。

其后,美国烟草公司先后在港、沪办过一些小厂,就地卷制,于是吸卷烟的习惯逐渐在中国养成。1902年,国际烟草托拉斯——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等地建立烟厂,并在上百个城市中设立推销网点,形成了一个垄断中国卷烟工业原料和销售市场的庞大机构。

而此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纷纷高唱“创办洋务”和“实业救国”。广东南海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喊出了“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于1905年在香港创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初开业颇不景气,受英美烟草公司的排挤和打击,公司资本亏蚀殆尽,3年后即歇业。后来,简照南兄弟得到其叔父简明石的支援,于1909年重新复业。

为了与英美烟草公司抗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北洋烟草公司携手一致对外,1911年开始转亏为盈,获利颇丰,先后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岛一带遍设分支机构。1918年至1919年间,公司两次大改组,向社会招募股份,扩大资本额为1500万元港币,成为中国最大的烟草企业。

爱国始终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口号,1920年,公司生产“爱国”牌香烟,烟标上赫然印着:中国人,中国金钱,中国实业,中国利权,爱国诸君请吸香醇精美之爱国香烟!

然而,从1927年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奄奄一息,此后一直在夹缝中勉强维持生产,1949年,公司结束了大陆的经营。有学者认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所以没落,除了通货膨胀、设备残旧、无力与外商抗衡等原因之外,国民政府对烟草的重税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从清末开始,烟草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抗战开始后财政紧张,1942起国民党政府实行烟草专卖,颁布的《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正烟类专卖正式法规。

与此同时,中国烟民日益壮大。至2007年4月29日,中国卫生部首次发布的《2007中国控制吸烟报告》中称,中国有烟民3.5亿、“被动”烟民5.4亿,几乎有9亿人每天都要与香烟接触。 H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

新闻阅读排行

热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