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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战争现象研究中,战争阴霾下民众的生活细节往往被史学家忽略。那些战士、将领、普通国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淹没在战争的巨大投影下,也更少人会从人性最隐秘的角度探究两次大战对男女关系尤其是对情爱与性爱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 谈爱、说爱、做爱,这些寻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在战争的冲击都会毫无例外地被改变。当战争的阴影降临,动员令下达,分离成为现实,家庭的破碎已是无奈,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接踵而来的战事与社会动荡使夫妻、情人之间的感情和生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考验。情爱与性爱的完整不复如初:热情可以通过笔墨来传递,可以通过短聚来重温,军团调动、假期探亲、临时遣返甚至后方扫荡都可以为离别的爱侣创造重逢的良机;然而幸福转瞬即逝,欲望的洪流却无法停息,肉体交流的缺失使双方的感情生活都已不再简单,情感需求和性需求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在前线及后方的每个角落,于是人们排遣欲望的形式和途径日趋多样,甚至对军事行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使政府机关不得不直面问题的严峻,从而开始对性行为的各种存在方式(夫妇关系,通奸罪行,性交易,性服务,同性性行为等)进行管理。

性,这个可以轻而易举通过人性最私密的地区,获得对方身体与灵魂的武器,就这样被列为国家事务之一。所幸痛苦并不等于永恒,当战争硝烟散尽之时,情爱与性爱又得以回归平常;经历了战争创伤的欧洲人认为:曾经的阴影已使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寒而栗,只有和平才最终使痛苦走进了历史,为人们所铭记,而只有痛苦被铭记,人们才能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情感与欲望的战争

■文/徐娴

大炮轰鸣之时爱情的呻吟并未停息。只要男人与女人还存在于世界上,则无论多么惨烈的战争都无法摧毁两性之间最本质的互相吸引和渴求,无论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由两性合作共同缔造。正如法国雷恩第一大学的佛朗索瓦·罗格教授所称:“箭与火的战争,也同时是一场情感与欲望的战争。”

2007年9月22日-12月31日,法国巴黎残疾人宫军事博物馆举办“爱情、战争和性”主体展览会,展示从1914年到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人性生活。在既往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尽力将战士的英雄气概与战争故事紧密联系的同时,男性丰富的情感世界与他们无法克制却被迫压抑的生理需要却往往被忽略掉。事实上,大炮轰鸣之时爱情的呻吟并未停息。

战地裸女艺术

当战争爆发,年轻的士兵告别父母、妻儿或情人,走上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们的性渴望在战争期间被生硬地掐断。然而,士兵们并不是战争机器,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人。炮火的轰鸣并不能停止他们对家人的思念,更无法将本能的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从他们生活中抹去。

在战场上,死亡的阴影如蛆附骨挥之不去,士兵们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便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士兵丹尼斯曾说:“躲在战壕中的时候,德国人的飞机日夜在头上盘旋,即使我能够幸运地睡着,可一合上眼,脑子里便浮现出妻子一丝不挂的形象,她还把手臂缠在脑后,给我摆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姿势,而当我仔细看时,她的头居然是一个骷髅!佩戴着法西斯袖标的死神站在她的身边,让我不敢靠近!” 在死亡的阴影下,士兵想到的性,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和平的渴望,裸女艺术便成为他们最直白地表达。

丹尼斯曾在诺曼底登陆的沙滩上,自豪地让法国记者拍下了他与“妻子”的合照:那是一个十足丰润的全裸长发女子侧卧沙雕,丹尼斯本人则一脸得意地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裸像身旁。

在更早一些时候,1940年5月,在经历德军“挥镰行动”的炮火洗礼后,人们在阿登山区的战壕墙壁上找到发现一群大大小小的人物浮雕。雕像形态各异,质地粗燥,明显是匆忙创作留下的痕迹。而就在这群“战壕艺术品”当中,人们意外发现一个女性的上身裸像:饱满的乳房,高翘的乳尖和平滑的腰肢,似乎作者小心地将其全部的想象和怀念都凝聚于指尖,利用战火稍歇的时刻忙里偷闲,在清一色男性的战壕中创造了这么一件极具诱惑的作品。

把这种战时裸女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大洋彼岸的美国士兵。那就是诞生在二战期间的美国轰炸机上的机头艺术。战争的残酷、死亡的威胁和对异性的渴望交织在士兵们心里,主宰命运的轰炸机于是成了发泄的地方。他们给飞机命名,在机头上画各种各样的图画——表现他们最渴望、最欣赏的东西,甚至是见不得人的想法。

执行投掷原子弹轰炸广岛的B-29“伊诺娜·盖伊”号,就是用飞机机长保罗·蒂贝茨上校的母亲命名的。电影明星、对长官的调侃、对敌人的嘲弄,甚至还有米老鼠和唐老鸭之类的卡通形象,都统统被搬上了轰炸机。最多、最普遍的机头画是性感的女郎。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因为这种机头艺术并未影响部队士气,反而可以缓解士兵的焦虑情绪而默许了它的存在。美国大兵们越画越放肆,机头女郎衣服越穿越少,姿态越来越放荡。放肆的机头画引起美国国内一些保守人士和基地附近的居民不满,美国陆军不得不在1944年8月颁布了35-22号军规,要求机头画要“具有庄重的形象”。创造形形色色战地裸女艺术的士兵们,无疑是全世界最不应该被嘲笑的艺术家。

当性成为武器

虽然人们总说和平时期的战士是悲哀的,但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能尽快结束战争回到家人身边几乎是唯一的希望。作为心理战的一部分,在战争和冲突中散发性话题传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影响手段。

