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析>中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

经过七次审议的<<物权法>>无疑成为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并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物权法的核心是不动产,不动产的核心是土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用土地来构成物权的,中国的土地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使用权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也是立法者们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很多网友发表的观点,他们认为农村的宅基地应该可以流通,农民的承包土地应该适当进入流转.而为什么我们的立法者最终没有采纳这些民众意见呢?我认为这与我国几千年来的财产法律制度的传统模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一,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演变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 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基本性的、支撑性的经济制度, 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关系, 则构成土地产权关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不同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 不仅会对农业生产的效率产生影响, 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影响.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社会地权关系的一大特点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没有经历过从合一到分离的演变过程, 而是一开始就处于分离的状态, 并且随着分离的不断加大,土地使用权越来越独立.总的来说, 国家对于土地产权的态度变化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国家完全控制土地所有权、严格制约使用权———国家所有权和使用权博弈———国家不直接掌握土地所有权———国家向土地使用权提供保护.

现代所有权的经典解释载于<<法国民法典>>第544条:”所有权为对物完全按个人意愿使用及处分的权利,但法律及规定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由此不难发现,所有权的意义是与国家的公法和个人的身份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种抽象的概念.中国古代是没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的. 从夏商周至晚清两千多年间, 中国的土地制度历经井田制、名田制、王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 不断发展演变着.然而无论怎么改革地权制度,都是围绕着土地国有进行.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私田也只是指明了由谁来获取收益,而不是现代所有权意义上的谁可以自由处分和支配.因此他们所享有的只是一种”领主权”类似于使用权,而真正的所有权还是国家所享有.

中国古代国家所有权的至高无上性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它并不能抑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可避免的分离以及个人天生对于土地财富的追求和占有.于是便呈现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不断独立开来的演变趋势. 西周时期“天下王土”的观念相当稳固, 当时分封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为了解决国土面积辽阔与统治者难以亲自经营的问题, 农民对于份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是国家所有权所赋予的,由此决定了土地使用权最初是作为所有权的附属权利而存在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变革,证明土地使用权由原本依附于所有权变的开始独立化的萌芽.汉代以后, 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也从严格制约向放松控制转变.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使中央集权统治得到恢复和强化, 土地的所有权要进行重新认定. 户籍上都载有田地的顷亩四至,户籍是土地所有权的明证,户籍登记和土地核查是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土地所有权一经确认,“诸盗耕种公私田者”、“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诸在官侵夺公私田者”,均要受到法律惩处,表明公田和私田的所有权都受法律保护而得到强化。晚唐到宋代时期土地制度的重大变化有力地证实了国家所有权弱化和私田所有权强化的土地制度思想的演变趋势.这一时期租佃制度开始充分发展, 在此条件下,土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权产生的收益权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 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晚清时期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三主”形式的出现及认可, 充分说明土地使用权独立性的增强.

二,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村地权制度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历代统治者经历土地改革的层层演变,最终通过强调利用人的”所有”,否定土地所有者的”所有”的方式使得人们增强对土地的利用取得预期利益的信心和期望,从而达到巩固社会稳定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物权法>>立法者有所共识,他们认为土地权的核心问题是保持现状和保持稳定.

人类共同的生存和生活决定了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秩序,因为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而社会秩序的核心就是社会财产的秩序,而这一个财产秩序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权利制度的设计通常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分配和确认社会主体可以拥有的财产的范围;第二确认主体拥有权利和行使这些权利的原则;第三保护这些权利的行使和禁止或者惩罚对这些权利侵害的行为.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充分认识到土地分配制度对于社会安定的影响因素,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加以维持.首先, 屯田制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基本特点是土地国有,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它使流民与土地结合起来,稳定了社会社会秩序.其次, 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一种较为完备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它始于北魏,沿用至唐朝中期.其基本特点是:以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的土地为前提,在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条件下,以法律形式确认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均田制也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建立顺应历史潮流的土地制度能够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江山,使整个社会变的更加井然有序.

<<物权法>>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同样是以稳定农村经济局面为立法之本. 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众所周知是以公有制度为基础的,其所享有的权利只能是所有权以外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是那些本应该以所有者的身份所行使权利的人所行使的一种物权,这一点也是我国所特有的. ,“农民集体”一方面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另一方面“农民集体”又无法直接对集体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点也是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有目共睹的一大弊端. 因为我国的土地是公有的,以此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是一种所有权不可交易的制度设计,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具有使土地的使用收益权包括占有能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得以自由流通,所以,在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应该兼有土地的利用与土地上的权利得以流通的功能. 我国土地的集中所有和分散利用制度的前提就是我国的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一切关于物权制度的设计特别是有关于土地制度的设计都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这种情况,显然传统的以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度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至少不能直接搬过来用到我国. 本来在我国,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以土地的公有制度为基础的,一般不会存在所有权的转让问题,但是认定该权利的物权性质有利于切实保护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排除对权利的妨害提高承包经营权人维护财产安全的积极性;也有助于财产的高效率利用,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强化排他性效力的安排使劳动成果、投资收益和维护财产的收益内部化,给予该制度充分的激励和约束,使其更加合理和长期.如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这种排他性的效力,就不会存在约束机制,那么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就是不周到的.这一点是我国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

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发展至今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决定了国家所有权的重要地位. 只有建立了国家所有权,才能使全体人民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从而最有效地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向着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需要的方向发展; 才能根本消除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危机,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才能实现社会中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劳动为中心,按劳分配,人人平等的新型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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