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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北大教授张颐武的一段言论,引来了极为强烈的反响,鞭挞者之众与支持者之少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争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个错位的“标准”,即“孔子和章子怡谁更重要”或者“孔子和章子怡谁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而事实上,仔细阅读张颐武先生的言论和发表背景,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中国文化面对外国人的传播途径”或者“传播载体”,而不是“中国文化”本身。


张颐武先生发表的言论中最受关注的是两句,一句是“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另一句是“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这两句话其实并没有问题,因为,张颐武先生显然是想讨论“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如何打通”的问题,即如何将高端文化通过一个合适的载体传播出去的问题。他的意思是,通过姚明和章子怡这样的“中国梦的文化想像”传递“孔子”这样的中国文化,而并不是说“孔子不如章子怡”。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如果大家还记得电影《不见不散》,一定对葛优教ABC(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时的场景,他是从“你吃了吗”这种最具生活意味的问候语教起的,而不是《荷塘月色》这种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文章;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人,一开始就告诉他“孔子学说”,他一定是难以理解,既然如此,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载体”,有何不妥呢?


再看张颐武先生发表言论的背景。他接受采访是由于《新周刊》“如何‘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中,探讨的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


反观这些天如潮的评论,多为一边倒的指责,而评论者大多都是基于比较“章子怡和孔子谁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一标准。


因此,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争论是“无谓”的,它基于“误读”,而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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