二战期间,德国宣传机构首先大量散发色情传单,以挑拨美、法、英军队之间、士兵与后方民众之间的关系,利用宗教和种族问题对敌方施加影响。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敌人士兵的坚定意志,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1940年6月德军对法国展开全线强攻之前,曾经向法方驻地空投数万张题为《妈妈告诉我》的宣传画,画面上年幼的男孩和女孩围在神情忧郁的母亲身边问到:“妈妈告诉我吧,为什么爸爸死掉了?”德军意在通过此举摧毁对方精神防线、削弱法军战斗力。德国人最后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当月战争的胜利。

同样的手段也被英国人学去用于打击德国人。据2001年6月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为了打击纳粹德军的士气,英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小组竟然想出了一个歪招:炮制纳粹高官、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及德兵妻子们在后方的色情故事,然后将这些“色情炸弹”通过传单和广播等手段不停地向德军军营进行“狂轰滥炸”,导致许多德军士兵由于担心“后院失火”,无心恋战,士气低落。

英国人还炮制出了许多“德国官方文件”,并通过这些“文件”向德军士兵们散布一些可怕的内幕消息。这些消息包括,由于德国男子纷纷上战场,其妻子闲极无聊,大多红杏出墙,以至于一些在德国境内的外国人纷纷押下赌注,赌谁勾引到的德国士兵的妻子最多。这些炮制出来的色情故事,被写在明信片传单上空投到德国军营中,有的则干脆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德国士兵的耳朵里。

英国历史学家坎培尔说:“在敦克尔克大撤退后,我们就开始利用欺骗、诡计和想像等手段来武装自己,有一些宣传手段纯粹是胡闹,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项系统性的政策,并且持续了好长时间,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防止己方士兵轻易被敌方的色情宣传攻势打败,产生厌战情绪,许多为前线提供武器的法国军工厂得到政府授权为战士们制造一些表达思念的金属配饰,其中一种最流行的挂件,是一枚拇指大小、镂空的心型橡树叶,中间是故乡爱人的名字。同样在前线医院里,给伤残军人使用的一种拐杖也设计得颇为精致,头部半径不足一厘米,从顶端到尾部圆周逐渐缩小,就在空间有限的拐杖表面,布满了姿态各异的裸女浮雕。

性压抑带来的暴力

对异性形象、人偶,尤其是肉体的迷恋是前线战士们日常消遣娱乐之一,这背后却隐藏着共同的痛苦:性压抑。从这一点而言,建立在两性定位研究方法上的战争史,首先是一部以战时男性的精神折磨为主题的历史,而有压抑则必然会有发泄。

士兵们的精神发泄渠道,既包括由官方正式组织的前线慰问活动,如战区演出、亲人探访、圣诞礼物派送等等,也包括虽有违***道德但被官方默许的军妓随行,甚至蹂躏被占区妇女的现象。出于宗教压力,前者主要出现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如北非战场;后者的罪魁祸首则主要集中在德军内部,地区相对集中在二战时期的法国沦陷区,时间则处于维希傀儡政权执政、地下抵抗运动兴起之时。

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在参与大战的各国军队内部都有记录。敌国或者沦陷区妇女通常成为强奸罪、性服务的首批受害者。众多揭露德军性罪行的资料显示,性暴力在军中的泛滥涵盖了言语侮辱、性暴露、破坏性器官、性虐待等多种令人发指的方式,军方虽然在官方文件中明令禁止,但在事实操作上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法国沦陷时期中部平原地区的一名小镇医生的病员收诊档案中,有大量德军强奸当地妇女并导致其死亡的罪证,医生详细记录了受害者的年龄和症状,也保存了许多给受害人防治性病的处方,这些血淋林的历史文件,曾经一度呈上二战军事法庭成为德军重要罪证之一。而在法德边境的洛林地区,人们发现了一处曾作为德军临时驻地的犹太教堂,在犹太教传统视为极其圣洁的大卫画像旁,挂着一张列明教堂后各个小房间的妓女开放时间表,德军将该地区掳掠的年轻妇女集中在此地供士兵淫乐。

性犯罪成为历史上所有战争都无法避免的丑恶现象。从心理角度分析,这种战场性暴力的肇始往往出于男性力量、国家力量、军事力量胜出的成功心态,对敌方妇女进行性折磨,在给士兵提供欲望发泄渠道的同时,更能够凸显士兵们获取胜利并摧毁一切的“王者”心态。。

战士之间的爱恋

对异性肉体的热衷及各种变态性行为是男性在乏味的军事生活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而当战争研究深入之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现代社会中其它非主流的情感在这一特殊时期也曾大量存在,性欲望的释放并不一定集中于异性的躯体。

美国《生活》周刊记者于1945年5月7号德国在兰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在巴黎市政广场上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两个分别持有手榴弹和手枪的男性士兵在街头公然拥吻。这样的场面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影像档案中并不少见,战士们似乎也并不避忌被媒体抓怕到他们同性亲昵的场景。

除了战场这一特殊环境,纳粹时期的集中营,同样聚集了数目庞大的同性队伍。

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尽管战争风云下军中同性恋人数剧增,可公共舆论对同性恋仍然采取歧视、鄙夷甚至镇压的态度,德国1871年的刑法修正案中特别针对同性性行为采取的制裁在希特勒当权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在1933年至1945年间,根据纳粹官方资料显示,约有十万名德国男性因同性性行为被捕入狱;其中超过一万名的军人被送往集中营,而犯有同性通奸罪的囚犯在集中营的死亡率高达60%,因为大部分人在抵达当天即被送往毒气室或被视为“另类”而送往医学实验室,纳粹倒台后只有4000名此类囚犯得以幸存。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期间,因受当时舆论环境局限,针对同性恋战士的血腥镇压竟不被纳入纳粹战争罪行之一,换言之,战时同性性行为依然被参战各国视为耻辱和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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